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加速时代的降临：美国科技精英与金融寡头构建的右翼乌托邦

文 | 廖正杰

“You take the blue pill – the story ends, you wake up in your bed and believe whatever you want to believe. You take the red pill – you stay in Wonderland and I show you how deep the rabbit holes goes .”

——The Matrix

在电影《黑客帝国》中，主角尼奥通过吞服墨菲斯给予的红色药丸，看清了世界是由“母体”虚构这一真相；而在21世纪的互联网上，也流行着这样一种“红药丸”，它宣称“能从根本上动摇（现有政治谎言和欺骗系统构成的）体系”，尽管“吞服的过程令人痛苦”，但“能从外部再度审视你曾经的现实，实在太过有趣”。这一流行于当代互联网并在美国政界中产生巨大政治影响的红色药丸，其实质是一种新兴的政治意识形态——新反动主义。

作为主流评论家笔下由“封建厌女症患者、种族主义程序员与‘法西斯青少年地下城主’组成的狂热沼泽”，其代表人物柯蒂斯·亚文被称为“另类右翼的御用哲学家”，是彼得·蒂尔的亲密好友，其思想“曾经是边缘异端，如今正席卷特朗普的华盛顿”，《纽约时报》亦刊登专访，称《柯蒂斯·亚文说民主已经完结，有影响力的保守派在倾听》。其理论架构师尼克·兰德长期旅居中国，其以“黑暗启蒙”与加速主义为代表的新反动主义观点亦在学界与社会拥有较大影响力。不论从思想或现实层面，新反动主义思想都已经拥有较大影响，成为自由主义世界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异己力量。本文旨在梳理新反动主义理论的主要观点，介绍其代表人物并分析其影响。

回到过去的未来——新反动主义的新与旧

有观点认为，2010年自由意志主义博主阿诺德·克林率先将亚文称为“新反动主义者”（neo-reactionary），标志着这一思潮的关键学术性界定，不过亚文在早期的文章中亦将自己的意识形态界定为“形式主义”（formalism）“复辟主义者”（restorationist）或“反动派”（reactionary），尼克·兰德更是采取了更具宗教神秘色彩的“黑暗启蒙”（The Dark Enlightenment）来进行综合构建。综合考量以上称谓，本文认为“新反动主义”（neo-reactionary，或NRX）是对该思潮的核心观点较为凝练的概括，且是较为通行的一种说法，所以在以下论述中将使用这一名称。

以提出黑暗启蒙和加速主义而闻名的英国哲学家尼克·兰德。

既然新反动主义为“新”，那有必要阐明何为“旧”的反动主义。历史上，反动主义是一种拒绝与现代自由民主体制妥协，主张推翻现有政权以恢复传统合法秩序的激进政治立场。与试图在民主政治框架内寻求稳定推定改革的保守派不同，反动主义具有一种不受民主体制支配的重建意志。在埃德蒙·伯克和约瑟夫·德·梅斯特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批判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一差异：伯克将法国大革命视为过于激进的变革手段，认为应在体制内推动渐进式改革，而德·梅斯特则认为大革命是上帝对启蒙运动罪孽德惩罚，认为应当恢复中世纪教权与王权的秩序。梅斯特将反启蒙系统化，强调秩序高于自由，是文明的前提，构成了反动主义的一个核心逻辑。

进入二十一世纪，反动主义与激进自由意志主义、奥地利经济学派以及加速主义汇流，在互联网技术与前沿思想最为活跃的硅谷地区，孕育出了自由主义肌体中的异己力量。新反动主义承袭了反动主义对于民主与启蒙的深刻反对，在此基础上渗透了汉斯-赫尔曼·霍普关于民主制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水火不容的观点，又加入兰德所推崇的技术未来主义。学者约书亚·泰特（Joshua Taito）对其的评价恰如其分：“新反动主义是威权主义与自由意志主义思想的‘炼金术’，其代表人物柯蒂斯·亚文的思想是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硅谷程序员和互联网亚文化所形塑的”。

大教堂、新官房主义与加速主义

新反动主义是一种将极端的自由意志主义、技术决定论与前现代专制思想相融合的特殊意识形态。它彻底拒绝启蒙运动的遗产，视民主制度为“一种危险、恶性的政府形式，往往会堕落”。

新反动主义认为，西方民主体制事实上处于名为“大教堂”（The Cathedral）的软极权主义的控制之下。在新反动主义看来，西方国家看似是权力较为分散的民主政体，但其实际权力掌握在一个被称为“大教堂”的隐形结构手中。柯蒂斯·亚文将大教堂定义为“生产并传播（1945年后）主流叙事的机构和体系”，主要由获得认证的大学与成熟的主流媒体组成，大学负责制定公共政策，媒体负责引导公共舆论，制造共识，将民主作为一种“高尚的谎言”。大教堂是一个没有中心的反馈循环，由一个被称为“公民核心”（Civic Core）或“婆罗门”（Brahmin）阶层的精英群体所集体统治，他们将平等与民主等概念包装成一种普世宗教强加给大众，垄断社会的话语权与真理定义权；通过普遍权力的利益激励与普世主义的宗教狂热实现自发协调，从而建立起一个实质上不受任何民选政府约束的“奥威尔式”软极权统治。

在以上对于“民主”政体运行的批判之上，新反动主义对于民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也进行了根本性的批判。新反动主义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彼得·蒂尔在2009年曾表示：“我不再相信民主和自由是相容的”。新反动主义认为，民主同等于进步民主，意味着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张，是对自由的根本威胁。尼克·兰德认为，作为民主概念核心的人人平等理念是荒谬的。他认为实质性的人类平等不仅是一种迷信，更是对现实的系统性否定。他认为人类在能力、目标与成就上天生不平等，民主强行拉平这些差距，是一种荒谬且违背自然规律的狂热信仰。他还认为，民主让社会陷入为短期利益而透支未来的狂欢，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不利于技术创新发展，将把社会推向“僵尸末日”。只有通过服食“红药丸”，即将自己完全沉浸在持续的意识形态批判与抵抗之中，方能打破自由进步主义民主的幻觉，摆脱大教堂的思想控制。

新反动主义认为，只有通过实践“新官房主义”（Neocameralism），将国家重构为追求长期利益最大化的私营股份制企业，才能摆脱民主制的消极影响。新官房主义的本质是将国家视为一家拥有领土的股份制商业企业，将国家的组织架构等同于现代公司的治理结构。在这一视角下，国家的所有权被视为可自由转让的股份，每位拥有股份的股东都享有表决权，并能获得国家利润的分红。这些股东投票选举出董事会，董事会负责聘请与解雇国家的CEO。这位CEO拥有不受任何议会或法院影响的绝对执行权，对国家进行公司式的高效与独裁管理。居住在该国领土内的居民不再是拥有政治参与权的公民，而是购买主权服务的客户，他们没有民主投票的“发声权”，但拥有绝对的“退出权”——如果对政府的服务与税收不满，可以随时携资产转移到另一个国家。未来的世界将由数万甚至数十万拥有独立主权的微型国家组成，整个地球的版图和主权将被切割位无数微小的“拼布”（Patchwork）。

新反动主义对新官房主义的推崇来自其“形式主义”（Formalism）的观点、认为民主制度将导致公地悲剧的信念和对于企业治理模式的推崇。雅文提出，人类事务中的主要问题是有组织的暴力，而引发暴力的根源在于争论谁应该拥有什么。因此，形式主义主张不要纠结与历史恩怨与道德分配，而是基于当前的客观事实合法化目前的权力分配。形式主义的核心原则是：所有权和控制权必须合二为一，政治权力应当被去道德化和去神圣化，将其完全等同于绝对的私有财产权，国家应当像一家营利性公司那样被“形式化”运营管理。新反动主义认为在民主体制下，民选政客只是国家临时且可互换的管理者，只拥有当前国家资源的用益权而不拥有国家的资本存量。因此，他们有巨大的动机无视长远发展的利益，将以最快速度掠夺社会资源以收买选民。但对于企业来说，其价值取决于其提供服务的质量，国家企业的价值取决于其领土的价格。国家若想实现盈利，CEO必须将国家打造成一个高效、繁荣、安全且极具吸引力的地方，以吸引高质量的客户并收取主权租金。又由于股份制企业的治理模式克服了传统民主结构的内耗，所有股东都希望最大化其股票价值，就杜绝了政治派系斗争与腐败，实现了绝对的利益统一。

推崇君主制，认为自由与平等绝不相容的思想家柯蒂斯·雅文。

虽然新反动主义勾画的前景足够诱人，但其主要理论家都不赞同以强硬手段推翻现有体制，相反，他们推崇建立一套体制外的平行结构，并奉行绝对的“被动主义”，倡导“退出”而非“发声”。在旧体制依然运行时，新反动主义者被严禁采取任何传统的政治激进主义手段，绝对放弃对官方权力的追求，不参与游行、集会、请愿甚至投票。雅文认为，左翼与进步主义就像寄生虫，依靠右翼的对抗和冲突汲取能量，获得道德合法性；通过保持被动与沉默，新反动主义可以剥夺左翼所需要的敌人，让其自身陷入内部僵化与崩溃，也防止新反动主义运动沦为法西斯式的暴民统治。在不干预现行政治的前提下，新反动主义者应当努力打破大教堂的话语权，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反大学”（Antiversity），以揭露民主体制的虚伪，并提供逻辑严密的替代方案。在政治上，新反动主义主张在体制外建立一个随时可以接管权力的平行机构，一旦条件成熟，这个政权将一步到位取代旧体制。新反动主义者被建议在日常生活中采取葛兰西式的隐蔽渗透策略，在职场、社交媒体或未被高度政治化的领域建立志愿社群、结为互助网络，在暗中传播思想。

一旦旧体制崩溃，或者新反动主义者掌权，在新体制建立后，新反动主义者则建议统治者通过“大重置”计划重塑政权。雅文将现行的民主国家比作一台运行缓慢且感染病毒的计算机系统，任何在机制内进行渐进改革或调试时注定失败的，就如同重启电脑无法清楚病毒一样。真正的解决方式是彻底格式化，用新的操作系统替代旧的操作系统。他提出了著名的“RAGE”（Retire All Government Employees）计划，即解雇旧体制中所有的公务员、学者与媒体从业者，并通过提供丰厚的退休金与遣散费避免流血冲突与反扑。对于“大教堂”，必须进行“硬重置”，将所有塑造公民意见的新闻界与学术界机构收强制收归国有，之后立刻遣散所有员工，清算变卖资产，永久封存和销毁这些机构的名字与商标，彻底摧毁这些机构的声誉资本与威信。雅文将政权的交接过程视为一次主权破产重组的过程，主张将国家交给一位拥有绝对权力的独裁者进行为期一到两年的过渡重组。在未来重置金融系统以建立的新官房主义的国家，政府将发行新的法定货币，并以市场价强制买下全国所有的金融资产、大型公司与房地产，使得国家成为所有企业的所有者兼地主。为了补偿民众，政府将每个人账户中的货币直接乘以三，并将国有化的资产重新公开拍卖给市场。随后，将全球的货币系统重新编号并设定绝对上限，构建类似加密货币逻辑的货币体系，以在未来维系一个极致的无政府资本主义市场。为了防止大重启后的独裁者拥有绝对权力，新体制将引入“密码学指挥链”（Cryptographic Decision and Command Chain），国家机器中的所有武器设备都必须由效忠于公司董事会或CEO的人使用加密密钥激活，任何试图反叛的军队将无武器可用，军队也不再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存在。

在其最新的文章中，雅文将这一逻辑运用到当前的美国，提出蝴蝶革命（The Butterfly Revolution）这一行动指南以指导和平合法推翻美国的行政国家体系。具体而言，该路径被划以蝴蝶一生的三个阶段作为隐喻，还设定了应对旧体制反扑的“核选项”：首先，在幼虫阶段建立体制外的“内部流亡政权”（Regime in internal exile）。这一政权将超越党派之争，承诺提供未来的绝对和平，在社会中拥有卓越的声望，并对内部人员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其次，通过民主选举破茧成蝶，将这一替代政权安装进入体制。雅文特别强调，民选总统应担任“董事会主席”，任命一位经验丰富的行政高管担任CEO。最后，破茧成蝶，被任命的CEO将以企业管理方式全面接管行政机构，清算旧的体制与机构。若旧体制反扑，总统应在任期伊始呼吁其支持者走上街头以展示动员能力，使得旧体制不敢阻挠交接。

帕特理·弗里德曼

尼克·兰德在系统化整理了以上主要由柯蒂斯·雅文设计并完善的理论逻辑之外，还在新反动主义中渗入了其加速主义的理论。该理论具有较为独立的逻辑，与雅文的理论存在接口但亦有不同。在兰德的加速主义理论中，资本主义和技术发展被视为一种失控的正反馈回路，将自我强化、不断放大直至爆炸。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一种“解域化”，会摧毁、解码并消解一切传统的生物、政治与社会秩序，本质上是一种“来自未来的人工智能空间的入侵”。但由于当代的自由主义共识成为了阻碍技术资本主义加速发展的绊脚石，新反动主义与加速主义达成了结合。兰德认为现代性包含趋向技术奇点的资本主义加速与导致社会僵化停滞的“民主硬化症”（démosclérose）两种趋势，自由民主制度阻碍了资本主义不可阻挡的创造性破坏。因此兰德将新反动主义视为一种战略工具，他认为“新反动主义就是爆了胎的加速主义”。新反动主义摧毁大教堂，正是为了解除民主政治的减速效应，重启技术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兰德的加速主义主张通过彻底放弃人类对市场和技术的道德与政治束缚，任由技术资本、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加速发展并淹没现有的社会制度。这种加速的终极指向被称为“熔毁”（Meltdown）或技术奇点，通过穿越这一奇点，少数精英可以摆脱道德束缚，通过基因工程与生物技术创造出更高阶的物种，进入超越当前人类世界的后人类时代。

新反动主义的社会实践

新反动主义者期望通过某些实际手段来提前实现新反动主义的愿景或为未来的新官房主义时代提供过渡所需的准备，因此他们开展了两项重要的社会实践，即海上家园计划与Urbit。

海上家园计划（Seasteading）是一个旨在在海洋上建立永久性、自治的漂浮城市或微型国家的构想。该计划最早由韦恩·格拉姆利奇（Wayne Gramlich）提出，意图让个人有能力在海洋表面进行定居。2008年，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之孙帕特里·弗里德曼（Patri Friedman）与彼得·蒂尔共同创立了海上家园研究所，由蒂尔提供了早期资金支持。海上家园的核心理念是，由于民主体制的根本性缺陷，地球上已经没有真正自由、未被政府占领的土地，不受现有主权国家管辖的公海或自治水域成为建立新政治秩序的最终边疆。他们希望通过海上家园摆脱现有国家的官僚体制和税收监管。他们设想将社会打碎为成千上万个由CEO管理的微型国家，居民可以像消费者一样选择最符合自己的法律和制度；如果不满意，居民随时可以将自己模块化的居住舱分离，航行加入另一个海上城市。在他们的设想中，这亦是新官房主义在现实中一种可能的实现模式。海上家园亦被包装为应对气候危机的解决方案，传统的陆地城市无法适应海平面上升的威胁，而漂浮的移动城市则可以随波逐流，称为对抗气候变化的漂浮堡垒。

paypal创始人，新反动主义的支持者，美国企业家彼得·蒂尔。

海上家园的愿景宏大，但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行，在学术界与公众之中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海上家园的创始人希望在距离海岸线224海里以外的国际公海建立漂浮城市，但由于公海远离陆地，面临恶劣的自然环境，且其后倾补给成本极其高昂。于是海上家园研究所转而寻求与现有国家合作，换取自治权。他们在2016年底与法属波利尼西亚签署谅解备忘录，计划在塔西提岛海岸上建立一个海上特区。但由于当地人的强烈抵制，法属波尼西亚政府于2018年取消了该计划。质疑者将该项目界定为富人的虚荣项目，被指责为硅谷精英和亿万富翁打造专属救生艇。学者将海上家园定义为“科技殖民主义”，认为它企图利用21世纪的技术手段来选择性重塑和再现历史上的“定居者殖民主义”。批判者质疑，海上家园在缺乏平等保障的情况下，将不可避免制造出一个缺乏任何法律保护的二等劳工移民阶层，专门为在海上的精英提供服务与从事底层劳动。海上家园还迎合了优生学想象，或被视为一种实施“超级种族主义”（Hyper-racism）的试验场，主张通过优生学和生物技术在这些飞地中培养中基因上明确优越的精英阶层。在这一的背景下，海上家园计划目前多处于概念对于实质落地的停滞阶段，新反动主义的精英意识到，在21世纪的地球上寻找无主之地建立独立城邦的想法不切实际，逐步转向网络空间与技术领域，并同时介入现有的政治体制，企图从内部实施其彻底改变社会秩序的蓝图。

Urbit计划是雅文构想并主导的一项庞大且激进的网络空间技术工程，其创立并负责开发该项目的Tlon公司获得了彼得·蒂尔和马克·安德森旗下的基金的投资。Urbit是一个旨在取代现有互联网底层架构的去中心化的个人服务器点对点网络。雅文认为当前的互联网实际上已经失败了，尽管其作为数字调制解调器非常成功，但已经彻底沦为一个客户端-服务器环境，而不是人们最初设想的点对点网络。他认为阻碍个人服务器普及的根本原因是管理成本过高，普通人由于较高的基础门槛和昂贵的使用费用无法使用，只能被困住由谷歌、Facebook等巨型企业控制的集中式监控平台中。为解决这一缺陷，他宣称Urbit在技术上极尽简化，仅用约5万行代码就完成了操作系统和网络协议。他还采用了一种被称为开尔文版本控制的极端概念，系统的版本号不向上增加，而是向0倒数，到达最小值时，系统已经至臻完美，不需任何更新，将被永久冻结。Urbit还将IP地址与DNS域名合为一层，并将这一身份建立在以太坊的区块链上，使得他人可以直接通过名字进行链接，而不用经过任何中心化的服务器转发；通过区块链的智能合约，数字身份也与加密财产进行了绑定，使得用户对自己的账户和财产均拥有不经过第三方的绝对控制权。在Urbit中，合二为一后的IP地址变为可被读出的名称，且具有严格的稀缺性和层级结构。网络被划分为星系、恒星与行星三个层级，从高到低具有不同的价值。“如果比特币是货币，以太坊是法律，那么Urbit就是土地”。当前，Urbit的开发陷入困境，面临资金链断裂与开发人员出走的窘境，雅文目前已经回归公司，继续主导Urbit的开发进程。

Urbit是新反动主义思想在互联网空间的具象化。Urbit是对于当前互联网的一场“硬重启”，雅文从零开始重写整个计算机科学栈，将之视为其未来设想中新世界的一部分。Urbit内部的社区结构完美符合了新反动主义对于新世界的想象，所有的用户都没有发声权，只能通过退出的方式迁移到自己更满意的恒星或星系以寻求更好的生存；Urbit期望通过推翻目前由少数几家硅谷大型科技公司垄断的互联网，建立了一个由无数个人服务器组成的虚拟群岛。在这个网络中，各个节点如同一个个微小的数字城邦，依照自己的规则运行，在虚拟空间中实现了主权的微观碎裂化。Urbit的地址空间被设计为极其有限且绝对阶层化的封建金字塔结构，网络由256个最高级别的星系、约65000个恒星和约40亿个行星组成，而Urbit的决策权和治理权与一个人在网络中拥有的地址空间数量成正比，雅文将这一模式称为“一种透明的财阀统治”。同时，Urbit的设计理念也反映了尼克·兰德的“超信论”，通过创造出一种关于未来的虚构叙事，这种叙事会通过正循环自我实现，最终将未来真正召唤到现实之中。资本主义经济对超信论极为敏感，近期兴起的元宇宙概念就是重要例证。Urbit的母公司名为Tlon，这个名字直接取自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讲述了一个秘密社团通过在百科全书中详细描述一个名叫特隆的虚拟世界从而将之带入现实的故事。如同蒂尔的帕兰蒂尔公司名来自小说指环王中的真知晶石（Palantir），雅文对于Tlon公司的命名也有强烈的流行文化色彩，也暗示其通过构建虚构的网络空间而改写并吞噬现有秩序的雄心。

新反动主义的政治影响

作为一种具有彻底颠覆性的意识形态，新反动主义的根本理念过于激进，导致其在整体上并未被大多数美国社会的精英所全盘接纳，但其思想中许多重要组成部分被单独拣选而出，作为当前特朗普第二任期许多政客与幕后支持者的论证工具，在实际上对于当前的美国政界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大影响。

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其政府的意识形态更多依赖于史蒂夫·班农极其团队所推动的另类右翼（Alt-Right）国家民粹主义，然而，这种民粹主义在第一任期已被证明过于碎片化，难以形成连贯的思想体系。到了2024年开启的第二任期，硅谷的科技寡头和带有后自由主义色彩的年轻政治精英走上权力中心，当前讨论较多的技术右翼或科技右翼意识形态均具有浓厚的新反动主义底色。

特朗普与班农

新反动主义的“大教堂”概念与特朗普主义中对华盛顿“沼泽”以及“深层政府”的批判较为契合。特朗普及其选民与幕僚均意识到，即使赢得了大选，总统的权力的行使也会被庞大的官僚体系和媒体所阻碍。雅文认为，美国的行政部门实际上不由总统掌控，而是由长期雇员和国会法律在微观上进行管理。特朗普上台后，就立刻以清除旧政府的雇员为己任，通过F计划将政府的长期公务员转为可以随意解雇的雇员，引入政府效率部对联邦预算进行削减，对机构人员进行裁撤。其对于联邦教育部、美国国际开发署与联邦行政学院等机构的裁撤与重组，与雅文所号召的“RAGE”方案有异曲同工之妙，既对深层政府部门本身进行了裁撤与清算，又对其教育与传播机构进行了切断。特朗普本人作为前任房地产企业大亨，其经商经历符合雅文对于CEO君主的想象；在特朗普加强对共和党控制和共和党对于参众两院高度控制的背景下，特朗普已经成为“帝王总统”，可以进一步实施其“独裁”。特朗普一方面大力支持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发展，废除了拜登政府限制ai企业发展的行政制度，推动科技公司绕开民主监督，与国防部和情报机构深度绑定，加速开发军用人工智能；放宽对于科技发展的限制，迎合硅谷企业对于科技加速发展的呼吁；他还推动将比特币列为国家战略储备资产，更是利用加密货币为其家族捞取大量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他亦加强对于传统互联网巨头的反垄断政策，加强创建与扶植支持其意识形态与思想的新兴社交媒体；他还加强对于技术出口的监管，直接限制国内科技企业对华的各类涉及高科技的产品的出口，严格审查控制美国资本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投资，威胁拥有关键半导体技术的国家遵循对华出口禁令。这一系列手段既展现了特朗普本人对于技术加速主义的倾向性，也展现了其对于政府的强大控制力与“独裁”手段。在对外政策方面，新反动主义所倡导的反对自由国家主义的外交政策通过“美国优先”得到了响应，雅文在特朗普上任前提出的减少对于欧洲的援助与干预政策也在特朗普上台后得到了体现。特朗普将美国发展中的种种问题归咎于“多元、平等与包容”（DEI）项目，也契合了新反动主义隐性的“人类生物多样性”（HBD）逻辑，即从根本上否定人类平等，认为基于智商和基因的层级制度才是自然法则的思想。新反动主义者认为DEI政策违背了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会造成社会的反向退化。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内政外交政策均有浓重的新反动主义色彩。

事实上，新反动主义的理论创设者、核心推动者与理论信奉者已经通过技术资本加持下的精英渗透以及“红药丸”宣传的路径与美国政府产生了深度联系。新反动主义的重要支持者彼得·蒂尔是该思想对美国政府产生影响的重要渠道。一方面，蒂尔通过其个人渠道将雅文带入华盛顿的核心政治圈层，最关键的是促成了雅文了与万斯的友谊。万斯曾经公开表达过对雅文的倾佩之情，也曾在公开表述中引述雅文的思想，使得其成为新反动主义思想在政府中的重要代言人；另一方面，蒂尔通过其科技公司帕兰蒂尔深度介入美国政治，贯彻新反动主义的部分理念：参与边境执法与移民管理，与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签订了价值数千万美元的合约，提供实时追踪移民动向的平台；帕兰蒂尔还被控被用于打破各联邦机构的数据壁垒，构建可对美国居民进行持续合规监控的主数据库。

新反动主义亦通过“红药丸”的叙事宣传在美国社会中产生影响。红药丸叙事来自电影黑客帝国，它暗示你所生活的世界都是幻觉，需要通过吞服红药丸以觉醒。这一论述与大教堂叙事结合，产生了现实世界的红药丸叙事：现代社会，尤其是自由进步主义的民主制是一个类似于“矩阵”（The Matrix，又译为“母体”）的巨大且无法被内部觉察的思想统治系统，我们所认知的一切价值观都是虚假的，只有吞下红药丸才能觉醒。这一叙事具有极强的免疫批判特性，遵循一种为了理解而相信的原则：你必须先相信这一逻辑，才能理解其视角；如果你不相信，则你已经“中毒”太深。在这种逻辑下，任何来自主流社会的批判都会被视为大教堂自我防御的产物，形成了一个自我封闭的话语空间。同时，红药丸叙事的传播者大量借用互联网文化中的反讽、模因、喷子文化和黑色幽默，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和语调解构政治命题，构建了一个由边缘化、感到疏离感的年球男性、硅谷精英与自由主义者、另类右翼、白人民族主义者和旧保守派组成的新反动主义圈子。该群体中人将自己视为掌握真相的少数清醒者，将个人挫败归因于大教堂的规则操控，并迎合了诸如“男性权利”或“搭讪艺术家”等群体的高人一等心态。红药丸理论借助西方互联网匿名论坛（如4chan、Reddit）传播，这种曾经极其边缘、反民主、甚至一定程度上具有新法西斯色彩的思想被包装为叛逆的亚文化，吸引了大批年轻人的关注，深刻重塑了当代右翼民粹主义的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