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与政治——一个中国内陆地下教会的观察（上）

文 | Lance

编者按：

本文作者以亲历者与观察者的双重身份，记录了中国内陆一所地下教会逾十年的发展历程。不同于外部媒体对中国非官方教会零散的新闻报道，也有别于大陆体制内学术研究对这一议题的系统性回避，作者选择了一种介于田野记录与政治分析之间的写作路径：以个人见证为经，以公民自治的问题意识为纬，呈现出一个在全能国家体制夹缝中生长、挣扎、内耗的民间组织的真实面貌。文章所涉及的，不仅是信仰本身，更是在一个将一切社会联结纳入国家机器的政治环境中，一群普通公民如何摸索着建立自治秩序、行使政治权利、承担组织代价的过程。这种探索虽发生于宗教场域，其意涵却远超宗教范畴。出于现实考量，文中所有人物与地点均以代号处理，部分细节亦有所隐去。读者在阅读时，或可将这些省略本身，视为理解这段历史处境不可或缺的注脚。作者在结尾援引了《罗马书》的话：“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无论读者认同何种信仰与政治立场，这句话所寄托的，是一种关于历史见证的朴素愿望——让这段本该被沉默吞没的经历，留存于文字之中。本刊以同样的心情，将此文呈于读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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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纸上写标题是个决定性的行动。他用纤小笨拙的字体写道：1984年4月4日……他突然想到，他是在为谁而写？如果未来同现在一样，在这样的情况下，未来就不会听他的；但如果未来同现在不一样，他的处境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他似乎不仅丧失了表达自己的能力，而且甚至忘掉了他原来要想说什么话了。

（乔治·奥威尔：《1984》，第一章）

——题记

感谢上帝，在动笔的此刻，我很确定是主后2026年，不至于像温斯顿一样连日期都不敢信任。我有幸旁观见证的一个中国内陆地下教会，虽然并没有什么感动中国的事迹，但以政治发展的视角来看，却给坚如磐石的一党专政体制，意外地泛起了一丝涟漪。这些地下教会，往往被称为“家庭教会”，游走在政府管控的边缘。其内部治理的政治实践，对于公民自治这一问题，给出了一份不同于全过程民主的非官方答卷。

“为谁而写”这个问题，投射在中国的家庭教会这一经常被忽视的团体上，显得尤为刺眼。根据《宗教事务条例》，官方许可的“三自教会”看似保护了名义上的信仰自由，实则严格限制其规模与活动，公共舆论场合更是严禁出现任何基督教内容。而不愿受管控的地下教会，除了在境外媒体偶见关切，在国内唯一留下的痕迹，不过是“煽动颠覆”之类语焉不详的判决通缉。不过，官方对基督教、尤其是家庭教会的打压，与其说是防范“颠覆政权”，不如说更多是要断绝国家体制之外的其他出路——正如在私有企业、居民小区乃至快递员群体中建立党政机关一样，全能国家容不下任何平行的社会组织。

基督教会在历史上承担过医院、学校等社会服务功能，而这恰恰是今日中国对其高度警惕的根源。哪怕完全不过问政治，只要教会提供的服务能与党政机构形成竞争，便已触犯禁忌。在教育与医疗等功能被悉数剥离之后，官方许可的三自教会只剩下一副空壳，与圣经记载的教会相去甚远。而这种徒有其表，恰恰成为信众出走、另立“真正合神心意的教会”的根本动因。

有幸的是，我的亲人深入参与了中国内陆一所地下教会的创立与发展。我本人以旁观者的身份，得以从政治而非仅仅信仰的角度，观察这一案例。以下以人员构成、组织活动、宣介传播、内部政治四个部分，以个人与亲友的经历为主线，记录这所教会的发展存续。鉴于当事人安全，所有人员与地点皆以字母代号。

1 单向社会的边缘人——信众的来源

上文提及，中国大陆地下教会建立的初衷，多是不满于三自教会的各种限制，要建立“真正合神心意的教会”。但是，单有发起者，并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社会组织。而且这种不被官方认可的、冒着极大风险的教会组织，是什么吸引着包括初创者在内的信众，去加入和维护它，而非转投更名正言顺的官方三自教会？

有研究者主张，传统的熟人社会通过地缘归属和集体归属，推动了这种“不合规”的宗教组织得以存续，即一种“社区性宗教”，最后落脚点毫不意外地总结到加强基层治理、提供公共服务上。按这个解释的逻辑，地下教会迟早会变成合规的三自教会，因为这仅仅是一种熟人关系的维系，合法合规恐怕比神学上的正确性更有分量。自然，包括著名的“中国新教耶路撒冷”——温州在内，大量乡土教会其实是过往传统的延续，很多“家庭教会”也事实上游走于合规与地下之间。但若以地下教会仅仅是不合规的“漏网之鱼”，来解释近年来打击地下教会的愈发严苛，就如同以“漏网之鱼”来解释逐年递增的腐败落马人数一样，缺乏说服力。

另一种研究强调是境外文化的影响，这就等于又回到了“境外思想污染”的老路上，将基督教的问题等同于民族主义情绪，落脚点变成了宣传教育不到位。还有一对截然相反的观点互为镜像，有立足于上海的研究，认为是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解放了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而有对云南同类组织的研究却认为是边远山村的物质匮乏，导致了寄托宗教逃避现实。总之这类观点，实质上都隐含着某种歧视，将热衷于为主旋律之外的视为“病态”，并找出一种“离群”的病因。

不过，若是能抛开这种“献计献策”的思想定式，不再固化正邪关系，非官方教会信众来源的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思路。意大利学者阿甘本有本著作《剩余的时间》，即是对圣经新约经典——《罗马书》的解读。阿甘本虽然是著名的左翼学者，但在他看来，《罗马书》中的弥赛亚主义与共产主义无阶级社会的到来，并不存在什么泾渭分明的差异。阿甘本事实上继承了本雅明将马克思主义诠释为唯物主义弥赛亚的做法，无怪乎引起了基督教保守主义的警惕——这简直就是《启示录》中冒充耶稣再临的“假先知”现实模板。

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马尔库塞，曾提出了著名的“单向度社会”论断，它不仅指向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更是对现代性的总体批判。对此他提出了“边缘人革命”的主张，只不过他似乎并不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之外的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担此重任，事实上那些近似苏联与朝鲜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何尝不更加“单向度”。他与福柯的主张类似的一点是，真正的革命发生在社会自身的内部，主流的文化要进行解构，而未来得寄托在那些社会内部的非主流群体之上。

那么，全能国家体系下的主旋律，无疑是一种非常“单向度”的社会主流，从生老病死到个人发展，都只能有一种正确答案——依靠党和政府，这也是应试教育常年累月的规训。如果这个单向度的社会，并不能说服每一个成员，它在一个绝对正确的路径上呢？就像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戳破了罗马教廷的正统性神话一样，是非对错发生了倒转。我的亲人加入教会，就恐怕远非是某种“精神病态”导致的错误——毋宁说，恰恰是过于认真地执行这个单向度社会的正确答案，却难以接受完美理论与讽刺性现实的“双重思想”，才对这个“正确答案”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

我的亲人，中年女性，以下暂称为A女士，出身于中国内陆贫困普通的农村家庭，唯一所长即是刻苦努力地学习文化知识。受限于封闭的认知环境，她只能从乡村的基层学校普通教师逐步做起，一路升迁至县镇的教育机构。她是一个非常认真的教育工作者，也曾经是一名狂热的爱党爱国拥护者，自发地纪念过开过领袖的诞辰，也热衷于涉猎所谓的“优秀传统中华文化”，如佛学、易经等。她在加入地下教会前，曾对中国的基层教育抱有深切的期望，多年努力试图将县镇的基层学校，打造为不亚于大城市重点学府的模范样板。然而就像上文提及的总是越抓越多的腐败官员一样，中国内陆的地方腐败，多年来都集中暴露于一些民生项目。当努力清偿基层学校的债务，最终却只能换来汶川地震一般的豆腐渣教学楼时，被工作压力拖垮身体的A女士，彻底脱离了基层教育的一线工作，转入后台的闲职，等于是放弃了所有对于基层教育事业的理想。我个人觉得，相较于她所说的“不愿再误人子弟”的愧疚感，更多地恐怕是再继续认真工作下去，只会迟早成为问题工程的转嫁担责者。

宣传描绘的光明未来与腐败社会现实的讽刺，这种逻辑似乎又落入了“宗教逃避”的解释。然而，A女士不是没有找过精神药方，但传统的儒释道“出世”“和解”方案，等于是在现实面前选择逃避。直到她耐下心来听进基督教会的讲道后，她觉得自己在基层教育这一“灵魂工程师”外，终于又找到了人生努力的方向：这次依然是关乎人的灵魂，而且还是神学意义上真正的“灵魂救赎”。A女士在面对党组织对她为何退党的反复质询中，说“但愿我今后不用说假话了，更多地去做一个诚实的人。”她之后至今的这些年里，超过十年，她将全部的热情，甚至绝大部分的可支配资源，重新都投入到教会的发展上。

在我所观察的这个内陆地下教会（以下暂称为Z教会），最大影响力曾覆盖上千信众，并与本省乃至临省、全国、海外的各种教会进行广泛联系。很多信众既非熟人，也非贫困，更不是物质过度导致精神空虚，而都是认真勤勉工作的一般公民。并且多数人无论是世俗工作，还是教会事务，其真诚的热忱都超乎寻常，特别是教会的工作人员，即“事工”，乃至管理者“长老”，多是兼职义工，并不从教会获得实质薪资，甚至还是教会资金与物质资源（如地产、日用品等）的主要捐赠者。

Z教会的主要牧师，暂称为B先生，是A女士的入教受洗人，原本是官方许可的三自教会的牧师，经常在省城的主要教堂讲道。后因发觉省城的三自教会缺少真正的神学热忱，只热衷于拉拢信众入教敛财，愤而分离出三自教会，成为Z教会的专任牧师。他也因此得以放胆去讲一些官方认为不该讲，但又实际存在于基督教中的重要内容，如无可避免的末日、基督再临的审判、现世的悔改，乃至于对无神论和进化论的质疑，等等——这些内容一般被认为不利于“社会稳定”。B先生即是一名典型的兼职义工，虽然他是Z教会的专任牧师，同时还要经常进行巡讲，与其他教会进行交流联系，后来更是扩展了神学生的培养教育。令人惊异的是他不仅是多个儿女的父亲，还另有世俗的商务工作去供养一名全职太太。每次问及他为何能处理好诸多事务，他总是谦卑地声称这是信仰的力量。

事实上A女士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没有放弃教育系统的本职工作，只是没有那么多的热情，将她绝大部分的休息时间和资源都投入进了教会的发展。到后来她更是能够在Z教会的聚会礼拜中，担当讲道的主讲人（自然女性身份也带来了不少争议）。

Z教会的多名“长老”，暂且称为C长老与D长老，都拥有各自的小生意企业，他们更多地是源自温州商会的加尔文宗传统，后来以重要捐助人的身份加入教会，多是不满于三自教会的神学不够纯正。在我印象中，C长老对于官办教育和主流婚育方针都存在着不满。约在十年前，Z教会中新加入了数位年轻人，不少具有大学身份，后来成为神学培训班的首批神学生。目前他们中的大部分，也都成为了该教会或其他本省教会的核心事工。

除此以外，Z教会信众的身份，从农民到教师、商贩、律师、公司职工与管理者，乃至公职人员，不一而足，甚至包括表面上的共产党员——这意味着他们要经受更多的压力。很多信众，如一些本地服装市场的商贩，若是不问起信仰问题，很难看出他们与其他普通的中国公民有任何差异。问及他们为何加入Z教会的原因，与其说是对于现实生活的逃避，倒不如说更多地是对现实生活的不满，特别是对官方主旋律宣传的那些美好的“正确答案”产生了较大的怀疑。而三自教会在管制下又必须与主旋律保持一致，按他们的话说就是三自教会的宗教生活“没有生命”，导致他们只能选择代价更大的地下教会。

正如上文所提及的，虽然中国大陆的主流宣传中极力忽视基督教，并大力强调主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性，但在世界上许多左翼学者看来，两千年前的弥赛亚再临与先进的共产社会，并没有那么不可逾越的界限。并且早期基督教会甚至犹太教会，有极强的集体主义属性，在美国学者谢尔登·沃林看来，从柏拉图到基督教再到马克思主义，政治构想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就像周作人曾经写过的义和拳团民故事一样，“我们的菩萨不灵”导致的结果，往往是转向另一个更相近的思想体系，顽固的义和拳团民变成了虔诚的基督徒。与其依照传统的标签化解释称他们是正常社会的边缘人、失意者，倒不如说很多人是抱有一番热忱却难以在现实施展，将官方宣传的“理想国度”投射向了另一个看起来更美好的“上帝之城”。这恐怕远非是“加强物质精神文化供给”所能简单解决。

除去相似“革命热忱”的“宗教热忱”，在下文可以看到，地下教会在组织活动中，很多方面有意或无意，具有历史教材上“地下党组织”的惊人相似性。相较于近亿党员，却浮于表演形式的中国大陆当代党组织，地下教会反而更能激发人天生的政治属性——如A女士所说的，这或许是真诚的力量。但有时这对组织本身而言，却未必只是积极方面的影响。

2 旷野中开道路——组织与活动

对于这些信众而言，有别于“屈膝投降”的三自教会和“假冒伪善”的党政组织，“真正符合神心意”的教会建立起来了，那么它能做些什么呢？它又与自己所划清界限的那些“旧势力”有什么区别呢？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句俗语称为“摸着石头过河”，以体现其前无古人的探索精神。固然，其实和任何改革乃至革命一样，总有一些历史经验和他者借鉴可循，但在中国内陆的环境下，以非官方的姿态运行一个地下教会，其难度可想而知：不仅包括现实审查下的困难，更意味着要进行从零开始的开拓。我曾经在十年前，经历过一次Z教会的组织与活动实践，自然与社会环境的艰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内陆的自然生态与精神世界的双重荒漠，使人不由得想起《旧约以赛亚书》和《新约约翰福音》中的一句谚语：“在旷野中修道路，在沙漠中开江河”。

在十年前，中国大陆掀起拆十字架、拆教堂的“规范基督教”的整治运动后，任何已获得官方承认与许可的三自教会，扩建增建教堂，甚至对已有的教会进行修缮，在审批上都已举步维艰，几乎符合一种集中营式围困的坐等灭绝状态。而不被承认的地下教会，更是难以获得一个活动场所。很多地下教会的活动，只能隐藏在私人的住所之内，这也是“家庭教会”这一说法的一个由来。我那年夏天有幸去观摩了一个月的Z教会活动。据记忆，当时Z教会就在一个老旧的居民楼内，外观上没有任何标识。只有穿过狭窄的住户门，通过走廊，才能看到一片开阔的大厅，墙壁正中央悬挂着红色的十字架，下面是稍微隆起一个台阶的讲台，面对着数排长椅。将一个单元楼的两间百坪米民用住宅，通过内部装修将其打通，一个简陋却又能开展礼拜活动的“教堂”，就这样诞生了。其中保留的一间几坪米的小书房，成为Z教会的办公室与资料室；而在教会活动结束后，值班的事工们就在“教堂”大厅的地面上打起地铺，以备第二天的早课。

这事实上，已经是全省条件不错的地下教会“场所”之一了。只要拥有能坐数十人的公共空间，就不仅能开展唱诗、礼拜等日常活动，教会内部的学习与交流也能正常举行。那个月下旬的十来天时间，我和教会的多位事工乘火车走遍了全省的多个城市。只有在一处较大城市中的教会，拥有能够集会的类似大厅。在一个乡村中的大院，听讲道的信众勉强能够席地而坐；而在最萧条的某个小城，连一处可以礼拜的场所都难以寻得。一处普通民居，一架电子琴，几个还能聚集起来的信众，就构成了当地唯一的一所“家庭教会”。

中国大陆官方的三自教会，包含着“自治”“自养”“自传”三个方面，其核心针对的就是建国前与国外教会的广泛联系，也事实上意味着要受到政府的完全管控。那么非三自的地下教会，就得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画地为牢的监管，就得广泛联系，不仅要在大陆内建立互相学习交流的通道，更要与先进的国际教会与神学发展相接轨。事实上单这一条被警方坐实，都已是一种违法违规的罪行。某次电话通信中，A女士称Z教会从境外获取的大批书籍资料——约有数千册，遭到警方抄没。Z教会主要长老多逃往外地暂避风头，唯有B先生作为牧师承担了全部责任。好在B先生仍保留着原先三自教会的牧师头衔充当掩护，Z教会暂且并未以“非法集资”的罪名进行封禁。最后在多方努力下，此事最后以批评教育、合规改造了事，但那些宝贵的书籍资料是无法再拿回来了，此后Z教会中只能印发境外书籍的影印本。

交流联系的一项重要活动，就是不同教会间开展互相学习培训，这在三自教会中是严格受到管控，但在地下教会除了暴露在官方视野下以外，就不存在任何限制。就像上文提及的，Z教会能直接从境外渠道获得神学与世俗出版物，其中包括不少大陆不得发行的违禁品。而获得海外教会的学习指导，本身就已违背了“三自”原则。甚至除了出版物与网络交流学习外，海内外的教牧事工也经常来Z教会开展学习交流，我个人仍然留有一些海外神学博士的名片。十年前我还观察过几天，Z教会如何将优秀的神学候选生，送至温州的地下神学院进行“神学硕士”的培训。通过面试环节后，候选生将在温州的地下神学院展开两年的神学学习，每年三个学期，不仅要熟读神学经典，还要在主流外语如英语外，必修拉丁语与希腊语，学习强度可谓是非常充实。学生团体采取完全的自养与自治，在生活保障上通过义工和志愿服务自给自足，并还要参与当地的教会活动。与官方照本宣科、以文凭作为现实工作敲门砖的神学院相比，这种地下神学院更能塑造如早期传教士般的生力人才。按教会的说法，就是“基督的精兵”。

那年夏天，我参与过一次Z教会邀请其他省份知名牧师进行的学习交流。交流的形式貌似中国大学常见的学术研讨会，但与表面上互相吹捧，实则年末突击花经费的官办教育不同的是，交流的氛围可谓是非常“激烈”。具体神学方面的内容我已记忆不清了，还依稀记得我在发言时念错了“亚扪人与摩押人”的发音。但很清楚的是包括我的发言在内，不少信众对主讲人的观点产生了质疑与批评。主讲人对其进行解释和回应，然后批评者再提出疑问整个“交流”的氛围更类似一场激烈的学术论战，这种中世纪传统的大学授业氛围，我已经很难在官办大学等教育研究机构中看到了。除了主讲时间的讨论外，在间隙还会举行小组讨论，鼓励每个人踊跃发言，我还记得初次参加时反复强调自己“笨口拙舌”，但并未因不是长期会众而受到区别对待。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Z教会在性别上采取了比较严格的保守主义，大厅内数排长椅分左右两列，男女信众都是各自分开就座，哪怕亲友亦是如此。这除了海外交流主要受美国保守的“福音派”影响最大以外，标榜自己比三自教会更为纯正、贴合圣经原意，也就造成了一些更加保守的行为举措。如A女士的讲道身份就常常受到C长老的反对，认为非男性不得站讲台，但A女士以“教会缺少牧师，因此不得不兴起‘底波拉’这样的女先知”作为辩护。

除了被动地接受其他教会的交流学习和指导外，Z教会位于该省的中心城市，本身也是该省其他地下教会交流的一个中枢，后期更是通过系统化的组织建设，成为一个地下教会系统的该省总会。就像是政治革命史上的“地方总部”一样，Z教会派出牧师、长老和事工，作为“巡视组”，在巡回讲道的同时，审查该省其他地区地下教会的发展情况，排查异端邪说，甚至帮助解决其他地下教会的内部组织和经济等问题。那年夏天，我就和A女士、B牧师，外加作为实习者的几名神学生，在该省的多个地区进行巡回讲道。讲道的时间不一定在周日，不少有实力或有热忱的教会，能像上海的国际礼拜堂一样，主持周末两天的多次礼拜活动，这也方便了我们错开时间安排。

在与目的地的地下教会事先沟通、安排好行程后，我们就以火车硬座为主要的交通工具开始了近两个星期的巡回讲道，辅以搭乘当地的信众的越野车到达一些偏远地区。这次事工基本上也是义务性的，除去一些经济实力较强的教会能提供住宿和饮食，偶尔还有上百元的“劳务费”，其他所有成本都得靠我们自行解决。记得在回程的火车站内我想买一瓶矿泉水，遭到A女士的反对，认为这是无谓的开销——火车上可以免费打开水，经费要能省则省，不然也不会买夜间的硬座火车。

我还能回忆得起来的几个地区中，A镇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家庭教会”。这个地区位于山区，除了无处不在的党组织主旋律外，该地的民众多信仰佛教。我们去的那天总共聚集起来的会众不超过十个，就坐在一个二楼的普通民居内。一位神学生使用当地教会提供的电子琴作为伴奏，信众唱诗赞美上帝，然后由我们给他们进行日常的礼拜讲道——忘记了是谁进行主讲，可能是某个神学生进行实践。之后讨论A镇地下教会的发展情况，本地负责人反映三自教会“拉羊”行为十分严重——基督教常以“牧者”和“羊群”比喻耶稣与信众，“拉羊”就意味着三自教会积极地从地下教会挖走信众，劝他们“弃暗投明”。几位偶尔聚会、热忱不足的信众自然被三自教会拉走了，但A女士劝A镇的负责人不要采取一样的拉拢办法，因为“主看人不以世俗的观点，必要废除世间的骄傲”，要以做好自身的信仰工作为第一要务，“耐心等候”。

B市的地下教会则有另外的严峻问题，因为B市经济极为萧条，所以不单信众的捐赠无法供养教会的日常活动，B市的教会负责人自己的生计都面临无米之炊，坚持在当地维系教会成了他不离开B市另寻务工的主要理由。所以Z教会联系了一位从事服装批发行业的信众，想将积压的库存商品在B市廉价出售，但这就意味着先要寻找一处经营场所。然而B市的经济萧条超出了我们的预计，整个街道上到处都是万元就连铺带货转让的门店，关闭的卷帘门上留下的联系方式也多半没有应答，甚至在主干道上都几乎看不到行人与车辆——当时我们只能一路步行数公里回到火车站。只有一处空置的新修商业区，答应能以数年免租金的形式签约，但哪怕是廉价处理商品我们都觉得很难售卖。数年后我再问起时，B市还是选择了最传统的“家庭教会”模式——因为当地的房价廉价到可以轻易买下的地步，自然就轻易解决了教会的场地问题。最近B市在宣传中被吹捧为内地新经济转型的样板，我再未实地走访不得而知。

C市的地下教会就显得好了许多，不但拥有能够举行多人礼拜的大厅，我们也是头一次晚能够住在教会自有的上下铺中，比起火车站冰冷的候车椅好了不少。这次因为当地的教会足够发展，因此我们主要是观摩C市本地教会的礼拜活动，参加聚会的信众可能近百人。他们甚至能组织起十人规模的唱诗班，看起来有模有样。这主要归功于本地的E长老，作为自有企业的实力派，教会的产业大多来自他的捐赠。不过，据一些信众与A女士的私下联系，C市的地下教会在表面的大规模兴旺下，隐藏着不少的内部问题，不少分歧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E长老以个人无可置疑的实力压制了很多争议，他本人也比较坚持地下教会的发展，但这种“超凡魅力”型的个人主导终究还是个隐患。在最近几年的通信中，我得知E长老因面对家庭与事业近年来的双重打击，对教会的热忱也消减了不少，C市教会的局面也大不如前了。

D村的情况和以上均不同，有些方面看似是符合传统的“社区基督教”逻辑，整个村子几乎都是信众。在我们到达讲道的那天晚上，整个大院里几乎坐满了全村的老少村民，虽然他们未必能够完全听懂B牧师讲的《海德堡要理问答》，但他们不论是饮食款待还是礼拜活动，都充满了中国农村质朴的热忱，即使带有一些无可避免的物质匮乏。后期几个交通不便的地区，都是D村的某信众用他自家的越野车，将我们送至各地，可以说他几乎是扮演了我们当地后勤保障的角色。不过在回程的路上，他提及本乡总共五个村，其他三个村已经完全是穆斯林的移民村，这种反转的“外乡人”少数地位迫使本地的村民去依靠基督教会自我团结，因为政府因官方的民族政策只能一味偏袒穆斯林。到此我才恍然大悟这种超乎寻常的热忱与团结，原来也有外部压力的作用。我再未走访过D村，但我判断只要这些穆斯林移民村继续存在，D村的地下教会就不会消失。

在我近距离观察Z教会的这一个月里，与其说感到的是历史上早期地下教会的艰难，不如说我更能熟悉地共鸣到的，是地下革命史中的建党开拓岁月。一百年前在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革命史观描述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们”，也是一样地交流学习外部（主要是苏俄）共产组织的经验心得，甚至更多地依靠外部援助，来建立本国的共产主义政党组织。至少在早期，其民主、平等与争鸣精神具有真诚的热忱，每个党员都具有超乎常人的行动力，并且积极地与海内外党组织进行联系，还要审查地方有无践行中央大政方针。党员多是自发无偿地投入革命事业，并且面临着相似的地下隐蔽困境，很多成员为此陷入了牢狱之灾甚至牺牲生命。不少经典革命事例，如入党宣誓、党会、党组学习、党校生、巡回组、艰苦奋斗的经济压力，乃至查抄违禁出版物，都有着一种莫名的相似感。最后，要问他们为何能如此热忱，也是一样以“信仰”作为精神驱动。与其说是“假先知”对于“真基督”的刻意模仿，倒不如说是中国的革命史观氛围影响下，中国的地下教会信众，不自觉地会采取相似的组织与活动。

讽刺的是，正是这种革命教育，往往导致中国民众产生一种类似的革命热忱——一旦他们对主流宣传的中国特色道路产生怀疑，就会将这种革命热忱投射到另一种意识形态上，不论是基督教抑或是西方式的自由主义。或许正如A女士所说的，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主导反而为基督教的传播扫清了一些传统文化的阻碍，变成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也无怪乎基督教徒的数量比例，远远超过了建国之前，这恐怕也并未是什么“宗教自由”的伟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