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拉丁美洲？（三）：考迪罗政治的历史与现实

讲 | 张琨

编者按：

本讲是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琨老师在“天天向上”讲坛中演讲的第三部分。

考迪罗政治的历史根源

工业化是一个很系统的工程。我个人也能感受到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和一些政党想要再工业化的决心。特别是在地缘政治越来越复杂化的今天，他们想要能够自主生产一些基础工业品，通过这种发展在国际上获得更多议价权，或者至少不被大国要挟。他们会有这种考虑。但怎么发展经济，最后还是要靠政治。

就拉丁美洲的政治而言，像我刚才说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张力从殖民时期就已奠定。不论是独立之后还是共和国时期的政治寡头精英，他们的祖辈往前追溯，有一大部分都可以被称为考迪罗(Caudillo)。

拿破仑入侵伊比利亚半岛

大家可以把考迪罗理解成我们北洋政府时期的军阀。他们有军事经验。在成为军阀之前，比如在西班牙或葡萄牙殖民地时期，他们一般都是军事长官，或者是拥有私人武装的大种植园主、大财主、大地主。1808年，拿破仑占领西班牙，让他自己哥哥当西班牙国王。西属美洲殖民地就面临一个抉择：是继续效忠逃到塞维利亚的摄政王朝(美洲的一些精英认为这个摄政王朝不具备合法性)，还是听拿破仑的，还是选择独立？

拉美的独立运动在当时受到海地革命和北美英属13州殖民地革命的影响，在整个拉丁美洲版图出现了一大批考迪罗。每一个今天我们熟知的民族国家都有考迪罗。这就是欧洲的背景——欧洲拿破仑的军事行动导致美洲突然有了一个独立的机会。

这个机会是突然到来的，很多克里奥尔人精英其实没做好准备——不像我们被外国势力干涉、欺压那么多年。他们很多没做好准备。包括我们最熟悉的玻利瓦尔和圣马丁，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是考迪罗，只不过他们的视野和格局比其他考迪罗更大。

以玻利瓦尔为例，最早在大哥伦比亚时，他自己的军队人数不多，只有100名士兵。那他为什么能最后把盘踞整个西属美洲的西班牙军队赶走？他最大的优势是善于团结其他考迪罗，包括委内瑞拉的帕埃斯、哥伦比亚的桑坦德、玻利维亚的苏克雷。他团结了一大批军阀在周围，意思是”我们先把西班牙人赶走，后面再说”。

所以虽然他被称为”解放者”(Libertador)，但某种程度上他是最大的考迪罗。还有从阿根廷搞革命的圣马丁，他之前也是西班牙殖民地的军官。后来从西班牙回到阿根廷，正好拿破仑入侵西班牙，他就开始加入独立派，去讨伐保皇党。

瓜亚基尔之会，在与圣马丁会面之后，玻利瓦尔主动放弃了权力。

这是最初考迪罗的大概情况。然后这个就是整体西属美洲独立战争的情况，大体可以看到分两路：一路从阿根廷往秘鲁，后期的领导者主要是圣马丁。在圣马丁之前，阿根廷其他政治精英也组织过三次远征，想要翻过安第斯高山到达秘鲁。但翻过安第斯高山时遇到大量原住民的反对和抵抗。虽然圣马丁说”我是来解放你们的，给你们民主自由”，但原住民与传统统治他们很多年的酋长与西班牙殖民者关系更好。另一方面，他们根本不懂克里奥尔人，包括圣马丁、玻利瓦尔，宣扬的共和、民主。就像我们当时去偏远山区宣传这些抽象价值观念时，他们也不会懂，也不关心。所以头三次通过玻利维亚去秘鲁的尝试全失败了。这某种程度上反映我第一个层面说的：不同人种之间的隔阂在某些拉丁美洲地区一直存在。

后来圣马丁就改道智利，他到了智利之后团结了一个大考迪罗叫奥希金斯，现在是智利国父。然后他们聘请了一支英国海军——那个英国将领名字我有点记不得，但如果去瓦尔帕莱索、去智利可以看到他的雕像——转而从海上到达秘鲁。

另一路人是玻利瓦尔，他先收服委内瑞拉的帕埃斯，后来在大哥伦比亚与桑坦德这些军阀都谈好，组织军队拿下厄瓜多尔，然后从厄瓜多尔进军秘鲁。最后两支军队会师秘鲁。因为西班牙军队、保皇党大本营就在秘鲁。

如果大家去利马参观武器广场，会发现利马在很长时间在西属美洲被称为”万王之城”(Ciudad de los Reyes)。所有西班牙殖民地的矿产都要通过利马，经过巴拿马那个小通道，或者从下面运到西班牙去。所以利马和秘鲁总督区在西班牙帝国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最后两支军队通过我刚才说的阿亚库乔战役把西班牙军队彻底打败，名义上所有拉丁美洲西属美洲殖民地都独立了。

在厄瓜多尔时，这两人见过一面，他们已经在谈谁来主导最后的战争。因为他们到瓜亚基尔时大局已定。他们两个有分歧——圣马丁要求君主立宪，就是将来的西属美洲共和国是否采取君主立宪制。而玻利瓦尔要共和。而且他们当时想法都是在西属殖民地基础上建立一个大统一的西属美洲共和国。或者退而求其次，比如玻利瓦尔希望能搞大哥伦比亚（大哥伦比亚包括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或者再加上当时的秘鲁、阿根廷一部分，这些地方就成了玻利维亚——为什么叫玻利维亚？就是为了纪念玻利瓦尔。

当时玻利瓦尔手下考迪罗人数更多，优势更明显。圣马丁意识到只有玻利瓦尔能解放整个美洲，所以他后来把兵权全让给玻利瓦尔，自己流亡去欧洲了。当然两人具体会面没有记录，最后圣马丁有个秘书有些日记，后来历史学家根据这些日记溯源当时的情景。阿根廷历史学家认可这一点，但委内瑞拉不认，说”不是这样的，你根本没有记录，那个日记可能是后来编的”。反正两人之间有分歧。包括玻利瓦尔可能采取了一些不太光彩的手段把圣马丁逼走。

独立战争的失败与玻利瓦尔的悲剧

当他们赢得与西班牙的战役后，玻利瓦尔要处理的就是考迪罗之间的利益分配了。玻利瓦尔当然想建一个大统一国家，但不同的考迪罗不愿意。他们说：”谁当总统？谁当副总统？谁当重要职位？哪一块归哪一块？”这就是我一开头说的，拉丁美洲政治精英有大格局的人很少，玻利瓦尔算一个。

但玻利瓦尔自己军队人很少，他没办法协调。所以在秘鲁，他一开始当玻利维亚总统，当了很短时间，最后在当地考迪罗、酋长的威逼下就辞职了，回到大哥伦比亚。最后大哥伦比亚也没保持住，分裂成今天的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

你看，这就是委内瑞拉那个大考迪罗叫帕埃斯。玻利瓦尔最器重的一位军事才能和人品俱佳的苏克雷，后来在委内瑞拉被暗杀了。他非常心灰意冷，把哥伦比亚的总统、副总统职务全辞掉了。他自己也有风湿病，去世很早。他去了哥伦比亚一个很远的山村，结果死在那个小村庄里。去世前一个月，他在日记里写道：”美洲难以治理。致力于革命的人只是徒劳一场。在美洲唯一能做的就是离开。”

他还说他感到如此惭愧，说：”经历了这么多人的流血，我们唯一获得的只是名义上的独立。”而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林奇在描述这段历史时说：”克里奥尔人精英根本不想要民主自由，他们只想要跟西班牙本土人一样的特权。同时他们不希望原住民和黑人获得同样的权利。”

所以西属美洲解放战争到底是什么性质？它与我们中国语境下的解放战争差得太远了，根本谈不上解放。大家也会感到唏嘘。当时在那个历史场景下，如果苏克雷不死，玻利瓦尔可能还有点希望。但苏克雷在委内瑞拉被暗杀了，所以玻利瓦尔把职位全辞掉了，死的时候才40岁。圣马丁活了很久，但终身没有回拉美，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跟西属美洲相比，经济和政治社会结构没有发生改变的国家就是巴西了。巴西完全是和平过渡。葡萄牙当时与英国结盟，拿破仑要打葡萄牙，在1808年，葡萄牙国王若昂六世和皇室在英国海军护送下都跑到了巴西，第一站是萨尔瓦多。因为萨尔瓦多是整个巴西殖民地最早建立的城市。但若昂六世嫌那个城市太乱，环境也不太好，在萨尔瓦多待了半年就去里约了——如果大家去过里约，可以看到城市建设确实很好。后来拿破仑在欧洲被打败，若昂六世想回葡萄牙，就把儿子佩德罗一世留在巴西。佩德罗一世留在巴西后，和父亲之间就起了矛盾。佩德罗受到了当时巴西本土克里奥尔人精英的压力。因为在法国占领葡萄牙其间，葡萄牙皇室其实把巴西殖民地提升到与葡萄牙宗主国同等地位。这意味着在葡萄牙议会中，来自巴西的参议员、众议员人数其实比葡萄牙本土还多。这样巴西在整个葡萄牙帝国版图中更有话语权。但若昂六世回去后把这个规定改了，说”你的参议员、众议员人数要减少，因为你只是我的殖民地”。所以巴西人就不高兴了，就怂恿、威逼说：”你如果不独立，我们就自己独立。”佩德罗一世没办法就同意独立了。

佩德罗一世去世后，他儿子佩德罗二世继位。所以巴西独立后经历了很长时期的帝制。在1889年变成共和国之前，它是巴西帝国。在这段时期，它的经济和政治传统寡头精英人群丝毫未变。

共和国时期的寡头统治与”没有公民的共和国”

到了共和国时期，整个拉丁美洲的寡头阶层，其实就是沿袭了早期大庄园和种植园主的传统。比如说，阿根廷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搞土地永佃政策，把布宜诺斯艾利斯大约10%的土地分给了300户政治精英，而这些地正好是潘帕斯草原最肥沃的地区。当时在利马还有个说法，叫“24个朋友”，意思是秘鲁的经济和政治命脉基本都掌握在这24个家族手里，而且他们基本只在内部通婚，很少和社会下层通婚。在这种结构下，虽然表面上也有议会，但政治里充满了舞弊和暗杀。

甚至到了1910年前后，代表新兴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的阿根廷激进党，他们的参选人依然可能被暗杀，这其实说明当时所谓的政治竞选，还是被少数寡头牢牢控制着。一直到1920、1930年代，随着民众主义（或者说民粹主义）这批新领导人走上政治舞台，这种局面才开始慢慢发生变化。

巴西独立

所以我们虽然常说拉丁美洲也有很悠久的三权分立传统，但实际上，它在运作方式上和北美还是存在明显差别。甚至到今天，这种差别依然能看到。比如我自己就参加过巴西的市长和州长选举活动。就拿2024年来说，很多地方几乎就是公开买选票，一张大概100美元，尤其是在贫民窟里更明显。贫民窟之所以长期存在，其中一个现实原因就是那里集中着大量选票。很多政治人物都需要依赖黑帮，借助他们在贫民窟里用各种手段去动员甚至控制选票。这其实是很残酷的现实。对不少政治人物来说，贫民窟的意义就是选票，而黑帮则是能够帮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

所以后来有一位秘鲁历史学家就提出一个说法：从1840年到1920年前后，虽然很多拉丁美洲国家都自称是共和国，也建立了议会、总统制和各种立法机构，但本质上其实是“没有公民的共和国”。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投票很多时候并不是基于真正的政治选择，而是既不清楚在投什么，也常常会被收买、被恐吓。至于那些真正想代表普通民众出来参选的人，往往要么遭到暗杀，要么被威胁、逼迫退出选举。

这种情况在今天的墨西哥其实依然还能看到。如果平时多看看新闻就会发现，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某个市长准备参选，或者公开说要打击毒枭，结果第二天就被毒枭杀害。就拿最近几年举例，在去年、前年政府大规模换届的时候，墨西哥全国范围内就有一百多名市长和参选人被杀。

拉美国家的“肮脏战争”

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可以把今天墨西哥的毒枭，看作是现代版的考迪罗。只不过过去的考迪罗，可能是控制土地、种甘蔗、种咖啡；而今天换成了控制毒品产地、种植可卡因、从事贩毒。所以“没有公民的共和国”这个说法，其实还是非常形象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左右，随着民粹主义的兴起，才开始慢慢出现变化。

拉丁美洲的政治讽刺漫画。

比如我刚才提到的瓦加斯，包括更早的智利的阿莱桑德里，包括阿根廷的贝隆，都是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因为经历了一战到二战之间的工业化进程，社会的人口结构、阶层结构以及经济结构都发生了明显变化，也随之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诉求。随着工人阶层、专业人士群体以及知识分子群体不断扩大，这种民粹主义政治力量就逐渐出现了。

这些民粹主义者，像韦伯说的，都有”魅力型”(Charismatic)特质。他们有个共同特点，就是特别会演讲、特别会鼓动群众。你看今天拉丁美洲的领导人，卢拉就是典型。虽然他是钢铁工人出身，没接受过什么高等教育，但你要是看他前一阵在比亚迪工厂落成仪式上的讲话，那演讲能力真的很强。或者说看切·格瓦拉，包括胡安·贝隆——他在玫瑰宫、在五月广场讲话的时候，四五十万阿根廷工人就在下面听他讲。包括他第二任妻子，就是音乐剧《阿根廷别为我哭泣》那个主角埃娃·贝隆，也特别擅长表演。

这好像是拉丁美洲有能力的政治家一个特别重要的素质。在拉丁美洲，你想从政但不会演讲？门都没有，你所在的党派根本不会推你。所以中国企业家去那边的时候经常说”怎么这么能讲啊”。他们完全脱稿，能讲特别久。但有时候你仔细听内容，其实就是两三个很简单的意思翻来覆去地讲，有时候逻辑也不是很严密，但就是能讲，特别善于通过肢体语言调动下面人的情绪。

这种政治文化的形成，跟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南欧，特别是意大利南部，兴起的无政府主义有很大关系。后来有很多移民到阿根廷，把这些左派思想全带过来了。所以到那个时候，整个拉丁美洲传统的被寡头垄断的政治环境开始有了一些变化。

这种变化，就像我说的，其实根本不是左和右的问题。一直到今天，我都觉得每年分析拉丁美洲政治就说”左派上来了、右派上来了，今年又是左派上来、右派下去了”，这没什么意义。我觉得还是精英和民众的问题。

如果从长的历史传统来看，只不过今天这种精英和民众的结构内涵更复杂了。比如说精英，在共和国时期可能就是大地主、种咖啡的、卖牛肉的这些人。到了今天，精英中可能包含拉丁美洲的高科技行业，像美客多(MercadoLibre)，或者通过专业知识致富的，比如说炒比特币的，还有银行家。民众这边，内涵也更加丰富了，民众内部也分化出了更细的阶层。比如说中产，可能更支持传统的寡头精英。中产往下，就更支持左派，或者说更代表民众的人。比如说委内瑞拉的马杜罗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当然他现在不在位了。

所以在我感觉，左右只不过是拉丁美洲政治家周期性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同政治家之间的一种默契。他们周期性地上台，反正”我干了四年干不好，你上来也干不好”，因为不进行根本性的改变，有些目标很难达成，那我再上来，就这么循环。

委内瑞拉的抗议活动。

【问】：可以连任几届？

【答】：不同国家不一样。像巴西的话可以连续任两届，但两届任完之后，你可以错开一届再重新选举。像卢拉其实已经是第三个任期了，他马上要进第四届，明年要参选。如果他明年胜选的话，就是执政四次。所以特朗普看着都眼红。

今年如果大家关注过的话，阿根廷总统米莱在他Instagram上发布了一幅新地图。右派国家——除了哥伦比亚，像秘鲁、阿根廷、智利现在都是右派执政——他就画成全是高楼大厦。然后巴西、委内瑞拉这边，他画的全是贫民窟。意思就是说右派能带来进步和繁荣，左派只能带来贫困。这当然只是宣传口号。

但你要我解释为什么会这样，我感觉还是跟殖民时期留下的遗产有关系。就是说不论左和右，关键是：国家有没有一个延续性的计划？能不能在议会中得到更多议员的支持？能够协调好不同利益之间的关系？我个人觉得，拉丁美洲的政治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或者说起码要同时用左和右、精英和民众这两个不同层面来分析。

古巴革命、切·格瓦拉与阿连德

这就是拉丁美洲的情况。其实当时拉美在面临这些结构性问题的时候，从殖民时期就做过很多反抗。就是安第斯山那个原住民大起义，最大的一次叫图帕克·阿马鲁二世起义。但在他之前，安第斯山地区在西班牙人殖民时期大大小小爆发过1000多次起义，他们想要重返印加帝国，重新建立那种印加帝国的治理体制。但基本上全被西班牙人给镇压掉了。

到了我刚才提到的依附论出现的同一时期，古巴革命把巴蒂斯塔家族给推翻了。古巴的巴蒂斯塔家族某种程度上就代表了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寡头家族。推翻之后，卡斯特罗、切·格瓦拉建立了一个新的共和国，给老百姓参政议政的权利可能更多一些。但至于切·格瓦拉为什么参与到古巴革命中，其实跟他1954年在危地马拉的经历有关。

切·格瓦拉

大家都知道，1954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帮助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干涉了危地马拉政权。因为当时的民选总统阿本斯要把联合果品公司强占的一些土地国有化，但在赔偿方面没谈拢。而杜勒斯的哥哥，另一个杜勒斯，其实是联合果品公司的最大股东，还是董事。所以杜勒斯在国会游说，就说阿本斯要在中美洲搞共产主义。于是美国CIA就搞颠覆活动，其实就是用飞机发发传单，危地马拉那么小一个国家，军队就吓破胆了，阿本斯只能流亡去墨西哥。当时切·格瓦拉就在危地马拉，他目睹了这一切。所以他在日记中写，他觉得拉丁美洲最需要的就是革命。所以他后来就投身革命，先到古巴认识了卡斯特罗，然后参加古巴革命，后来又回到阿根廷。在整个60年代成为了整个拉丁美洲革命的一面旗帜。

当时智利的阿连德通过竞选上台，他也想通过改革来改变社会。他跟切·格瓦拉、跟卡斯特罗关系都很好，但路径选择不一样。他说:”我可以在宪政框架下通过改革，在议会中拿到多数席位，然后通过议案的提出来逐步改变拉丁美洲。”最后他没有成功，皮诺切特搞政变，他就失败了。其实要注意一点，当时在他总统府里护卫的就是古巴军人，跟今天的委内瑞拉一样。因为当时古巴革命胜利之后，特别是在猪湾事件又把那些流亡古巴人打败之后，整个拉丁美洲的左派都到古巴去学习斗争经验。当时整个拉丁美洲左翼都认为古巴在军事实践，特别是在游击战、小规模作战方面很有经验。所以阿连德当选总统之后，卡斯特罗特地把自己的警卫队派到阿连德身边去护卫。当然后来皮诺切特也借这个由头，说智利阿连德政府是傀儡，是被卡斯特罗控制的，跟今天的委内瑞拉一样。

推崇芝加哥学派与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理论的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

皮诺切特也是由美国支持的，但据说美国没想到皮诺切特会那么快动手。因为皮诺切特成为三军总司令，还是阿连德亲自选的。但皮诺切特在个人理念方面跟阿连德确实有点不一样，特别是阿连德要搞大规模国有化，把外资和民族企业都国有化的时候，皮诺切特跟他有不一样的看法。说起来，皮诺切特的女婿就是现在智利最大矿业公司SQM的总股东。所以天齐锂业跟他打交道的时候吃了很多亏。你看，考迪罗(军阀)太强了，其权力结构和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今天。

【问】我就提一个问题。你刚才说左右没有太大区别，但问题是左右确实有很多不同...

【答】我说的左右没有太大区别，意思是说，只用左右来理解拉丁美洲政治是不完全的，或者说是很片面的，有时候根本分析不出结果。为什么这几年左派上来了又下去了？为什么过个四年又上来了？我觉得可能就是跟精英和民众这些持续存在的张力有关系。

其实智利的阿连德，他当时也没说要走社会主义，他说的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间的第三条道路。我的理解是什么呢？左右是靠什么上来的？如果是通过选举,左右差别并不大；如果是通过暴力革命,差别才会显著。除了古巴，拉美的左翼政府基本都是通过选举上台的。阿连德以微弱优势通过竞选获胜,即使执政后也并不打算照搬古巴模式——尽管他曾多次访问古巴,但对卡斯特罗的革命路线始终保持距离。阿连德面临的真正困境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他本想循序渐进地推进土地改革和国有化,但支持他上台的工会和劳工部长们却要求激进改革,步子迈得太大。

刚刚赢得总统选举不久的阿连德

美国有个历史学家做过一个很著名的微观史研究，讲的是阿连德政府时期如何国有化一个纺织企业，这本书的名字叫《雅鲁尔革命》(The Yarur Revolution)。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就是说阿连德其实是很审慎的，他步子不想迈那么大。

但之前帮他上台的那些人，比如劳工部部长或者工会领袖，天天去催他，最后没办法。其实改革也好、革命也好，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然，后面美国就介入了，他们有一个”秃鹰计划”(Operation Condor)。包括很多失踪者，都是CIA介入造成的。智利、阿根廷、巴西、乌拉圭那时候的情报局联合在一起，都在CIA的协调下，把整个拉丁美洲的左派游击队抓的抓、杀的杀。

这场镇压不仅限于拉美本土,甚至延伸到欧洲和北美。1976年,皮诺切特的国家情报局(DINA)特工在华盛顿用汽车炸弹暗杀了阿连德政府时期的智利驻美大使奥兰多·莱特利尔,震惊国际社会。他们还有”死亡飞行”，把反对派带上直升飞机飞到太平洋上空，手脚绑起来一脚踹下去。智利、阿根廷都用过这种方法。在智利这个1000多万人口的国家里，皮诺切特执政期间死亡和失踪的人数达到8万人。大家可以算算这个比率，其实已经相当高了。美国一个记者叫约翰·丁吉斯(John Dinges)，他后来1990年代在巴拉圭一个废弃的警察档案馆找到了所有这些档案，后来写了这本书叫《秃鹰年代》(The Condor Years)，副标题是”皮诺切特如何把恐怖主义带到三大洲”。

这种社会撕裂一直延续到今天。2019年智利发生的大规模抗议就是明证。智利长期被视为新自由主义发展的成功典范,但就在APEC峰会即将召开前夕, 就发生了大游行。当时中国准备派代表团出席,还特意咨询了国内拉美学者的意见。学者们认为”不会有事,会议对智利太重要了,肯定会如期举行”。结果第二天,智利总统就宣布取消APEC会议。那场骚乱留下的痕迹——被焚毁的公交车站、涂满涂鸦的墙壁、破损的公共设施——今天去智利圣地亚哥还能看到。

智利国家历史博物馆有长期展览,陈列着皮诺切特时期失踪者的照片。1989年拉美各国重返民主后,统治精英与民众之间曾形成过一种社会契约。但到2019年,这种契约显然已经破裂,底层民众再次表达了强烈不满。当下的智利乃至整个拉丁美洲,正处于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试图重新缔结社会契约的关键时刻。从这个意义上说,左右意识形态之争相对于精英-民众这一根本矛盾,确实处于次要地位。

好，我们这个讲座就到此结束。欢迎大家在后续继续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