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新左派、社会民主主义
文|徐友渔
编者按：
本文是徐友渔老师《革后余生：从牛津大学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一书中的第七章，讲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这）是1949年以来大陆知识界罕见的、规模大、相对自发、并且不使用官方意识形态词汇的争论”。
在读徐友渔老师此文的时候，我老是不由自主的想到了十九世纪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史。那是一条在冻土上反复断裂、又被勉强续上的河，上一代尚未把语言交给下一代，河床就已被封冻，河水被迫改道，在地下暗暗流淌，等到下一次解冻时，已换了水源、颜色与方向。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不是一个共同体，而是一群同时代却不互相聆听的人。在这样的土地上，思想很少老去，它们更常是——尚未成熟，便已牺牲；刚刚成形，便被迫重生。这正是十九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宿命：他们不是站在传统之上思考，而是在断裂之中思考；不是沿着道路前行，而是在废墟上，一次次重新学会如何说话。直到一切都不可收拾。
旧日俄罗斯是如此，过去二十年的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徐老师的这篇文章就像是一块被保存下来的“公共讨论化石层”，它把199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头十年那段时间里，中国知识界曾经拥有的共同语汇、共同对手、共同议题与共同舞台，尽量完整地封存下来。从今天回看，这场争论的存在本身就很珍贵：它能让后来者知道，公共讨论并不天然只能碎片化、情绪化，它曾经可以是长文、期刊、研讨会与持续十年的论战。当然，这篇文章本身也带着一代人的“断层痕迹”：它写给同一张桌子上的对手，而不是写给后来者的。它的叙事宏大，少细节，（我私下觉得）也少反思与自我批评。
在我们这一代里，公共空间已经被拆分为无数私密却喧哗的水池。最适合做公共讨论“底盘”的人，往往不在公共场里；最显眼的人，未必能提供底盘。很少有人能说清“我们上次争到哪里了”、“哪些问题已经有较成熟的结论”。讨论反复从零开始，越来越像短促的情绪对抗，而不是长期的社会自我理解。久而久之，让人心生厌倦。最深的危险，是它改变了人们对未来的期待。当你不再相信讨论可以留下痕迹，就不会指望今天的话能影响明天。社会于是失去了一种重要能力：用语言修正自己。
今日翻出前辈作品，不是为了复习过去的争论，而是让人看清楚，我们的河水戛然中止在哪里？
当时只道是寻常。
第七章
自由主义、新左派、社会民主主义
本文由作者授权转载。
自由主义vs新左派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在中国知识界出现了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思潮，以及这两种思想的争论。这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知识界中罕见的、大规模的、具有自发性、不使用官方意识形态词汇的争论。大陆和海外的中国学者纷纷卷入了这场争论，这场争论同时也得到了台湾和香港知识界的关注。
我在1999年和2002年在英国牛津大学作访问研究时，就参加过两次以这个问题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会议的名称都叫 “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 （The debates between liberalism and the new left），第二次会议后，还在英文版的《当代中国思想》杂志上做了一期专题，可见国际上的重视。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据我所知，在中国大陆已经出版了好几本文集，收集了主要的相关文章，反映了各种立场和观点。
有必要作几点说明。首先，“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在中国的含义和在西方并不完全一样，就像“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概念在美国和在欧洲的含义也有所不同一样，我们唯有透过对两派具体主张和争论剖析解读，才能把握它们的确切含意。当然，到后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两者基本立场的分野还是清楚的，不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争论产生于对个人自由、市场经济、全球化等等的不同态度。
其次我还想说明，许多人拒绝“新左派”这个称呼，有人认为它是过分简单化了，有人则认为使用这样的称呼是一种话语阴谋，基于以下理由，我认为“新左派”一词是恰当的。
一、他们的思想理论资源完全来自于当代西方新左派，如萨米尔•阿明（ Samir Amin ）、华勒斯坦（ 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 n）、安德烈·冈德·法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爱德华·萨依德、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和诺姆·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等等，他们的文章和言论常常发表在西方新左派刊物上；
二、他们和中国老左派一样，只反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反专制主义；
三、与老左派一样，他们肯定毛泽东的左倾做法，如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等，号称要“继承社会主义遗产”。
另一方面，自由主义派喜爱引证或介绍洛克（John Locke）、休谟、孟德斯鸠（Montesquieu）、亚当·斯密（Adam Smith）、伯克（Edmund Burke）、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以及中国的胡适、储安平等，强调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主张法治、支持市场经济，赞成对政府权力的制衡，这些都是自由主义的特征。
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在今日中国几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社会、文化问题上都有不同的看法，在与新左派的论争中，我把双方的分歧和对立归纳为以下几点。
问题一：市场经济和社会不公
转轨（过渡）期的腐败与社会不公现象触目惊心，引起广大群众及知识分子的关注、议论。分歧点主要在于，一方认为问题出在市场经济本身，应对其加以批判抵制，另一方则认为问题的主因在于市场未能摆脱旧权力体制的控制，不成熟、不规范，因此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发展并完善市场经济，特别是要规范市场。
持新左派观点的韩毓海说：“在‘到奴役的道路’上，资本自由化看起来是加剧了特权阶层的特权，增加了奴役而不是民主。”他还说：“正如同我们不想让几个财团垄断了我们这个世界的共同资源， 垄断了价格、雇工和市场，进而心安理得地奴役我们，并造就一个有钱人因过剩而不买，大多数人则买不起的反市场的经济危机，我们就必须为工人阶级，为中小企业，为农民争取权力。”
而另一种观点认为： “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问题再多再严重，也只能硬着头皮向前走，绝不能走回头路，绝不能返回衣、食、住、行都被人包办， 种什么、造什么、卖什么都得等上级指示的那种日子。”并主张， “第一，要搞真市场、真正的自由竞争，要使规则公正，人人遵守，要把权力逐出市场；第二，要依靠法治，完善法制， 例如，通过修宪保护合法的私人财产，通过立法缩小贫富差距，依靠法律惩处腐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问题二：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
新左派反对中国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全球化并加入世贸组织（Worl d Trade Organization，简称WTO），认为此举正是把中国纳入不公正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从一开始就是依靠剥夺和奴役其他国家发展起来的，它们现在也和殖民地时代一样主宰着这个世界。
陈燕谷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文章说： “资本主义的生存一天也离不开而且每天都要再生产两极分化的全球等级结构。”他还认为， “第三世界国家于目前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只能是一种不平等的发展，甚至是自杀性发展，因为现代技术与落后的资本主义发展灾难性的结合，无论是对于人民还是对于环境，都造成难以想象的破坏，其严重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殖民主义时代。”他的结论很清楚，第三世界国家现在的唯一任务，就是开展全球范围内的反资本主义的斗争。
我不同意他的看法，提出以下批驳： “这种‘现在发展是自杀’，‘不能在一国发展’、‘先革命，后建设’的论调是极其荒谬和危险的，它只会使后进国家沉溺于‘世界革命’的幻想和狂热中，在经济上永远落后，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近二、三十年来，一些国家地区在经济上有飞速发展，这充分说明了， 在全球化时代，挑战与机遇并存，能否发展，事在人为。克服经济发展中的负面效果（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也是事在人为，我们不必抱持悲观宿命的态度，在这方面，国际合作也是有益的。”
问题三：关于中国国情
有新左派想要证明中国社会现在是资本主义或市场社会，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外国资本在中国国民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当然绝非易事，汪晖所能说的是： “在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导致市场社会的基本形成和三资企业占据国民生产总值一半以上的时候，我们也已经不能简单地将中国社会的问题说成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中国的问题已经同时是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的问题，因此对中国问题的诊断必须同时也是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及其问题的诊断”。
另一种观点认为，这种思考的出发点不是现实，而是理论。 “为了把西方左派关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知识和概念运用到中国，他们对中国的国情进行变形和套裁，使之符合当代西方新左和新马的分析框架。”虽然中国的市场因素在增长，大城市中社会心理、消费习惯的资本主义倾向在发展，但从经济成分、投资比重、就业结构，以及私有制在宪法和法律中的地位等各方面看来，整体而言，中国仍不是市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 “把中国说成是市场社会，是跨国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其结果是把批判的视线从中国社会内部引开。”
问题四：如何看待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等等
崔之元对于批判文革中和文革前的极左路线不满，赞扬人民公社： “1958年后建立的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虽然不如今天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灵活，但也为今天的村民民主自治奠定了重要基础：首先，土地的集体所有，为乡村的民主自治切切实实地创造了有利的前提……其次，现在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双层经营’，并非简单地分田单干，乡村公共建设、产前产后服务等‘集体层’更趋重要，各家各户在为乡村公共财政交纳税费时，必然同时要求政治参与监督，从而为乡村民主自治提供了物质利益动机。”
他还鼓吹 “大寨经验”，说 “鞍钢宪法”和目前西方最先进的 “后福特主义”一脉相传，是西方人从毛泽东那里学去的。他甚至提倡要 “发挥文革中的合理因素”，公然鼓吹 “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 “今天，我们应把毛泽东所谓 ‘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制度化为定期的全国性直接普选，这才是 ‘人民民主专政’或 ‘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
这种话简直是骇人听闻，毛泽东的原话是：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根据文革的经验，毛泽东这话意味着：每七、八年中国就要大乱一次，得停止生产、关闭学校，法制荡然无存，知识分子受尽凌辱和摧残。这与民主、普选毫无关系，崔之元显然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南京大学的高华教授指出，这些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革的赞扬与提倡，均出自于对过去历史真实的不了解。 “时下某些学人从预设的立场出发，将自己的想象附丽于历史，以某种理想化的态度来构筑过去。”
问题五：如何看待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
张颐武要否定和清算80年代的批判和启蒙话语，说那是 “在 ‘启蒙’话语中沉湎的知识分子对西方话语无条件的 ‘臣属’位置和对于 ‘现代性’的狂热迷恋”。
张宽则把当代对启蒙、理性、民主、自由的提倡和追求追溯到五四而加以否定： “中国的五四文化运动，大体上是将欧洲的启蒙话语在中国做了一个横向移植，西方的启蒙话语中同时包含了殖民话语， 而五四那一代学者对西方的殖民话语完全掉以了轻心，很多人在接受启蒙话语的同时接受了殖民话语……如果我们承认中国曾经是一个殖民地国家，那么我们也应该正视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心灵和认识论曾经被半殖民的事实。”
与之相对的立场则捍卫启蒙，捍卫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认为进步的知识分子在这两次运动中并不是简单地追随西方话语，而是基于中国现实条件，为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而推动思想解放运动，这两次启蒙虽然不能说完全失败或半途而废，但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启蒙是未竟之事业。
问题六：中国的现代化
西方自近代以来一直有对于现代化的批判，在当代，这种批判更猛烈、更有系统；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将西方质疑和反对现代化的思潮运用于本国者不乏其人。有人认为，中国不存在现代化受阻和受挫的问题，中国面临的危险是重新变成殖民地： “与其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后殖民的时代，不如说是一个新殖民的时代。”诸如 “与国际惯例接轨”、 “市场机制”、 “竞争机制”等都是殖民话语；在人权、市场经济、知识产权等问题上，中国应有自己的标准，以便 “从根本上去挑战和拒绝西方权势话语”；这种立场把 “自由、民主、多元、作家的独立性等概念”全都当成 “资本主义观念”。
更时髦、更精致的作法是不讲现代化，而是谈 “现代性”。有人主张，具有正面价值的是对现代性的批判而不是肯定： “现代性的冲突结构恰恰是现代性迄今仍然具有某种活力的原因，但是，这种内在活力恰恰来自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冲击本身。”
与之对立的观点认为，我们应当警惕西方理论进入中国发生错位，西方的理论产生于与中国大不相同的条件下，一种理论在西方是激进的、批判性的，在中国的国情中所起的作用可能恰恰相反。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一直矢志不渝地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现代化或现代性的弊病对中国并不是现实的严重问题，现在大谈现代化的弊病，就像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人就要搞节食和减肥一样。
问题七：与极端民族主义立场有关的一系列国际问题
新左派立场和极端民族主义立场有部分重迭，他们用 “美国搞霸权”来解释国际上发生的所有事情。新左与自由两派最明显的对立是人权与主权孰高孰低的问题。
当北约在科索沃进行军事干涉时，新左派指责北约借口人权问题搞霸权，完全不提那里发生过种族清洗与暴力镇压。在9.11恐怖攻击 事件发生后，新左派强调，美国的霸权主义和中东政策是恐怖主义产生并蔓延的原因，有位新左派经济学家甚至认为，恐怖主义产生于这一事实：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者和浪费者，美国人要不惜一切手段控制中东地区的石油。他们认为，恐怖主义是弱小民族或集团对强权的绝望反抗，因此有某种意义的正义性。
而自由主义者一直主张要警惕极端民族主义，有人认为，盲目的民族主义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更有人认为，不能以国家主权为借口，使专制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合法化。
长期以来，在中共统治下的大陆， “自由”和 “自由主义”之类的概念是最危险和最受敌视的，即使在文革结束之后，从80年代初开始，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一直是用来打击民主派人士的大棒和发动整人运动的动员口号。
为什么自由主义可以堂而皇之地在90年代中期登上中国大陆的思想文化舞台？除了有一大批自由派人士具有冒险犯难的勇敢精神，时运的变化是更重要的因素。下面，我将仔细分析作为一种思想牌号的自由主义为什么会在90年代中后期正式出现，以及出现的过程。
自由主义在中国
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得到官方的认可，这使市场经济在中国出现，并得到快速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话语系统中取得了合法地位，经济学家可以大谈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大谈 “看不见的手”的积极作用，批评中央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病。
比如，经济学家茅于轼在一篇题为《什么是经济的自由主义》中说： “计划经济还是自由经济是从本世纪初就开始争论的大题目。30 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经济大萧条，计划经济的学说甚嚣尘上，以后演变成为全盘公有制的控制经济。世界上近20亿人口成了这种信仰的牺牲品。几千万人饿死， 十几亿人被剥夺了享受人类文明的成果。”
盛洪也在《从经济自由主义的角度看》中说： “经济自由主义是人类的大智慧，只有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才能看出它的巨大价值……走上计划经济的弯路，起因于对经济自由主义价值的抛弃；而市场化的改革， 以及随之而来的我国经济的崛起， 必然带来我国文明的复兴。”
其次，虽然谈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往往属于禁忌话题，但人们对文革的批判和认识还是越来越深入，这种批判和认识的最高程度就是达到自由主义。在此，应该谈谈顾准的思想和作用。
顾准早年参加革命，1949之后担任政府高级职务，他在税收政策上的独立见解使他失去官职，成为学者后，他在50年代鼓吹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而受到批判并被打成右派。顾准在文革期间受到难以想象的非人待遇，但他一直在艰苦的条件下研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 特别研究中国的 “民主革命”怎么会变成文革的全面专制，研究中国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政治学说作为立国原理。
他以罕见准确的表述赞同自由主义观点，批判斯大林式的高度集中权力制度，赞成宪政民主和代议制，他的遗稿表明，他甚至对西方政治哲学中的英美经验主义和法国唯理主义和浪漫主义传统都有深入的研究和认识。经过艰苦而漫长的努力，顾准的遗稿得以发表，并在知识界产生重大影响。
第三、中国在20世纪30至40年代曾经有过兴盛的自由主义运动， 这笔遗产在90年代被重新发掘，深入研究，发扬光大。中国有一大批在英美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中持自由主义立场，一度形成独立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第三种力量。自由主义自从50年代初受到大规模批判，近半个世纪在中国销声匿迹。在90年代，中国知识界重新注意到那一段历史，他们的作用被重新评价。
比如，一本名为《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其中说胡适 “一生致力于民主政治的建设，捍卫人权、法治、思想自由等基本原则”， “随着中国现代化运动广泛、深入地开展，胡适的历史地位逐渐确立，胡适思想内涵的现代化意识必将为人们所承认。”
另一位自由主义学者殷海光在台湾坚持自由、民主的斗争，他的事迹在大陆引起注意，得到赞扬，他的著作也得到发行和传播。
第四、从90年代中期起，大陆出现了又一轮翻译出版热潮，而自由主义著作受到极大重视，引起很大回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和《自由秩序原理》，卡尔·波普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另外，下列重要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著作也被翻译出版，并受到广泛评论：埃德蒙·伯克、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 e）、以赛亚·伯林（Sir Isaiah Berlin）、罗尔斯（John Rawls）、诺齐克、德沃金（Ronald Dworkin）等。
从90年代初开始，一大批自由主义学者持续不断地发表论著，虽然尚未亮出自由主义的旗号，但自由主义立场和精神却是昭然若揭， 其中包括刘军宁的文章《保守的柏克，自由的柏克》、《毋忘 “我”》，梁治平的文章《风能进，两能进，国王不能进！》，朱学勤的论著《道德理想国的覆灭》，钱满素的论著《埃默森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李强的《自由主义》、刘军宁的《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等，无不是梳理或阐释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和精神，影响深远的优秀作品。
到了90年代后期，正式、全面阐释自由主义理念的话语得到了明确表达。
1997年3月，我在《文化中国》上发表《新世纪对自由主义的重新诠释》一文中，提出了 “世纪之交中国知识分子的重大任务之一， 是重提自由主义的话题，并在新形势下重作体认与诠释。” “我们主张现在有必要重新理解和阐释自由主义的原则和内容，重新估价它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首先是因为它的内在价值，它在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以及近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的正面影响，它的精神和内涵的普适性。”
1997年11月28日朱学勤在《南方周末》上组织发表了一组纪念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家伯林逝世的文章，并在《伯林去矣》一文中提出， 西方思想大师处理的是对自由的内涵与逻辑结构的事后分析，而对我们更重要的是事前的努力争取。
李慎之对自由主义的肯定评价与阐扬使得自由主义的登场更为引人瞩目。他在1997年9月出版的《顾准日记》序中说，顾准追求的是自由主义，并说： “在已经到世纪末的今天，反观世纪之初，从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志士仁人真正追求的主流思想，始终是自由主义；虽然它在一定时期为激进主义所掩盖。然而中国的近代史，其实就是一部自由主义的理想屡遭挫折的历史。然而九曲黄河终归大海，顾准的觉悟已经预示了这一点。”他在1998年5月出版， 刘军宁主编的《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的序中还说： “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雨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实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最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在公然亮明自己的自由主义立场之后， 李慎之被称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 “领军人物”。
我在1999年年中发表《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一文，提出在中国重提自由主义的历史条件已经成熟，国内外一系列的巨大变化，促使自由主义再次登上思想文化舞台，并阐明了自由主义对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所持有的立场。
主要问题在专制
同样地，中国新左派在90年代出现，也是由一系列因素促成的。
首先和最重要的是，从90年代起，人们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在中国，除了极左余毒和不受限制的权力的压制外，又出现了另一种恶，另一种压迫形式，另一种社会不公正的原因，这就是金钱、资本的力量。
旧的压迫形式——专制——已经存在多年，对许多人来说，这是生而有之的现实，已经视若无睹、见惯不惊。而金钱所造成的不平等，对人们心理上形成的冲击要大得多，你的左邻右舍、同事、朋友、亲戚，但凡有人买小车、迁新居、出国旅游，都会刺激你的神经，使你在心理上产生不平衡。
中国人中看过索尔仁尼琴（ Aleksandr Isaiyevich Solzhenitsyn ） 的《古拉格群岛》和米洛万·吉拉斯（Milovan Ðilas）的《新阶级》的并不多，所以对于以社会主义为名实行的政治压制作不了什么深入的批判和分析，但他们却熟悉从《共产党宣言》到巴尔箚克一系列经典作品对资本主义罪恶的揭露和批判，他们有现成的语言来表达对金钱这种恶的憎恨。而一个深刻的哲学原理是，语言不仅是感觉的表达， 甚至是形成感觉的原因。总之，我想说的是，中国人对于权力的压制和经济不平等的感受力是大大不同的。
以上看法还可以从分析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得到支持。中国的传统中缺乏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因素，整体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一直占主导地位。中国社会虽然历来并不平等，但平等的思想却十分强烈，从古至今以来中国人就信奉一位圣贤所言： “不患寡而患不均。”在现代，倾向社会主义的新传统一直占支配地位，也不管所谓的社会主义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并不是说，不应该批判金钱和资本的罪恶。恰恰相反，我认为，看到另一种形式的压迫和不平等正在出现，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在于，这种新形式的压迫和不平等是不是已经取代了原先的那一种， 或者与原先那一种无关。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政治体制需要改革，还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剥削成了主要问题？我认为主要还是前者，而且后者依附于前者。
中国从90年代起出现了急遽的社会转型，政治和社会问题变得复杂、交错，这使得人们在讨论中国问题时必须具备一种健全的现实感；我指的是，我们不但应该看见问题本身，同时要恰如其分地权衡它的分量。
人们早已注意到，中国大陆的新左派中，不少人的专业是文学， 他们观察中国问题的方式带有文学特征，这样的人敏感，善于捕捉某些新的动向和征兆，但无法从数量和统计的角度分析问题。
资本和金钱的压迫确实出现了，它确实是值得注意的新东西，但这远不能说明中国社会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中国的问题已经是资本主义剥削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问题。
我还想指出，在中国的意识形态条件下，批判资本主义具有相当的安全性。当新左派批判资本主义时，并未涉及特定的东西，有时他们甚至明确说明他们批判的是国际资本，是美国的好莱坞电影或麦当劳食品，中国官方对这样的批判是不会反感和打压的。
有趣又讽刺的是，一些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并在美国任教的中国人成了新左派的生力军。他们在美国的大学中学的就是种种新左派、后现代、后殖民理论，他们的导师用这些理论批判西方社会和资本主义，他们则把这套理论运用于中国的现实，为此目的，他们硬是把中国说成符合他们理论的资本主义社会。
我没有资格评论西方的新左派理论对于西方社会的价值，但我想指出，某些西方学者对中国是不负责任的。他们只想把自己的理论和学说扩张到中国，全然不考虑中国和西方社会条件的区别。他们当然可以一边享受西方社会的物质生活和言论自由，一边批判这些东西， 因为西方的制度显然并不是尽善尽美的；但他们看不到，目前的中国尚且需要争取这样的物质条件与言论自由。也许，当中国人享受了一段时间这些东西后，也会开始批判，但这些西方学者现在就怂恿中国人拒斥他们和他们的学子正在享受的条件，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社会民主主义
在中国大陆的思想文化竞技场上，与自由主义同台竞技并形成强有力竞争的，除了新左派思潮外，还有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事实上， 从上世纪末开始，就一直有人倡导要在中国大陆搞社会民主主义，其中鼓吹最力的要数曹思源。
曹思源是我在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同届同学，中国制定《破产法》的强有力推动者。除了在大陆各地大力宣讲社会民主主义，他还把自己的宣讲活动推向海外。2002年他在欧美各国跑了一大圈，热情地、孜孜不倦地向海外中国人和西方人讲述在中国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好处与可能性；他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作讲演和交流就是由我接待的。
在著名的改革派杂志《炎黄春秋》于2007年第2期发表前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后，对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关注掀起了一个小高潮。这里有一个细微的差别容易引起疑惑：谢韬先生没有像人们习惯地那样使用 “社会民主主义”，而是用 “民主社会主义”，在我看来，这背后的苦心是，让 “社会主义”成为主词，以松懈中共当局的提防心理。
社会民主主义的提倡者认为，把这种主义提上当代中国的议事日程的时间已到，他们大致是基于以下理由：
中国长期信奉马克思主义，转到社会民主主义属于渐变，变化幅度不大，易于接受，而转到自由主义属于剧变，变化幅度过大，不易于接受；
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欧洲发达国家，长期由社会民主党执政，这可以看成是世界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对中国的执政党一定会产生影响，使其考虑接受和跟上这种大趋势；
中共本身已经将具有 “全民党”和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 “三个代表”理论正式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方针，这预示了执政党正式接受社会民主主义的可能性，另外，近几年来中共大大加强了与世界各国社民党的联系，也是令人鼓舞的迹象。
说实在的，如果社会民主主义能够取得目前马克思主义的地位， 成为中国的执政原则，我将乐观其成，那将是中国难于想象的进步。如果说自由主义因为陈义过高，一时难以就位，那么社会民主主义将是相当不错的替代方案。
但是，如果不谈现实考虑，我们还需回答这样一个理论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共同承认宪政民主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将以什么主义，什么政治原理、政治原则作为我们的指导方针？谈到宪政追求的基本原理，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差异就比现实追求和政策考虑层面上显现的要大得多。
我认为，从学理、历史经验诸方面考虑，中国人应当选择自由主义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
宪政的基本原理与社会政策不同，它必须对政府权力的来源和界限，对个人自由和权利——诸如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个人财产权，对宪法和法律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最基本的问题，作出明确的、符合人类文明的阐述。
从欧美各国实现宪政民主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一般被称之为自由主义的理论学说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他后进各国的宪政民主过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对自由主义宪政原理的认可和实践。
从历史综观，社会民主主义从来没有独立自主地发挥过作为宪政原理的作用。它曾经质疑和批判过那些原理，对抗根据那些原理安排的社会、政治制度，只是在后来改变了认识、策略和方向，尝到了在这种体制内达到目的、得到发展的甜头后，才心甘情愿地认同、服膺，以致捍卫和推广自由宪政的原理和制度。即使它后来对宪政民主的完善和发展有所贡献，那也只是在自由宪政基础上的调适，而没有发挥过奠基性、原创性作用。
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不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的传统，都与近现代宪政民主传统相距甚远，如果我们承认这些原理的价值，想要参考借鉴由此作出的制度安排，那么我们就应当从根本上研究了解，应当追本溯源，而不是仅只学习其具体表现和政策。我的立场可以简单而清楚的如此表述——对于宪政民主的基本原理来说，社会民主主义是流而不是源，是器而不是道，是枝叶而不是根。
社会民主主义是在自由民主的宪政平台已经搭建好了之后登台活动的，离开这个平台，没有这个平台作为生存的前提，它无法存在， 更不能发展。其实，它在开始时是想推倒这个平台，另起炉灶，所以在其思想理论资源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为这个平台作论证和辩护的。它是在实际活动中修改自己的纲领而承认这个平台的合法性，最终将它当成自己得心应手活动的天地，我们从它那里根本找不到设计和维护这个平台的基本原理。
当代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托马斯·迈尔（Thomas Meyer）在其教科书式的《社会民主主义导论》中承认，从历史综观，现代社会民主主义是自由主义的自由运动之继承者，它的纲领建立在自由主义运动之上，并保持了这一运动的真正成就。他在这本书中还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库尔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 er）表示： “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明确地指出了社会主义的要求与启 蒙运动和自由主义的原则之间的关联。”
当代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也承认自由主义对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前提性作用，比如曾连任四届奥地利政府总理的社会党领袖布鲁诺·克赖斯基（Bruno Kreisky）说： “在那些已实现政治民主的国家，政治民主的先决条件无疑是自由主义创造的。”
宪政的最重要安排之一，是制约政府的权力，是奉行三权分立原则。
在不少宪政学家看来， “宪政”的含义就是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比如一位作者说： “简单地说，我用 ‘宪政’来指国家的强制性权力受到约束这种观念。”还有学者说； “在传统上，西方宪政思想的突出主题是要设计一些政治制度来限制政治权力的行使。” “在过去的2 00年中，有限政府一直是宪政主义者们最基本的要求。”即使不能说，宪政的唯一含义就是限制政府的权力，但它一定是宪政的最主要含义。
自由主义对宪政思想最早、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提出了分权思想。古典自由主义追求的首要目标是免除暴政，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明确提出，为了保护个人权利，应当限制政府的权力； 为此，应当划分政治权力，使立法权和执行权得以分立。孟德斯鸠则明确提出了三权分立原则，他认为，立法、行政、司法权如果不分别由不同的机关和人来掌握，公民的自由就完了。
分权思想是实行宪政的核心，对中国人来说，要理解这种宪政观的精髓，并非易事。近现代文明早已确立了这样的理念：政权的合法性必须建立在人民同意的基础上，宪法的首要目的是保护公民的自由，防止政府对公民权利的侵害。
然而中国的政治传统是 “马上得天下”，制定宪法和法律是为了治理人民，以便在整治和惩罚时能拿出条文依据。中国政治家对分权思想最易感到隔阂敌视，他们反对的借口是，分权会造成施政时掣肘，没有效率，他们最喜欢的情况是——最高领导随意拍板，下级雷厉风行。他们没有从文化大革命中吸取这样的教训：不受制约的权力会导致整个国家的灾难。中国的领导人即使在口头上讲政治体制改革时，也从不会忘记强调 “绝不搞西方三权分立那一套”。
关键在法治
解决权力高度集中的问题只能靠法治，而不能寄希望于德治，这涉及到中国和西方对人性理解的深刻差别。
洛克在论述分权的必要性时说： “人性有一弱点，就是易受权力的诱惑，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有立法和执法权，他们动辄就会攫取权力。”
孟德斯鸠也说：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麦迪逊说得更生动： “用分权和制衡的方法来控制政府的弊病， 可能是对人性的一种耻辱。但是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 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
这种在政治层面上对人性中阴暗面的洞察和警惕，在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中是没有的。我们只看到 “人皆可为尧舜”的光明面，寄希望于 “三百年必有王者兴”，即使荀子提出了 “性恶”论，那也只是支流，况且他的 “性恶”论只导向人性的改造，人人通过改造皆可成为圣人。
权力的分立和制衡的思想，是中国人需要花大力气才能领悟的。这份思想资源只能从自由主义那里得到，而不能从社会民主主义那里得到。连戈尔巴乔夫（这位前苏共领导人后来把自己的立场定位为社会民主主义）也说，权力分立这一思想的公认创始人是孟德斯鸠。
关于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深层内涵的差异，我写了《自由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未来中国宪政原理》和《从宪政民主角度看民主社会主义》等文章，算是我对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言说的独特贡献。出乎我的期望的是，我的文章居然在大陆的正式刊物上发表了， 真不知是运气还是侥幸。
我特别关心体制内改革派老人对我文章的反应，我担心他们会不高兴，因为我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批评相当直率，我怕他们无法一大步跨到自由主义，看不到社会民主主义的毛病。但是，结果又是大大出乎我的预期。有一天，我去拜访冯兰瑞老人家，遇到了朱厚泽、李洪林等几位老同志，当我问起他们对我文章的看法时，他们居然表示完全赞同。他们相当肯定且坚决地说： “在中国要争取宪政民主，只能用自由主义那一套，不能用社会民主主义那一套！”他们的态度使我感动，使我信心倍增，他们是多么可敬可亲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