悼明与皇汉（下）：为什么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既要批判新清史，也要否定1644史观？
文 | 秋雨
5， 帝国领土的实用主义
既然在种族主义上异曲同工，那么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为何对悼明反清如此警惕呢？原因简单而无趣， 浙江省委宣传部的微信公众号“浙江宣传”于2025年12月17日发布的《警惕“1644史观”带乱了节奏》早就揭露了答案——完全基于控制前清领土和族群的实用主义立场。该文随即被央视网、央广网、观察者网等多家官方媒体转载，是官方定义并批判这一互联网思潮的代表性文本。
文章因袭郭沫若的故智，给出如下批评的维度，1）“历史虚无主义”，文章认为这种史观将复杂的历史进程简化到单一的时间点，无视明朝国家系统早已崩溃的事实，是一种典型的、以情绪代替理性的解读；2）反对“用现代民族国家概念切割历史”，强调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否认清朝是中国历史不仅违背了历史事实，更动摇了现代中国疆域版图（如对新疆、西藏、蒙古等地统治）的法理基础；3）史观提供了一种心理防御机制，人们将对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愤慨、对晚清昏庸的不满，甚至是现实生活中的挫折感，投射到对清朝的全盘否定上。而后文章警告说，这种思潮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破坏民族团结。历史事实如何有待无休无止的考证，但历史不连续、领土不完整太令人恐惧了，以至于即便某些思潮透露出类似苗头，都必须被坚决驳斥。按照福柯《知识的考掘》的意见：
连续的历史，是主体奠基功能的不可或缺的相关物：它保证了那些躲避主体的一切都能归还给他；它确信时间不会驱散任何东西，除非能在重建的统一性中将其恢复。
躲避汉人统治的族群及其空间都能归还，时间不会驱散对它们进行统治的合法性，这就是浙江宣传一文的主旨吧。
无独有偶，近十年的清史学界视“新清史”为洪水猛兽，也是为捍卫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悼明某种意义上是反方向的“新清史”，也即通过汉人帝国明朝的映照，展示清史内部的不连贯性和异物感。吉林社科院的李治亭《“新帝国主义”史学标本》（《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20日）一文对“新清史”大张挞伐，认为“持新清史说的美国学者，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以帝国主义的观点、帝国主义的眼光看待中国历史，把清朝视为清朝帝国主义。新清史学术上荒谬，政治上危害中国的统一，必然激起每一个有正义感的学者的强烈反对”。如果说此文学理有亏，那么钟焓对新清史的态度的变化更加耐人寻味。他最早的批判是基于北美研究者的史料误读，同时大方承认了新清史超越了断代史（清史）和民族史（满族史）这两种常见的研究范式，以及内亚视角的独到性（澎湃新闻2016年5月8日访谈“内亚视角能给历史研究带来什么”）。然而，后来他开始怒斥柯娇燕（Pamela Crossley）、欧立德（Mark Elliott）、米华健、罗友枝（Evelyn Rawski）、濮德培（Peter Perdue）五位新清史代表，“都不同程度地攻讦或批评我国在边疆地区推行的各种政策。他们支持各种分裂势力，以致目前中国政府在边疆地区采取的各项政治经济措施，大都被他们扣上压制欺侮当地人民的新帝国主义帽子；中国政府维护国家统一的正当行为，被其妖魔化为类似新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的行径。其中，米华健不惜捏造事实，谎称中国政府禁止新疆各少数民族庆祝自己的传统节日；甚至散布谬论，称新疆的汉族人都是解放后才移居至此的中原地区移民及其后代。这些远超学术底线的言论，正是错误学术观点升级为不良政治企图的直观体现。”（《评“新清史”的七个谬论》，《历史评论》2022年第5期）可谓此一时彼一时，图穷匕见，杀气腾腾。
2012年的中国反日游行。
从天下到民族国家，领土如何继承——如何将边疆领土化、民众国民化——始终是现代中国建构的重中之重。提出该命题的列文森（Joseph Levenson）的预设是，控制范围和行政领土的不对等性，帝国与民族国家的不兼容性。中国政府试图推翻这个预设，用实践证明帝国的广阔和民族国家的壁垒森严可以兼而有之。“用现代民族国家概念切割历史”云云已经透露，理想中国的模板绝非现代民族国家，而是由满清的边疆治理技术补全的华夏帝国——无可否认的是，满清历史时期是唯一稳定控制蒙藏新疆的帝国——这个帝国最好能在现代国家机器的输血下复活。
中国政府到目前为止解决列文森命题的答案是，历史中国的天下格局中，表现为“华夷之分”（文化心态）、“郡县羁縻”（政治制度）、“四夷外国传”（族群意识形态）的中心—边缘关系，被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装置，识别为汉人—少数民族，重置为省—自治区或经济发达—欠发达地区。如上所述，1912年民国迅速用后“五族共和”替换了“暴力排满”；1949年后共和国则游刃有余地宣称自己是阶级压迫的解放者，民族识别和自治区是解放的体现和保障；既要民族主义又要领土的当下国家，暂时寄希望于“民族团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说辞。无论哪种说辞，要论证中央对边疆的统治的合法性，都必须要掩盖领土背后的复杂历史，毕竟边疆领土不是什么自古以来或者可以稳定继承前朝的事物，而是自满蒙联姻、驱准保藏、平准噶尔“西征”肇始，历经苏联渗透下的东突建国、达赖喇嘛出走和外蒙独立，以及持续至今的对“疆独”“藏独”的镇压等等，多次暴力征服和规训的结果。
民族解放和发展只是过渡，“伟大复兴”“天下大同”才是理想的终点。然而这个“同”不是“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多元差异”的同，而是有一个种族主义的指标的同化，是以汉化和世俗化生活为模板设立的“现代化”。政府用支付转移力推边疆地区的经济指标增长、完善基础设施，也是用民族身份的优惠来交换政治效忠，用政治资本来交换少数族群放弃自身族群身份、加入汉化的国家体制。在汉族政治精英统治边疆、有限吸纳边疆社会精英的国家形态下，按照种族主义的认同感，同为汉族但对参与政治的既无能力渠道、更无意愿的普通民众，也会分享了统治国家的感觉。但是普通民众现实中的体验是特权性质的少数民族优待政策，是支付转移，是他者的挤压感。这种想象中配得应得的荣耀和实际所得（所谓“基本盘”）错位，是种族主义天然的导火索，整体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暗生龃龉。
被今天汉民族主义者作为偶像的晚清重臣左宗棠。
那么是否能够将共和国的边疆领土合法性的建立在历史叙事以外的事物之上呢？比如宪法制度下的联邦模式，或者承认治权的民族自治区，甚至全民普选。这需要揭示，为什么历史合法性对当下中国至关重要。根据是否存在历史传统的资源，民族主义的产生——特别是在情感主体性的动员上——有两种典范。第一是“想象共同体”，没有过去则想象现在，赋予民众以普遍平等的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来获得政权的初始合法性。第二是“发明/发现历史”，将过去的符号仪式重构为符合现代需求的状态，为现代的现象逆向地寻找历史来源，最好将历史解释为民族起源的神话。两种情况下重写历史的威胁并不相同：对于前者，只要改进历史错误，想象的公民共同体反而越发坚固；对于发明历史的国家，宪政民主下的社会共识也可以容纳不同的历史叙事。唯独在威权体制下，由于缺乏其他的补充渠道（比如民众普选），领土的合法性只能高度捆绑在“自古以来”的历史叙事上，与官方叙述的差异，无论是同立场的修正还是根本质疑官方叙事，都会对历史合法性造成极大动摇，从而引发威权领袖们“借古讽今别有用心”的猜忌。于是，选择必然会动摇威权体制和领袖独裁的宪政民主断不可行，虽然同化会触发种族主义的猜忌，但较之民族识别加阶级政治，其所引发的后果至少在可接受范围内。
另一方面，北美学者从自己的帝国理论和历史研究出发，成为帝国差异统治的支持者，认为多样化而非单一的汉化，才是清朝能有效统治如此广阔土地、差异族群的真实原因，其意见与追求大一统和同化的国内学者根本地相反。这种对传统帝国予以期许的思想根源，可以参照哈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的说法：
在从民族国家转向帝国、从现代主权转向后现代主权的过程中，生产力已从任何国家领土和任何固定身份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帝国并不制造分裂，而是承认并庆贺差异，使这些差异在全球控制网络中发挥作用。（《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帝国比现代权力体制创造了更大的革命潜力，因为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地区与网络日益互连的世界。……帝国的物质主义发展，恰恰为诸众的解放提供了条件。（《诸众：帝国时代的战争与民主》）
后现代的帝国需要被掌握在“地方身份和多样文化的复数形式、不能被还原为单一的身份”的“诸众”，而非作为“压制差异的合成统一体”的“人民”手中，当然更不是陈旧的帝国主义的独裁者手中。也因此，米华健等人担忧的其实是对“大一统”的过度追求，可能导致对少数民族自治权利的侵蚀，这种观察其实是常识甚至不免平庸，然而中国的当代政策将“民族差异”视为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从而实施的严苛管控，居然侧面证明了他们的担忧。如《团结进步法》展示的，当下中国的策略基点根本不是帝国的差异化——且据此越来越远——而是以汉人为模板和统治者的同化。
且不论所谓“国家统一”的意义能否说服所有人（统一的统治者，被统一者，或者旁观的西方学者），我们能看到的是，西方学者的批评至少有知识基础和理论出发点，而国内学者则随时可以根据政治风向改变立场；批评新清史居心叵测、是用政治挟持学术并义愤填膺的国内学者，才是真正在用政治挟持学术，或者用学术谄媚政治。无怪他们可以说出“挟持”这种形容词，因为他们正是在被挟持和挟持他人的游戏中如鱼得水，自然会如此看待身处游戏之外的非中国学者。如果批评都是论心不论迹、用意图伦理取代责任伦理，那么批评一开始就注定会成功，毕竟立场总是经不起质疑。有关帝国历史的学术常识在中国是异端邪说，是学术范式在权力挤压下的全线溃败；而对中国政府的“帝国主义”视而不见，为学术权力而热衷谄媚政治权力行为恐怕才是真正的“远超学术底线”。
按照布尔迪厄给出的有关“符号暴力”的命题，教育和学术系统是不能标榜客观的：
在一个给定的社会构成中，被组成这一社会构成的集团或阶级间的权力关系，置于教育系统的统治地位的教育行动，无论从它的强加方式来看，还是从它强加的内容及对象来看，都最全面地符合统治集团或阶级的客观利益（物质的、符号的和教育的），尽管采取的形式总是间接的。
钟焓等人的言论不幸被他预测到了，他们不愧其优秀人民教师的称号，虽然这个优秀是在“全面符合统治集团”、光荣地维护国家利益意义上的；其实也未全被预测，因为采取的间接形式似乎不至于一步跨到曲学阿世的境界。意识形态、场域的权力关系乃至直接的物质利益会给思想学术带来预设，这是所有学者均不可避免，毋宁说学术原本就是这些关系的一部分。但不可避免不代表避而不谈或听之任之，如果一个学者的所有“洞见”都完全可以根据其背景、立场和利益动机进行预测，那么她在智力上就是平庸的——因为他没有提供超越其身份之外的智识增量。智识上的独立到顺从只有一线之隔，但背后确实无人问津的冷板凳，到数不胜数的奖项荣誉。可悲的是，一个平庸的学者（李治亭）对国家主义的宣传，不过是无关痛痒的“附和”，而一个像钟焓这样文献（史料兼学术史）功底扎实甚至曾被寄厚望成为一代名家的人转型，才是令国家主义无往不利的“赋能”。钟的案例让人感到沉重，更让人沉重的是背后残酷的现实：越是顶尖的专业技能，在权力场域中越容易被异化为高级的“辩护工具”。此可谓“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要补充的是，悼明说、1644史观中的民粹主义倾向，特别是与官方历史叙事宣传（“团结史观”）立异之处。按照洪美恩的分析，民粹主义需要受众们“召唤了一种类似于个人决定权的东西，并表现出对自上而下的审美标准的某种过敏”，而任何对个体性的审美立场的批判，在民粹主义者看来都有攻击、限制个人自由之虞。因此面对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民粹主义反而更加团结：
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标准越严格，人们就越觉得它们是压迫性的，民粹主义立场就越有吸引力。……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话语中，快乐似乎是不存在的。相反，它以责任、保持批判性距离或纯粹审美为中心，使快乐成为无关紧要或不合法的标准性道德范畴。因此，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将自己完全置于流行美学的框架之外，置于流行文化实践在日常生活习惯中形成的方式之外。
大众文化意识形态与民粹的关系，恰可类比“官修史书”与“民间史观”，前者看后者是虚无主义、漏洞百出，后者看前者则是虚伪造作、陈腐刻板。作为个人审美判断（强调其个人性和偏好性）的悼明说，恰恰是民粹主义的必要手段，也是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接管了对（包括审美在内的）个人政治身份/主体性的建构的直接证明。
余论 ：作为政治寓言的《进击的巨人》
拒绝对人类的蔑视。拒绝贬低人类。拒绝剥削人类。拒绝屠杀行为。以及拒绝对人类最本质特性的践踏——自由的剥夺。
——法农《黑皮肤，白面具》
他告诉我他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时，我问他从这一惨剧中得到了什么启示。他解释说，和所有奥斯威辛的受害者一样，他也曾说过“绝不再让这种事发生”。但后来他意识到，这句话可以引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一种是“绝不能再让这种事发生在我的人民身上”；另一种则是“绝不能再让任何人的人民遭受这种苦难”。
——马达穆尼《好穆斯林，坏穆斯林》
最后对上文的阐述进行一个尽量简要的问答式概括。
——为什么“悼明说”能够在2024-26年的中国大陆的简体中文互联网上引发纷纷议论？
—从聚焦的对象来看，是因为《红楼梦》与“红学”的政治隐喻
1 《红楼梦》兼具创作技法、文学价值和极高知名度，是绝佳的借用文本
2 “红学”本身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典范转型的实操者和风向标而为人熟悉。排满革命对应蔡元培索隐，“五族共和”对应胡适的考证，反封建对应“俞平伯批判”，民族主义对应周汝昌“新红学”，汉族种族主义对应网络“悼明”。
—从推动网民参与讨论的认识引擎（Cognitive Engine）看，是因为种族主义的策动。其来源、演变和表现是
1“征服帝国”满清的殖民（满汉）隔离。
2晚晴时期传入的国家主义倾向显著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
3共和国前三十年的极权主义等级制。
4被包裹为现代化的汉化。
5当下常见的各种种族主义变体，比如城乡分隔，编制分隔，地域歧视，民族歧视。
该意识形态引擎在近代史上未得到真正反思批判。在其影响下“悼明”“1644史观”成为大众意见和情绪的突破口。
——官方为什么迅速出面驳斥“悼明”“1644史观”？
—在言论的内容上，种族主义可能会阻碍官方以“筑牢文明共同体”形式推动的同化。
—在言论的形式上，是对文学隐喻的政治性及其介入现实倾向的警惕。
—在现实的考量上，是对领土合法性被该史观解构的警惕。与对“新清史”的敌视同理。侧面说明，作为景观被展示出来的历史合法性内部存在的矛盾和脆弱。
《进击的巨人》最终季中，男主角艾伦最后成为了最大的反派，曾经在前期以激进态度追求的“自由”，最后变成民族主义视角下的国家生存空间。
至此突然想到，原来谏山创的作品《进击的巨人》是一部关于种族主义的作品。马莱（Marley）与艾尔迪亚（Eldia）之间的关于记忆、权力与历史解释权的漫长对立的核心，正是被铭刻在生物学特异性中的“巨人之力”，以及围绕着这个力量而组建起来的、关于“尊卑是非”的道德意识形态。而种族主义真正的可怕之处在于，无论是马莱人还是艾尔迪亚人，他们一旦熟练地掌握了用暴力装置（巨人）来创造并且维持等级化的隔离之后，就会不约而同地对以种族化的方式定义的被统治者，表现出极端的冷漠和残酷。希望脱离历史罪责冤冤相报的卡尔·弗里茨王（艾尔迪亚帝国的第145代王，也是迁都帕拉迪岛后的初代雷伊斯王），率领艾尔迪亚部分人民迁岛筑墙，抹除其记忆并缔结“不战之约”，然而这些策略非但没有对帝国统治基础的种族主义暴力和强制隔离予以揭示和批判，反而在道德虚无主义的蛊惑下，深陷“血统罪恶”的本质论泥淖，反向证明种族主义的核心原则的坚不可摧，进而用犬儒式地自我隔离实践了该原则，用杜绝民众的知情权和政治参与的威权政治夯实了该原则。修筑的三重高墙，保护的不是生活其中的民众，而是自我感动的弗里茨王精心编织的谎言和伪造的和平，而王只是从墙外的胜利统治者，变成了墙内的胜利统治者。于是自其肇始就注定了日后会被激进化的种族主义者“耶格尔派”从内部爆破。以强制遗忘为典型的不得其法的矫正，只会诡异地赋予了种族主义以“正义反抗者”的皮囊，并且将其引发的一系列暴力合法化。
悲剧的是，故事中的弗里茨王别无选择，因为毕竟不是克伦威尔或者拿破仑。毋宁说，谏山创站在21世纪的后现代废墟上，对于用“君主立宪”取代“神权血统政治”，用暴力工具重建世界秩序而非单方面解除武装，亦或将生物权力中性化为某种可共享的生产技术，等等看似在历史上行之有效的，将暴力正当化或说推动政治现代化的种种路径，均一视同仁地表示了怀疑。因为历史也同样说明，上述路径同样以种族原理作为必要的增补物，帝国的公民们自然可以享有自由平等民主和科技进步，但那些被认为天性愚钝懒惰、需要输入现代文明加以拯救的土著人，仍然不间断地帝国的殖民前沿中被建构出来。对此民主化和发展主义的许诺仍旧是镜花水月。于是，虚无的不是弗里茨王，而是古典浪漫主义英雄形象被彻底解构之后的当下创作者。
作为对手存在的艾伦与莱纳，在第五季中，彻底颠覆了受害者与加害者的身份。这几体现了作者谏山创对于民族主义神话的讽刺，另一方面也可作为对今天国际政治的缩影的思考。
由此再看文章开始谈及的记忆两面性。弗里茨王的选择或许说明，往往是先有背叛的忘记，才有记起的记错，用失忆的方式重写的历史宣告失败，试图书写胜利者正义而非幸存者正义的历史也必然失败。历史必须加入不同的立场视角意识形态进行重写，不是说这样可以修正过去的历史书写的错误，从而寻找到唯一真实的过去。而是需要以这种方式，在历史书写被政治意识形态和极权主义操控的征兆出现时，寻找一种新的出路和新的抵抗性力量。这种力量不将自己视作正确，而是视作抵抗正确的嘈杂和混乱，视作必将会新的声音取代的知识反抗，也因此坦然接受终将被驱除的命运。
假如将谏山创设置的隐喻映射到中国的历史现实中，恐怕会形成相当不妙的联想。对共和国当权者而言幸运的是，同化的对象一方面是族群的绝对多数，另一方面可以用文明、现代性的指标加以遮掩（汉化=进化）。可惜的是，以文明进步使者和解放者的身态自居，在不触及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和威权政体的前提下清除具体的族群选项，迫使和嗾使各种族群彻底否定、放弃自己的文化记忆传统历史，其关键用意之一，正在于要求他们否定、放弃那些在前现代时期反抗并独立于中央集权的华夏帝国的历史，以杜绝这些历史衍生出其他可能性的现实。更何况，解放者们又如何可以保证，抽象的主义或者现实的地缘需求不会持续孵化出新的种族范畴呢？
流传在网络平台上的悼明反清的学说，最终被意识形态机器轻描淡写地刹车。善于遗忘的简中网民们开始热衷于追捧下一个热点话题“美国中产斩杀线”，种族主义似乎回到了民族主义动员机制的可控范围内。只是在这个宪政尚遥遥无期、虚无主义却日趋泛滥的年代中，裹挟着诸种未曾解决乃至未被公开讨论的困惑和愤恨的浪潮，每次都会如其所愿地戛然而止么？部分自由主义倾向的网民用“昭花西拾”来讽刺当下中国和昭和前期日本在政治制度和民族主义倾向上的相似性，二者确实均站在了经济力量快速崛起，且强烈表现出对外施加影响力乃至地缘扩张的意图。我们知晓前一个故事的终点，又如何能猜想下一个故事的结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