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拉丁美洲？（一）：人种、文化与等级
讲 | 张琨
编者按：
上海有一个“天天向上”学习沙龙，每几周会办一个讲座。说是讲座，其实没那么严肃，更像是一群朋友时不时在上海找个时间坐下来，一起聊点最近看到的新东西、新问题，顺便认真学习一下世界到底是怎么运转的。
来的人背景挺杂，有人天天跟技术、产品、产业链打交道，也有人习惯从历史、人文和社会结构去看问题。大家没有统一标签，唯一比较稳定的共同点，大概是对世界还有点好奇心。平时也不追求活动频率，差不多就是遇到一个长期认真研究某件事的人，就请来聊一聊。有时候聊技术，有时候聊产业，有时候聊历史经验，有时候只是换个角度看看世界。一般都是从一个主题开始，但很少按主题结束。慢慢地，这里更像一个固定的学习场景——朋友见面，交换见闻，顺便把各自的认知往前推一点点。
《未定论》觉得这个沙龙的很多讲座都很有意思，有实在的内容（尽管我们并不总是赞同讲座人的某些意见和看法），决定推荐给大家，让大家也看一看。
最近一起讲座的主讲者是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琨老师，张老师长期从事拉丁美洲历史与区域研究，在拉美生活、研究多年。这里是他演讲的第一部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会陆续放出他的全部演讲全文。
首先，感谢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上海站和上海项目组的邀请，也感谢周琦老师的推荐，最后还要感谢各位嘉宾能在周五下午抽出时间来听我做这个分享。
说起来，我刚才想到其实还要感谢特朗普。从某种程度上说，如果不是他在1月3日针对马杜罗采取行动，拉丁美洲可能一时半会儿还吸引不了大家这么多关注。但在历史上，通过突发事件引起一国或多国对某个地区关注的情况并非首次发生。以美国为例，他们从1960年代开始大力资助和投资区域国别研究，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古巴革命的胜利使他们对自家后院有了更多重视。
今天在座的不光是学者，还有一些企业家、创二代人士。因为现在企业出海已经成为热门话题。而企业出海最关键的要素，就是对出海目的地各方面的全方位了解。这其实与我们传统的单一文科教育知识有所不同。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区域国别研究以及一些文理交叉学科应运而生。我想借今天这个机会，通过介绍拉丁美洲的一些主要特质，联系拉丁美洲当下的现实，通过历史与现实的连接，给大家呈现一个我所理解的拉丁美洲。今天讲座的核心问题是：当今拉丁美洲给人们留下的直观印象，以及学界比较公认的特质，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讲座的主体框架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殖民与移民。拉丁美洲给大家的第一直观感受，就是那里有各种肤色、各种人种。这些不同的种族和人群是如何到达拉丁美洲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从殖民时期发展到今天，又是怎样演变的？我之所以从这里开始讲起，是因为今天很多人关心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但我认为，只有当不同的人到了一个地方，随后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才会在这个基础上延伸发展。作为历史学出身的学者，我始终认为人是历史研究的首位。因此我以此为开头，之后再分别讲述经济和政治这两个层面。
经济方面，从殖民时期直到今天，拉丁美洲学界公认的特质是以出口导向型经济为主。尽管在不同时期，出口的大宗商品种类会发生变化——比如最早是蔗糖和矿产，尤其是波托西的银矿；然后到17、18世纪有棉花、牛肉；再之后有铜矿、咖啡；再到今天的大豆，包括我们熟悉的车厘子，还有石油——尽管种类有所变化，但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本质特征从未改变。我之后会讲这种经济模式对拉丁美洲自身，以及对美国、甚至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在当今地缘政治日益紧张、不仅大国连中等国家都在强调工业化和独立自主的背景下，这种经济模式有没有可能改变？或者说，有没有一些拉丁美洲的政党或政府想要改变？答案是确实有，但能否达成目标，仍然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
第三个方面涉及政治，就是大家熟悉的左右摇摆现象——似乎一会儿左派上台，一会儿又是右派执政。而且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管控力度似乎并不强。如果在座各位有在拉丁美洲开公司或投资的经历，可能会清楚地认识到，在那里投资与在东南亚、非洲投资完全不同。在东南亚、非洲，你可能找到当地政府或当地酋长，他就能帮你搞定一切。但拉丁美洲完全不是这样，那里的权力高度分散。比如一些中资企业到那边遇到各种麻烦，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意识到拉丁美洲国家权力的分散性。这相当于你需要照顾到各个掌握权力部门的公共关系，即使这样也只能最大程度减少风险，而无法完全避免。因此第三部分，我打算从考迪罗（Caudillo，在西班牙语中通常指军政领袖或专政元首）和民众这两个层面来分析拉丁美洲的左右摇摆政治。事实上，这种格局从殖民时期就已经形成。
最后我想提一下，前面三个方面在不同时期确实给拉丁美洲带来过优势。大家可能听说过阿根廷在1970年以前，按照人均GDP计算，其实属于发达国家行列。但在另一些时期，这种优势又可能变成劣势。我想给大家讲一下，面对这种优势与劣势的转化，拉丁美洲国家是怎么思考、怎么应对的，最后又取得了什么效果。
今天的讲座就分为这四大部分。在座各位藏龙卧虎，如果有问题或不同见解，随时可以打断我。我更希望今天不只是单向的授课，而是我与大家的面对面交流。
拉丁美洲的地理与文化
首先让我们看看拉丁美洲的地图。拉丁美洲总共有33个国家，地理区域范围非常广阔。从纯地理角度来说，它囊括了北美洲、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以及南美洲的广大地区。
但必须指出，”拉丁美洲”并非地理概念，而更多是一个文化概念。根据历史学家的考证，这个词也不是由拉丁美洲人自己提出的，而是在各种外部力量作用下产生的。根据历史学家考证，大约在19世纪中期——也有学者认为更早，约在1820年到1823年左右——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的第二代(即出生在美洲的后代)开始萌生出一种不同于宗主国伊比利亚半岛的意识。这种意识可以概括为”我是美洲人，我与欧洲虽有联系，但也有明显差别”。
这种意识在经济和政治因素的作用下被不断放大。经济层面上，当时西班牙宗主国禁止殖民地之间的贸易。这导致了一种非常荒谬的现象：比如在今天的秘鲁产的铜矿，不能直接卖给邻近的哥伦比亚，而必须先运回西班牙，然后再从西班牙运到哥伦比亚。包括阿根廷的牛肉也是如此。因此，生在美洲的第二代克里奥尔人(Criollo)对西班牙的贸易管控深感不满。
政治层面上，从伊比利亚半岛来的人通常在殖民地体系中占据更高位置。即使有些人才能平庸、名不副实，他们仍然可以担任高位。这种政治经济上的差异导致了不满情绪的累积，进一步加剧了美洲出生者对自己身份的认同。
此时”拉丁美洲”这个词还没有出现。据说——当然现在已有多种说法——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是一位法国外交官米歇尔·舍瓦利耶(Michel Chevalier)。他在1830年到1840年左右，在其著作《拉丁种族》中首次使用这个概念。他认为欧洲分为三个大阵营：盎格鲁-撒克逊阵营、拉丁阵营和斯拉夫阵营。他说这三个阵营在全球范围内都在积极扩张，寻找殖民地扩大势力范围。他列举了每个阵营的领头羊，比如英国、俄国。而作为拉丁阵营——因为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都属于拉丁语系——他认为”我们在文化上是相通的”，法国应该在拉丁阵营中发挥领导作用。因此他把整个由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的美洲，特别是美洲下半部分地区称为”拉丁美洲”。可见，”拉丁美洲”这个词的产生，与当时的地缘政治对抗有密切联系，是法国为了扩大自身影响力而创造出来的。
法国外交官米歇尔·舍瓦利耶
当然，正如我刚才所说，这个词的产生确实有其基础，即之前提到的克里奥尔人的独立自觉意识，以及经济政治方面的差异。
这也与后来广为人知的门罗主义有关。1823年门罗宣言发表时，当时欧洲对美洲的殖民格局尚未最终确定。美国刚刚赢得与西班牙关于佛罗里达州的战争，佛罗里达归属美国。此时从欧洲传来消息，俄罗斯领导的神圣同盟(包括俄罗斯、奥地利)想要联合出兵，干预美国在美洲打败西班牙后的局势。同时神圣同盟还声称要派兵协助西班牙收复拉丁美洲的失地。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詹姆斯·门罗提出了门罗宣言。因此，在今天中国的语境中解读门罗宣言，往往会强调它的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色彩。从后续发展来看，从20世纪或19世纪后半叶的角度来说，这种解读确实没有问题。但从门罗主义诞生的19世纪前期来看，这个宣言对于刚刚独立或正在争取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实际起到了帮助作用。
我举个例子。1823年发表门罗宣言，1824年就发生了阿亚库乔战役。阿亚库乔战役是西属美洲殖民地独立战争的关键一战——要求独立的克里奥尔人精英与西班牙军队在南美(今天的秘鲁)进行了最后一场大规模战役。这场战役之后，拉丁美洲所有国家都获得了名义上的独立，西班牙军队被彻底赶出拉丁美洲。但在这场战役发生之前，西班牙和神圣同盟原本计划派遣大量军队到美洲，打败玻利瓦尔和圣马丁领导的克里奥尔人精英部队。然而门罗宣言一出，西班牙和神圣同盟就放弃了这个计划。当然，这背后的外交谈判和各方博弈十分复杂，今天不详细展开。从这一点来说，门罗宣言对拉丁美洲这些新兴独立国家在19世纪初期确实起到了促进作用。
当然，随着时间推移，当美国开始能够在西半球独占鳌头、独霸一方时，门罗主义的解读和实质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就是对”拉丁美洲”这个词由来的一个解释。
多元人种的形成与社会阶层
现在进入第一个主题部分：人种与种族的拉丁美洲。大家可以看这张图片，图中不同肤色的人很好地展现了拉丁美洲多元的人种和文化特征。因为我在拉丁美洲去过的国家比较多，看到这些图片大概就能判断出哪个人属于哪个国家或哪个地区。
比如黑人更可能来自巴西东北部——更准确地说，他们在其他地区出现的概率远低于巴西东北部。而这种深色皮肤的人可能来自中美洲，或者是玻利维亚、哥伦比亚。至于金发碧眼的白人，则更可能来自拉普拉塔河流域，即阿根廷、乌拉圭以及巴西南部。
如果与他们对话，通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的口音，我大概能判断出他们的来源地。其实拉美人之间也会这样——比如在中国相遇时，他们会通过口音、肤色、发色来相互辨认，形成第一印象，判断对方来自哪个国家。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那么这种多元人种格局是如何形成的呢？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关键的殖民和移民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西班牙人征服美洲时期，从16世纪开始一直持续到独立战争，大约到19世纪初。在这个漫长时期内，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包括法国人、荷兰人都涉足美洲。他们不断派出军队，与拉丁美洲的土著文明进行了既有战争又有融合的复杂互动。在这个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大致的人种分布格局。征服美洲的主要人物是西班牙的科尔特斯和皮萨罗，他们在16世纪到达美洲后，打败了印加帝国、玛雅帝国和阿兹特克帝国这三大帝国，然后通过一套比较复杂的治理制度进行统治——这个我稍后会详细讲解。
第二波重要的人口变动发生在殖民时期，即从1548年开始的黑奴贸易。不过黑奴贸易的影响范围比第一波要小得多，主要集中在巴西东北部和加勒比海地区，比如现在的多米尼加、海地等国家。这两波人口流动是殖民时期的主要特征。
西班牙国王在拉丁美洲殖民时建立了一套极其复杂的统治体系。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总督区”——这两天有人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要当委内瑞拉的”总督”，总督区其实就是那时候设立的行政单位。这与西班牙殖民拉丁美洲的历史密不可分。实际上，从”总督”这个词，以及卢比奥提出的让委内瑞拉把石油卖给美国、然后所有消费品只能从美国购买的方案，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对西班牙帝国统治制度的历史继承。
这是当时西班牙的统治秩序。在这个体系中，总督区和各种办事处的权力随着西班牙帝国内部改革而不断变化。比如在某个时期，总督和审问院(audiencia)的权力会比较平衡，但越往后发展，总督的权力就越来越集中。
葡属殖民地的情况也类似。葡萄牙人发现巴西后，由于葡萄牙国王没有足够资金资助大规模探险活动——一开始葡萄牙人只是沿着海岸线活动，与沿海的原住民进行交流和战争，然后在沿海设立据点再向内陆探索——也并非所有殖民者都有财力和动力进行内陆探索，因此，葡萄牙国王将整个巴西分成了15块世袭封地(Capitanias Hereditárias)，这些封地是可以继承的。在这种世袭封地的刺激下，发现的土地越多，就全部归你所有。
在这个刺激机制下，后来的葡萄牙殖民者不断向内陆探索。然而世袭封地制度也带来了问题：葡萄牙国王对殖民地的管控力下降。因为在这种制度下，总督的权力越来越大，他们发现的土地越来越多，积累的财富也随之增加。
葡萄牙对拉丁美洲的殖民统治
因此后来葡萄牙国王进行了改革，将更多权力赋予市议会，最后也逐步演化为总督制。总体来说，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就是通过这种类似的行政制度对西属美洲和葡属美洲进行殖民管理。更具体地说，他们会把原住民集中在类似村落的地区，强迫他们劳动，不给报酬，只提供口粮，然后从他们的劳动成果中征税——通常是十分之一要上交给西班牙国王或葡萄牙国王，剩下的归殖民者自留。
后来这种制度发展成为强制性的”分摊制”(Repartimiento/Encomienda)，分为两类：一种是劳动分摊，另一种是购买分摊。就像今天美国对委内瑞拉提出的方案——你的石油要卖给我，你还要从我这里买东西，而石油卖给我的价格和我卖给你东西的价格都由我来定。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所有庄园中的奴隶都为庄园主劳动，庄园主记录工分，比如今天干活记三个工分。这三个工分可以用来购买生活必需品，但所有物品都从庄园主那里购买。比如一瓶水的市场价格可能是0.1个工分，但庄园主定价一个工分。通过这种劳务分摊和购买分摊，殖民者最大限度地剥削劳工。所以特朗普和卢比奥今天想出的这个方案，与四五百年前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对拉丁美洲的殖民手段如出一辙。因此我一直认为，历史不是线性发展的，历史是循环往复的。
葡萄牙在拉丁美洲的殖民范围
这次针对委内瑞拉以及美国的西半球收缩战略，很可能是卢比奥构想出来的——因为他本人是古巴裔。他对拉丁美洲历史的了解可能比特朗普甚至他的副手都要深入。他将自己代入”总督”的角色，这并非空穴来风。他可能想回到古巴的历史记忆中。因为古巴在整个加勒比海地区，历史上就以种植甘蔗、炼制蔗糖、提炼朗姆酒而闻名。在大航海时代，由于淡水容易变质，船员都喝朗姆酒。因此古巴在整个欧洲资本主义大航海和蔗糖贸易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卢比奥的父母就是从古巴流亡到美国的，这种种族和家族的历史记忆可能已经深深刻在他的基因里。
种族混血与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
通过这一系列复杂的经济活动和政治管理，我刚才提到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印第安原住民以及黑奴开始融合。当然，这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一夫一妻制下的平等结合。因为当时的奴隶，无论是原住民还是黑奴，都是庄园主的私人财产，如同物品一样可以任意处置，极为残酷。
这种融合的结果，如果大家去过巴西就会看到：有些黑人虽然肤色很深，但五官已经白人化了；有些人我们仍称之为黑人，但他肤色较浅，五官还保留着黑人特征。如果把这两种黑人放在殖民时期，他们会有完全不同的称呼和社会地位。
这是15、16世纪墨西哥不同种族通婚后孩子的不同称呼体系。比如，一个西班牙男性和一个印第安女性结婚，他们的儿子被称为Mestizo，女儿被称为Mestiza，意思是”混血”。当这些混血后代再与其他人通婚，他们的后代又会有新的名称。
拉丁美洲的种族等级
通过你的肤色、血统、父母身份，通过这些名称，你被严格固定在某个社会等级之中。这是极其残酷的社会分层系统。它有点像印度的种姓制度，但又有所不同——这个”种姓”是可以变动的，但主要是向下流动。因为它越混越杂。比如Mestizo和Español结合，如果生出男孩叫Castizo，如果这个Castizo再与西班牙白人女性结婚，生出的男孩可以重新被称为Español（即西班牙人），实现向上流动。但如果是其他情况，又会有不同的名称。
当时有一种方法可以实现向上流动：购买身份证书。发展到后期，你可以花一定的钱，法院和政府就会证明你是白人。在整个西属美洲和葡属美洲殖民地都是如此。这有点像中世纪教会的赎罪券——你买了就能”洗清”你的身份。
随着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变得更加复杂，并非所有白人的经济和社会状况都更好。也会出现一些天赋异禀或机遇很好的情况。或者说，白人老爷与印第安女仆生了私生子，但这位白人老爷特别疼爱这个私生子，他的经济状况会得到改善。但如果他想要脱离”混血”的身份标签，就需要去购买证书。购买后就可以被正式认定为白人。这种情况不仅在墨西哥发生，在秘鲁、巴西、哥伦比亚、委内瑞拉都普遍存在。
西班牙人就是通过这种严格的肤色和出身标准，把人固定在特定的社会阶层中。当然，这并非对所有人都绝对有效。正如我刚才强调的，有一小部分在某方面天赋异常、特别优秀的人可以打破这个束缚，但对绝大部分人来说几乎不可能。这种情况实际上一直持续到今天。
如果各位去过拉丁美洲的任何一个城市，到最繁华的地方，比如高档购物中心看看，肤色深的人一般都是服务员，你很少能看到他们成为顾客。但你越往城市外围走，越接近贫民窟，基本上都是肤色深的人，白人非常罕见。
我在乌拉圭的经历很能说明问题。乌拉圭已经是一个白人比例占到90%的国家。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当时中国大使馆在蒙得维的亚市外围新建了一个小学，让我去教中文。我在乌拉圭住在市中心时，周围都是白人。但当我去那个小学——位于外围平民区——发现大约80%以上的小孩都是深肤色的。
【问】是不是阿根廷的黑人很少？
【答】阿根廷、乌拉圭的黑人确实很少。我去过两次，密度很低。或者更准确地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黑人很少。但如果你去阿根廷西北部的胡胡伊省，靠近与玻利维亚交界的地方，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这就涉及到我之后会讲的一个重要问题：今天我们所说的拉丁美洲民族国家，实际上是人为划分的结果，并非按照人种和文化自然形成的边界。我在讲独立战争时会详细展开。大家可以看到，由于种族和殖民带来的不平等，在拉丁美洲大部分国家到今天或多或少还存在，而且很难被改变。
拉丁本土文化与欧洲文化的结合
虽然像巴西总统卢拉这样的领导人采取了很多措施想要改变这种状况，但依然困难重重。因为财富代代相传，虽然他们经历了独立革命和独立战争，但这些革命并没有改变经济结构，也没有改变社会阶层——不像中国的解放战争，原来的地主阶级被彻底改造。在拉丁美洲，独立战争只是换了统治者，社会经济结构基本保持不变。我等会儿会详细讲述这一点。这就是拉丁美洲种族和人口的基本情况。
“种族民主”理论与宗教文化融合
关于殖民带来的不平等和历史遗留问题，许多学者都有强调。但也有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出了另一种解读。最著名的是巴西学者吉尔伯托·弗雷雷(Gilberto Freyre)。他1920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然后深入考察了巴西的奴隶制和庄园劳作体系，写出了《华屋与草棚》(Casa-Grande & Senzala)这本著作，中文版已经出版。
书名指的是巴西种植园的典型格局：奴隶主住在大房子里(Casa-grande)，而奴仆住在旁边的草房里(Senzala)。奴仆出来劳作，与奴隶主形成一种共同生活、共同劳作的机制。弗雷雷的核心观点是：巴西这种以种植园为基础的种族交流，要比北美的黑奴制度友善得多。他认为，巴西的种植园在长期生活过程中，实际上与黑奴之间形成了某种交流，包括通过两性关系促成了种族融合。
彼此之间，在某些种植园中甚至形成了一种近乎”兄弟般”的关系。这有点像我们革命前或民国时期的乡绅与长工的关系。不可否认有些乡绅对待长工很苛刻，但更多的情况可能是乡绅和长工相处久了，已经形成了一种相互认可的良性共存机制。巴西也有这种情况。
弗雷雷因此提出，巴西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出了一种”种族民主”(Racial Democracy)。他认为，不同种族之间虽然社会地位有差别，但更多的是他们实际上也相互认同。比如黑人可能确实在某些方面不如主人，因此他们也认同主人的地位。
巴西南部的移民状况
因为我目前常驻巴西东北部萨尔瓦多，对这种现象感受很明显。我们总领馆有一些秘书是混血，但黑人血统占主导。每次我跟他交代事情时，他都很恭敬地说”sim， senhor”(是的，先生) ，当然他带着一点戏谑的语气。我感觉弗雷雷的观察确实有与现实契合之处。
就是说，不同种族之间虽然形成了一种看似严密的、基于肤色和血统的社会分层，但具体到个人之间的互动，这种社会分层又显得没有那么严酷。甚至有些黑奴愿意为庄园主牺牲，而且是心甘情愿的。当然，弗雷雷提出这个理论后受到了很多批评，有人说他美化了巴西的奴隶制。根据我个人的感受，这两方面都存在，现实比任何理论都要复杂得多。
【问】这种关系有点像鲁滨逊和星期五之间的关系？
【答】对，就是这样。包括美国电影《绿皮书》展现的也是这种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人们都是有感情的，你可以用阶层标签去给人贴标签，但真正打交道的是活生生的个体，对吧。
【问】再问两个问题。比如在东南亚，像马来西亚、新加坡，也是多民族混合的社会，但感觉是更加平衡的。比如在马来西亚，华族、马来族、印度裔之间似乎更加平等。东南亚的多民族融合，和拉美有什么不同？
【答】虽然我对东南亚不是很了解，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写《想象的共同体》时，确实是从拉美作为第一波”想象的共同体”案例出发，然后延伸到东南亚的。我的感觉是，这两个地区最大的区别在于奴隶制。因为我刚才提到，包括黑奴，包括一开始西班牙和葡萄牙对原住民的奴役，都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这是强制性的，到后面甚至发展成我们今天所说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被压迫久了就认同压迫者。我觉得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能够比较好地概括这种关系。但东南亚没有经历这种大规模的奴隶制。东南亚发展到后期，不同种族至少在法理上是比较平等的身份，然后在此基础上共同生活。这一点与西属美洲有本质区别。
【问】会不会是宗教的影响？因为东南亚整体有伊斯兰教、印度教、中国的宗教传统...
【答】东南亚我不太了解，但拉丁美洲的宗教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天主教一开始是反对白人奴役原住民的。他们认为原住民虽然不如白人、灵魂不完整，但是可以教化的。著名的拉斯卡萨斯神父(Bartolomé de las Casas)写过《西印度毁灭述略》，向西班牙国王报告说，这些殖民者对原住民太残忍了，不应该这样做，这些人是可以皈依天主教的。
但传教士对黑人就没有这样的看法。传教士认为黑人完全像野兽一样，不值得教化。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双重标准。包括拉斯卡萨斯和我刚才提到的那些传教士设立的聚集地，包括封地制和委托监护制，许多这类制度的发明者一开始都是耶稣会士，都是天主教会士。他们的理想当然是美好的——把原住民集中起来方便传教。他们是抱着方便传教的理想，与西班牙殖民者合作的。
但后来事态的发展超出了他们的控制。传教士内部也很复杂，有像拉斯卡萨斯那样理想主义的，但更多的传教士其实是很世俗的。他们要传教，要有资金，要探险内陆，这些钱从哪里来？很大程度上还是需要依靠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者。
因此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必须配合殖民事业。有历史学家说，西班牙和葡萄牙是”拿着火枪和十字架去征服拉美的”。宗教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像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在东南亚的情况可能更加多元。实在抱歉，我对这方面了解不多，只能给你介绍西属美洲和葡属美洲宗教发挥的作用。
天主教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直到今天仍然很大。我曾与一些研究宗教的拉美学者交流，他们说中国现在在拉丁美洲，经济方面的实力确实是美国很难取代的，但在文化软实力方面，我们与美国相比还差很多。他们给我们的建议是，希望我们可以从宗教方面入手，比如让中国领导人访问梵蒂冈等。我说这个建议你跟我说没用，要向更高层反映。
通过这种人种融合，文化在很多层面也产生了融合。这部分宗教因素占比很大。因为正如一位宗教学家所说，宗教是一个文明的核心。包括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某种程度上也强调不同宗教信仰导致的文明差异。
大家可以看这些图片。这是巴伊亚东北部，我没有拍到教堂内部。这是萨尔瓦多专门为黑人设立的天主教教堂。因为当时黑人奴隶不允许进入白人的教堂，所以设立了黑人教堂。但这个教堂里的耶稣像和一些雕像很有特点——有黑人的头像特征。
这个可以看成安第斯山地区的例子。因为那里的原住民非常崇拜”大地母亲”(Pachamama)，所以他们把大地母亲与圣母玛利亚的形象融合在一起。这是拉普拉塔河流域，即阿根廷和乌拉圭地区的瓜达卢佩圣母。这个形象中也融入了一些原住民的神灵。墨西哥的瓜达卢佩圣母、卢汉圣母，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原住民服饰和面部特征。
所以，在天主教传教过程中，很多情况下传教士自以为已经把天主教传给了原住民，但原住民实际上是在他们原有的宗教和信仰认知框架中去理解天主教的。因此我一直不认为文明之间存在哪个文明完全征服另一个文明的情况。当你自认为他们已经皈依天主教的同时，其实他们已经创造出一种更加复杂的复合宗教。这种情况在明清时期天主教传入中国时也是一样。明清时期的耶稣会士，像利玛窦他们传教时也面临同样的情况。
这种长期的人种交流，文化也在不断交融。以巴西为例，我们熟悉的桑巴舞，还有巴西战舞(Capoeira)，都是在不同人种交流中产生的。以Capoeira为例，它实际上起源于种植园中黑奴想要反抗的需求。当遇到残暴的种植园主，他们想要反抗就需要强身健体、练习武术。但练武又不能被种植园主发现，怎么办呢？他们就采用舞蹈的形式，对种植园主说”我们在练习跳舞”。他们把武术融入舞蹈之中，最终发明了巴西战舞。所以不同种族之间的交流既会同化很多东西，也会创造出许多新的文化形式。
南欧大移民与”漂白”政策
我刚才提到殖民时期的人口变动有两波：第一波是西班牙人与原住民的接触，第二波是黑奴贸易。而构成今天拉丁美洲多元人种格局，特别是白人比例如此之高的原因——就像刚才有先生提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有很多白人——就要从1880年的南欧大移民讲起。
这次大移民从1880年开始，大约持续到1930年结束。从欧洲，主要是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俄罗斯，总共约有400多万人移民到拉丁美洲，其中80%移居到拉普拉塔河流域，即今天的阿根廷和乌拉圭，以及巴西南部。巴西南部的移民时间可能还要往后延伸一些。
大部分移民都去了阿根廷。根据可考证的数据，1880年到1930年间到达阿根廷的欧洲移民人数是400万。同期从欧洲到北美的移民人数是700万。所以阿根廷是当时接纳欧洲移民的西半球第二大国家。在阿根廷接受的这400万移民中，200万是意大利人。这也导致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西班牙语带有浓重的意大利语口音。比如大家熟悉的切·格瓦拉，”切”(Che)就是意大利语的口音特征。然后有150万西班牙人。剩下的50万中，40万是法国人，10万是俄罗斯人。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欧洲移民去南美呢？这与我一开始提到的拉丁美洲出口导向型经济的繁荣期有关。当时大宗原材料在国际市场上价格很高。从1880年到1930年，阿根廷和许多拉丁美洲国家获得独立后，欧洲和北美市场需要他们的大宗商品，因此那段时期他们的经济增长非常快。而与此同时，欧洲的经济状况不太好，特别是到了一战前夕，战乱威胁笼罩，整个欧洲有些动荡不安，所以很多人选择移民拉丁美洲。这是第一个原因。
阿根廷的铁路网络的变化
第二个原因与当时拉丁美洲新成立的民族国家的治国理念相关。大家可以想象，这些民族国家成立后，统治阶层都是克里奥尔人精英，都是白人。他们讨论如何发展自己的国家，最后的结论是按照欧洲模式发展。那么按照欧洲模式发展，拉丁美洲与欧洲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他们认为是”我们没有足够多的白人”——因为他们觉得原住民和黑人都很”劣等”。所以当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概念叫”漂白”(Blanqueamiento)。就是要引进越来越多的白人，白人越多越好，通过白人的基因来”漂白”原住民和黑人的”劣等基因”——这是他们的原话。
因此，包括阿根廷和乌拉圭政府在欧洲的重要城市，像柏林、巴黎、米兰、罗马都设立了吸引移民的办事处。给出的条件非常优惠：包一张从欧洲到阿根廷的船票；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后，可以免费住在专门的移民旅馆(一个大院子，每人有一个床铺)，可以免费住若干天；当时阿根廷的经济主要在内陆，他们种小麦、养牛，需要收割工人和牧工，所以还帮助找工作；如果找到工作，还提供一张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内陆的火车票。相当于全包了。这样的条件，去的人当然就很多。
阿根廷从1880年之后经济开始腾飞，与这大量的南欧移民有非常大的关系。整个阿根廷和乌拉圭都是这种情况。我到阿根廷、乌拉圭时，如果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往周边省份走，会看到很多小村落叫”colonia suiza”(瑞士殖民地)、”colonia italiana”(意大利殖民地)等。Colonia在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中就是移民小村落的意思。我还去过其中一个，感觉跟欧洲的瑞士几乎没有区别——那些瑞士移民在那边把小镇建设得与欧洲一模一样。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现在整个拉普拉塔河流域会这么”白”。除了拉普拉塔河流域，巴西南部也非常”白”。里约格兰德州、圣卡塔琳娜州和巴拉那州是最白的三个地区。他们的移民虽然也是从1880年开始，但持续时间比阿根廷和乌拉圭更久。最开始是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移民，到了1960年、1970年之后，特别是二战之后，有一批德国和意大利的纳粹官员也逃到了巴西和阿根廷。甚至有传说说希特勒其实没死，在潘帕斯草原放牛，当然这只是传说。
大家可以看到，巴西南部非常白，而到了东北部就黑人比较多，北部则原住民很多。这是巴西南部三州来自不同欧洲国家移民的分布图：德国、北意大利、意大利南部、葡萄牙、波兰、乌克兰、荷兰、西班牙，还有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巴西南部与欧洲几乎没有区别。
有一件很搞笑的事情发生在2014年世界杯。大家如果当时赌球的话可能有件印象深刻的事，就是巴西在半决赛1比7惨败给德国，当场巴西人哭得很惨。但到了决赛，决赛是阿根廷对德国。按理说作为拉丁美洲国家，巴西人应该支持阿根廷，因为德国刚打败了他们。但实际上大部分巴西人支持的是德国。这当然与他们的移民背景有关。另一方面也因为阿根廷人，特别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在拉丁美洲的名声不太好。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人都比较讨厌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人，觉得他们很傲慢。因为他们一直觉得自己是欧洲人，不是拉美人。这有点像俄罗斯人普遍讨厌莫斯科人，或者中国人讨厌上海人——当然我声明这完全是偏见。
整个拉丁美洲南部的白人化，与1880年之后的大移民潮密切相关。如果我们之后讲到经济，可以大致提一下——当然原因肯定很复杂，不仅仅与人种有关——但确实在拉丁美洲，越白的地方发展程度相对越高。特别是像巴西南部。当然今天的阿根廷可能是个反例，阿根廷现在陷入困境不可自拔。那位总统米莱最近又说今年要访问中国，也不知道会不会来。之前去年他已经说过好几次了，每次说完就没消息了。他们受到美国方面的压力还是挺大的。
【问】我再问两个问题。巴西还有一大批日本移民，当时是什么历史背景呢？还有一个小问题，因为我很喜欢德语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他最后也到巴西去了，后面有什么文化原因吗？
【答】先说日本移民。日本移民从19世纪末期开始。当时巴西的背景是废奴制已经落实。废奴运动从1831年开始，英国大力推动，但巴西一直没法落实。为什么？因为他的经济命脉，出口导向型的大庄园就建立在强制劳动关系之上。如果废奴制真的落实，他的经济就完蛋了。但慢慢地，在英国的压力下，包括巴西内部经济结构的变化，到1880年废奴制终于落实了。但残存的一些大庄园还是需要劳动力，欧洲人又不愿意干这个。所以巴西政府先去问中国，问清朝政府愿不愿意提供劳工。
【问】那不是去秘鲁了吗？
【答】秘鲁也有，秘鲁大约在19世纪末期。但中国当时说”我们不做这种贩卖人口的事情，我们是天朝大国”。后来巴西政府去问日本政府，日本政府非常愿意。所以前前后后大约有100万左右日本移民到巴西。这些日本移民一开始都在大庄园中种咖啡、种甘蔗、种棉花。后来成为自由民后，包括后续来的日本移民，把水稻和很多农作物带到了巴西。
今天如果你去巴拉那州的首府库里蒂巴，他们有一个日式庭院和纪念碑，是巴拉那政府感谢日本移民给巴拉那州农业建设带来的长期贡献。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农业局与巴西的Embrapa(农牧业部门)在农业科技方面有很多合作和推广。所以日本移民现在在巴西是一个影响力很大的群体，现在他们的后裔大约有200到250万人，主要集中在圣保罗州和巴拉那州。因为19世纪末期他们主要是去圣保罗种咖啡，后续的农业发展都在巴西南部。
第二个问题是茨威格。二战爆发前，他对欧洲非常失望，然后有机会去巴西旅游。那段时间其实是拉丁美洲蓬勃发展的时期。因为战争导致欧洲的工业品无法出口，拉丁美洲抓住这个机会开启了一波工业化。
那段时期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率很高，一切欣欣向荣。包括很多欧洲人对欧洲失望后就去了拉美。在这种背景下，茨威格写下了《巴西：未来之国》，把巴西称为”未来之国”。但后来发展曲折，所以有句话说”巴西这个未来之国一直停留在未来”。他永远没法达到当时欧洲或其他人对他的期许。因为他自然资源丰富，人口结构长期来看也合理，市场也很大，但就是感觉没达到应有的水平。可能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他们不够”卷”。
这种大量白人移民其实对当时新兴的拉美国家也产生了一些冲击。这很正常——1900年左右，布宜诺斯艾利斯居民中四分之一是出生在国外的。所以如何让这些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认同阿根廷这个国家，甚至出现了一些政治问题。
比如意大利政府以侨民为理由，把军舰开到拉普拉塔河流域，停在阿根廷政府门口。起因是两名意大利人在阿根廷犯法后，跑到总领馆寻求庇护。当局要抓人，意大利政府不同意。当时意大利参议院有记录，他们在讨论：我们在南美洲有这么多意大利移民，而我们在全世界的殖民地与老牌殖民国家相比少得多，是不是可以很好地利用这一点？确实，他们都有通过移民进行渗透的考虑。其实现在我感觉，如果中国真的要成为全球性国家，企业出海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移居国外的人可能要越多越好。所以统战工作一直是我们政府的重要工作。
当然，阿根廷政府和乌拉圭政府也有办法解决。其中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利用教会。他们与阿根廷天主教会达成协议，天主教会的大主教在做弥撒时，或者在国家独立日等重要节日庆典时，会向教徒宣讲。从南欧来的移民都是天主教徒，大主教就会说：你想成为一个好的天主教徒，就必须成为一个合格的阿根廷公民。也就是说，你必须认同阿根廷，你才是一个好教徒。天主教在其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相比之下，在西班牙语国家，像玻利维亚、秘鲁这些有大量原住民的国家，民族国家建构过程就没有阿根廷和乌拉圭那么成功。我在讲独立战争时也会涉及这一点。直到今天，秘鲁、厄瓜多尔，包括哥伦比亚、智利、委内瑞拉，中央政府对一些边缘省份几乎没有任何管控力。
所以很多中资企业去投资矿产——这些矿都位于安第斯山区，都是原住民聚集的地方——过去投资时，中央政府说”我能给你搞定”。但实际上一到开采、运输环节，原住民就不让通过。因为他们之间有很多事情没有理清楚。比如智利南部的马普切人(Mapuche)，今天一直在圣地亚哥搞游行，说智利政府抢占了马普切人的领土这么多年还没有归还，”这些土地是我们的”。
今年或去年，我们的中资企业——好像是葛洲坝或者其他公司（注：是中国国际水电公司）——在那边有个项目，马普切人说”你们跟智利政府说了不算”。他们后来还搞恐怖袭击，把我们的车全烧了，项目被迫暂停了很长时间，现在又开始恢复。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现象。
我认识的紫金矿业，他们在秘鲁北部皮乌拉省投资了一个矿产项目，好多年了一铲子都没挖成，就是因为当地原住民抗议。我有个同学在厦门建发，他说这是他们与紫金矿业合作的第一个海外矿业项目，自从这个项目一直没结果之后，厦门建发再也不敢投资拉美的矿产项目了。
我后来跟他们说，皮乌拉国立大学有一个专门做原住民研究的中心，他们与当地原住民关系更近。我们这些企业应该通过学术文化作为切入口，至少先跟人家建立交流。而现在的情况可能都是通过当地律所——说西班牙语、不说土著语的中介来交流，这样效果会很差。
所以我们还是得推进像孔子学院这样的平台。其实说白了，我们做的本质上就是国际中文教育。今年开会的时候也提到，孔子学院是要转型的。比如说，第一步要更多跟技术教育结合，像搞“鲁班工坊”这种职业技术培训。因为现在很多中国企业走出去以后，在当地其实很难招到足够的熟练工人和技术工人。另外一块，就是可以往商学院方向去发展，这其实也是一个挺现实的需求。但现在比较麻烦的是，孔子学院现有的机制，可能很难让所有学院都按照这个方向去转。所以推进起来，现实阻力还是不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