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望赤县：蒋介石对大陆情势的忖量 （中）
讲 | 黄骏
四、北京与莫斯科：对中苏关系的判断
下面是蒋介石当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北京和莫斯科，也就是中共和苏共之间的关系。
在1963年中苏公开论战之前，蒋一直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看法：他认为苏共在中共党内根深叶茂，中共实际上不得不听命于苏共。这个想法非常强烈，而且并不是到了台湾以后才形成的，在大陆时期他就已经这样认为了。
我们知道，1945年8月蒋介石之所以与斯大林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中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希望借助斯大林来压制中共。签订条约之前，他曾两次拍电报到延安，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都被拒绝了。等条约签完之后，他第三次发电报，延安方面最终同意了。
所以蒋在日记里颇为得意地写道，毛泽东“第三复电，温顺以极”——意思就是“终于很听话了”。他认为这是斯大林施加了压力。因此，蒋一直认为苏共能够操纵中共。当然，这种判断未必正确，但他长期都这样相信。
蒋为什么认为苏共能够操纵中共？因为他相信，中共高层内部存在一股由苏联扶持的、力量相当强大的“亲苏俄派”。什么叫“苏俄派”？蒋的判断标准非常简单直接：只要是在莫斯科学习过、受训过，或者长期在苏联待过的人，他就认为此人一定会对莫斯科亦步亦趋，是苏共的代理人。相反，没有去过莫斯科的，则属于中共的“本土派”。
在他的划分里，毛泽东就是“本土派”的代表人物。而所谓“集体领导”，在蒋的理解中，其实就是苏共通过这些“苏俄派”来牵制毛泽东，让毛不能独断专行。换句话说，他所理解的“集体领导”，并不是权力平衡的制度设计，而是“苏俄派”在分割毛的权力。当然，他自己也知道，真正对莫斯科马首是瞻的人，是王明。
可是到了1949年，王明早已成了过眼云烟。那么新的“苏俄派”是谁呢？蒋后来找到一个人——李立三。1949年2月，他在日记中写道：“俄史以李立三及其东北为资本，牵制毛在华北之土共。”这里“俄史”中的“史”，是指斯大林；“土共”大概是指华北局彭真这一批人。
但问题在于：李立三真的还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吗？事实上并没有。李立三在1931年前后就已经失势，随后赴莫斯科“负荆请罪”，在苏联待了十多年。1945年回国时，他在中共党内早已失去实际影响力，真正接替他地位的是王明和博古。李立三在中共历史中的影响，主要集中在1929到1930年的“立三路线”时期。之后，他基本已经退出核心权力圈。而国民党在1930年代初曾大量破获中共地下组织，其中一些人后来甚至加入国民党，因此按理说，他们应该很清楚李立三早已不再发号施令。至少张国焘对此一定是明白的。
蒋介石在1949年离开浙江前，还特地召见过张国焘一次。但看起来，他并没有认真采纳张国焘对中共党内情况的判断，或者根本没有太当回事。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2月5日以后，蒋在日记里再也没有提到李立三。估计他后来也逐渐意识到：李立三在中共内部并没有什么政治能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贴标签”。此后，他仍不断在中共内部寻找所谓的“亲俄派”“苏俄派”。
蒋的第二个重要判断是：中共党内的重要人事调整，一定需要得到苏联方面的同意。他的逻辑很简单——既然苏共是“上级”，那么中共在处理重大事务前，就必须征得莫斯科批准。1954年高饶事件爆发后，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恰好访问中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庆典。实际上，这两件事本来毫无关系。但一年多以后，蒋突然在日记里推断：高岗、饶漱石的问题，一定是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到北京以后才决定处理的。在他看来，“一定是得到了俄国人的同意”。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会面时，旁边那位穿军装的人就是布尔加宁。而站在毛身后的，则是毛的俄文翻译——师哲。后来师哲自己回忆说，随着中苏高层矛盾越来越尖锐，他因为自己有长期苏联背景，越想越害怕，最后主动请求离开中央，被调到山东工作。这其实反映出：中苏关系恶化以后，那些有苏联经历的人反而开始担心自身处境。而高饶事件本身，与赫鲁晓夫访华并无直接关系。
真正的背景，是苏联内部刚刚发生了“贝利亚事件”——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高层联手扳倒贝利亚。苏联方面随后向毛泽东做了一个“通报”，告诉中方苏联内部发生了什么。同样，高饶事件也只是中方向苏联“通气”，并不是征求苏联同意。但蒋始终相信：苏共对中共有极强的控制力，因此他会把很多原本无关的事情联系起来。
第三个判断，是蒋认为莫斯科迟早会直接介入中国事务。1958年毛泽东不再担任国家主席，蒋便认为这是苏联施压的结果。他的分析是：苏联不支持炮击金门；苏联也不满意人民公社。前一点其实判断得相当准确。公开场合，苏联必须支持中国，因为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但私下里，赫鲁晓夫确实认为：为了金门这样一个岛屿，冒着与美国爆发世界大战的风险，并不值得。因此，他实际上并不支持炮击金门。而对人民公社的不满，也确实存在。但蒋进一步推断：赫鲁晓夫因此想逼毛泽东下台——这就属于过度联想了。
几天后，蒋又在日记里进一步分析：毛泽东不再担任国家主席，“远因”是赫鲁晓夫施压，“近因”则是金门没有拿下来。这里可以看出，他习惯于把许多事件串联成一条线性的逻辑链，但现实中的政治运行，并不一定如此简单直接。
为什么蒋高估了莫斯科的影响力？蒋之所以始终高估苏联对中共的影响力，除了个人认知之外，其实还有一种“私心”。他非常不愿意让英美相信：毛泽东是“亚洲的铁托”。因为一旦英美认为毛可能像铁托一样脱离苏联阵营，就有可能主动拉拢北京。蒋把这种倾向称作“国际姑息主义”——这是他自己发明的一个词。因此，他一直强调：毛其实还是听苏联的，你们拉也拉不过去。这种政治立场，也影响了他的判断。
但与此同时，他严重低估了毛泽东的抗压能力。苏联当然给过毛很大压力，但毛在许多问题上并不会轻易屈服。1960年9月6日，蒋甚至预测：六个月到一年之内，赫鲁晓夫一定会重新控制中共，毛泽东不是失败，就是被清算。为什么他会这么笃定？因为1960年7月，苏联大规模撤走在华专家。这件事当时全世界都知道——几千名专家打包行李离开中国，根本瞒不住。蒋因此判断：中国没有苏联支持，很快就撑不下去。结果当然证明，这个判断完全失误了。
中苏论战爆发后，蒋又认为中共“态度缓和”，是在向苏联“求饶”。例如《人民日报》1960年7月8日发表头版社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必将胜利，中苏两国人民在马列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蒋认为这是在“向俄国求饶”。但实际上，中共的意思恰恰相反：虽然双方激烈争吵，但中共依然试图以“马克思主义正统”的姿态来占据道义高地。所以这里再次体现出：蒋严重低估了毛泽东面对苏联时的强硬态度。
赫鲁晓夫苏共二十大发言
当然，蒋并非所有判断都错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他其实看得很准。第一，注意到苏联对人民公社的不满。1958年12月，蒋注意到《真理报》开始批评人民公社，赫鲁晓夫也公开表示人民公社“比较落伍”。更重要的是1959年。1959年7月，赫鲁晓夫访问波兰期间，再次批评人民公社，认为这条路走不通。7月31日，蒋又在日记里写道：苏联是在借批评人民公社，间接攻击毛泽东，逼迫中国取消人民公社。虽然“逼迫取消”未必准确，但他确实敏锐地注意到了苏联对人民公社的不满。甚至《纽约时报》都注意到了这一变化。《纽约时报》评论说：苏联媒体已经连续好几个月不再提中国人民公社，这本身就说明苏联方面对人民公社持保留态度。台湾中央社随后转载了这一评论。
这些信息最终都进入了北京的内部参考材料，毛泽东当然也看到了。毛的反应非常强烈。1959年7月29日，他批示：“看苏联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回事。”8月1日则更进一步：“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赫鲁晓夫是反对的。这三件事情要向全世界宣战。”可见，赫鲁晓夫对人民公社的批评，确实深深刺激了毛泽东。当然，从今天来看，赫鲁晓夫未必是在专门针对中国。他更大的考虑，可能是警告东欧国家——例如保加利亚——不要效仿中国搞人民公社。但无论如何，这件事确实加深了中苏之间的不快。
第二，察觉到中苏裂痕加深。195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赫鲁晓夫来华参加庆典。蒋敏锐地注意到：中苏双方居然没有发表联合声明。而此前，1958年8月赫鲁晓夫访华时，双方是发表过联合公报的。当时的背景，是毛泽东对“联合舰队”“长波电台”等问题大发脾气，认为苏联试图控制中国。苏联驻华大使赶紧向莫斯科报告，赫鲁晓夫随后亲自来华解释。那次虽然争吵，但最后还是签署了联合声明。可1959年这次不同。赫鲁晓夫专程来参加十周年国庆，双方竟然没有联合声明。蒋立刻意识到：这说明事情没谈拢。事实上，也的确如此。10月2日，中苏领导人单独会谈时爆发激烈争吵，最终不欢而散，赫鲁晓夫甚至提前回国。所以蒋的这个判断，是准确的。
第三，判断赫鲁晓夫下台后中苏关系不会改善。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很多人一度猜测中苏关系可能缓和。但蒋认为不会。11月7日，周恩来最后一次访问苏联，试图摸清勃列日涅夫等新领导人的态度，但双方并没有达成一致。蒋随后在日记里写道：“俄共之基本态度保持不变。”他认为，中苏矛盾不是赫鲁晓夫个人造成的，而是苏共中央整体路线的问题。这一判断，后来也证明是正确的。
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随着中苏关系越来越紧张，蒋开始思考：苏联会不会转而拉拢台湾？事实上，确实出现了一些苗头。例如在联合国的一次军事参谋团例会上，原本从不出席的苏联将军突然出现。这显然不是“走错会场”，而是在释放某种信号。尤其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台北与莫斯科之间的秘密接触越来越多。蒋过去提到苏联领导人时，常常使用蔑称：斯大林叫“史魔”；赫鲁晓夫叫“黑酋”；布尔加宁则被叫成“普假人”。但到了1960年代后期，他在日记里已经不再这样称呼勃列日涅夫等人，而是开始正常使用名字。原因也很现实：既然要打交道，总不能还天天叫人家“魔头”。1969年1月，勃列日涅夫遇刺未遂。蒋得知对方平安后，居然在日记里写下四个字：“幸未命中。”如果真把对方当成“魔头”，显然不会这样写。
维克多·路易斯
1960年代末，双方接触进一步增加。在柏林、维也纳、罗马、墨西哥等地，都有秘密往来。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苏联背景记者维克多·路易斯访问台湾。这个人名义上是英国记者，但实际上普遍被认为具有苏联官方背景。1964年赫鲁晓夫政变下台后，第一个向西方披露消息的人，就是他。后来，苏联安排他前往台湾。他不仅见到了蒋经国，还受到新闻局长魏景蒙接待。当然，蒋经国背后就是蒋介石。蒋在日记中多次提到路易斯。
但问题在于：苏联究竟是真的想支持台湾“反攻大陆”，还是仅仅借此向北京施压？这很难说。因为维克多·路易斯一边访问台湾，一边又高调对外宣扬此事。按理说，这种秘密接触本不该公开。结果，《人民日报》1969年3月6日专门发表文章，点名批判：“苏修跟蒋匪帮正在进行反革命勾结。”可见，北京方面已经高度警觉。
1970年11月，蒋最后一次在日记中提到此事。当时双方已经谈到更具体的合作内容：苏联方面甚至表示愿意提供武器。蒋设想：经过两三年训练之后，也许可以重新“反攻大陆”，目标包括上海、广州、武汉、南京等地。但再往后，这件事便不了了之。蒋当然也明白：利用中苏矛盾风险极大。不仅要防范苏联本身，还必须考虑美国的态度。
五、对中共领导层的判断
下面就是：既然蒋介石一直在准备“反攻大陆”，那他当然非常关注中共领导层。他对中共领导层的判断，主要集中在这几个人身上。他怎么看这些人？又形成了什么样的逻辑？
我们知道，1956年中共八大以后，领导层大体形成了这样一个结构：上面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再下面是陈云。八大的时候，邓小平进入常委，担任总书记。两年以后，也就是1958年，林彪进入常委，担任副主席。这样，从1956年到1966年，中共中央常委基本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七人结构。公开报刊上的排名，一般是：毛、刘、周、朱、陈云、林彪、邓小平。但这只是公开场合的排序，和他们在党内的真实地位，其实并不完全一致。
真正关键的，其实是毛、刘、邓。邓小平主管书记处，而书记处的地位，其实比国务院更重要。毛在八大时就讲过：书记处“什么事情都要管”。而且书记处可以直接以中央名义发文件，这个权力是很大的。中央书记处成立以后第一次开会，周恩来也参加了。邓小平请周恩来主持，但周恩来说自己不适合主持书记处工作，最后还是邓小平主持，周恩来坐在旁边听。所以书记处和国务院到底谁更重要？当事人心里其实都明白。
当然，周恩来的历史贡献、个人资历，都让邓对周非常尊重，两人配合也比较顺畅。但从体制权力来看，书记处显然比国务院更核心。所以我刚才说，真实的排序并不是报刊上的排序，而更接近于：毛、刘、邓。
陈云则非常注意分寸。八大之前，中央有一个说法叫“五大书记”，就是毛、刘、周、朱，再加上任弼时。任弼时身体不好以后，实际上就逐渐由陈云替代。“五大书记”大体相当于后来的常委。当时苏联送给“五大书记”每人一辆汽车，陈云坚决不要，直接推掉。后来八大以后，有一套大型丛书《红旗飘飘》，准备给中央领导人写小传，陈云也坚决不同意写自己。他的态度是：你们写别人可以，我不宣传自己。他一直非常谨慎。陈云主要活动于经济领域。对于具体问题，他会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谏言。但即便如此，1958年“反冒进”问题，以及1962年“包产到户”问题，都让他受到波及。所以陈云在中央高层，其实并不算特别活跃。
林彪则主要负责军队，地方事务一般不太介入——我说的是“文革”之前。再加上身体原因，他长期需要疗养。1962年国民党准备“反攻大陆”时，为了防范国民党，林彪一度调兵遣将、操劳过度。事情过去以后，他又休养了一段时间。所以至少在1966年之前，林彪也并不是特别活跃。
另外还有一个人物，前面名单里没出现——彭真。彭真是书记处书记，实际上相当于副总书记。到60年代中期以后，彭真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这些人当中，蒋介石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彪都见过面。
那么，蒋介石是怎么看这一届政治局常委的？他有自己的一套逻辑，而这套逻辑的核心，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苏俄派”标签。除了毛泽东之外，其余常委几乎都被他贴上了“苏俄派”的标签。1959年9月，蒋介石曾在国民党军内谈过一次话。台湾后来把这些材料都印出来了。他在里面分析中共“集体领导”：他说，刘少奇先留法、后留俄，所以是“苏俄派”——只要去过苏联，他就认为一定听苏联人的话。实际上，刘少奇根本没去过法国，而是直接去的苏联。但蒋介石不太在意这些细节。他认为：刘少奇去过苏联，是苏俄派；周恩来、朱德留法留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林彪，则是“留俄正统派”。陈云在遵义会议后，确实去过苏联；邓小平从法国又去了苏联；林彪抗战期间疗养时，也去过苏联。于是蒋介石就得出一个结论：这些人都有苏联背景，都是在国外接触共产党、再回国加入中共的。因此，他认为这六个人都是“苏俄派”，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是“土共”。他说：苏联替中共安排了一个“集体领导”，实际上就是毛一个人对六个人，所以最后还是会被苏联控制。
当然，我们今天看，这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蒋介石自己的想象。他的逻辑非常简单：只要你去过俄国，就一定听苏联人的话。比如刘少奇虽然去过苏联，但和苏联之间并没有什么特殊依附关系。可蒋介石并不在意这些。
（一）对毛泽东的关注
当然，在蒋介石看来，最重要的人还是毛泽东。而且他自己也知道：毛在中共党内是一言九鼎的人物。因此，他高度关注三件事情。第一件事，就是毛泽东的身体健康。因为在他看来，毛的健康状况，就是整个中共政权稳定的基础。
蒋介石判断毛身体状况的方法，其实非常简单：看毛泽东在重要场合出不出现。只要毛没有出现，他立刻就会怀疑毛是不是病重了。1954年1月31日，蒋介石在日记里写,前两天匈牙利大使在北京递交国书，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没有出面，而是朱德接见。他立刻判断：毛短期内不能公开露面，情况已经暴露，估计不是病危，就是得了绝症。但今天我们当然知道，那时候毛根本不在北京，而是在杭州主持宪法起草工作。毛有自己的一套工作习惯。有些礼仪性活动——比如国务会议、递交国书——他觉得没有意义，就不参加。但蒋介石把这种事情看得很重。他认为：这么重要的场合你都不来，那一定是身体出了问题。
后来又有一次。1954年是斯大林逝世一周年，北京举行高规格纪念活动。主席台上出现的是刘少奇，而不是毛泽东。蒋介石又判断：这么大的事情毛都不来，说明身体真的不行了。
他甚至还说，希望毛不要死得太快，否则对自己“没有帮助”。当然，这些都是他的主观推断。当时新闻界有一种分析方法，叫“克里姆林宫学”，就是通过领导人的排名、出场与否，来推测政治局势。但这种判断很多时候并不可靠。有时确实是身体原因，有时则完全不是。尤其蒋介石虽然和毛斗了几十年，但其实未必真正了解毛的个人习惯。毛很多时候不出来，仅仅是不愿意参加这些场合，并不意味着身体出了问题。
第二件事，就是毛泽东的行踪。毛到底去了哪里，蒋介石非常在意。当然，他不可能在毛身边安插人，更多还是依靠电子信号等技术手段进行判断。蒋介石日记里有很多类似记录。
比如：他说毛9月30日回到北京，实际上早了几天；毛第二次去莫斯科时，他又判断毛已经回国，实际上毛提前两天才回来；1958年，他注意到毛长期停留在汉口，判断政治局可能要开会，这次基本是对的；1959年，他又发现毛在郑州停留，当时中央确实在开会。
有些判断准确，有些则误差很大。比如：1959年8月1日，他说毛乘飞机到九江——实际上毛是坐船到九江，再前往庐山开会。8月10日、15日，他又判断毛已经飞回北京——实际上毛并没有回北京，而是离开庐山去了南昌和浙江。1966年6月18日，他判断毛已经回北京——实际上毛是从杭州去了长沙，又经南昌进入滴水洞。这些判断，应该主要来自电子侦测，比如净空、无线电信号等等。
但问题在于，这些技术手段本身也是可以被误导的。比如今天我们知道：中央可能25号就让上海进入准备状态，但毛真正28号才到；29号就离开了，可上海的警戒一直维持到7月2号才解除。于是外界就会误判。所以这些技术只能说明“有活动”，却不一定能准确反映背后的真实情况。从蒋介石的日记可以看出，他对这些事情极其在意。
第三件事，就是毛泽东的职位变化。尤其是“不再担任国家主席”这件事，蒋介石看得非常重。前面说过，台湾方面可能破译了中共内部电报，甚至连“使他腾出更多时间研究马列主义”这种话都知道。这显然不太可能是台湾方面凭空想出来的，大概率确实来自破译内容。于是蒋介石知道：毛不做国家主席了。
但他如何解释这件事？他的理解是：毛“坐不住”国家主席位置了。再结合他对中苏矛盾的理解，他认为：这是苏联施压的结果。毛在俄国人压力下，不得不放弃国家主席，甚至已经无法真正领导全党。这个判断就明显走偏了。
国家主席其实只是国家职务，只要党和军队掌握在手里，毛的权力根本不会受到实质影响。所以在这一点上，蒋介石其实并不真正理解中共的权力结构。相比之下，中情局的分析反而更准确一些。美国人的判断是：如果毛真的失势，那么首先不做的应该是党的主席，而不是国家主席。国家主席更多是形式性的，党主席才是真正核心。美国方面显然更理解共产党体制。
（二）对刘少奇的认识。
蒋介石对刘少奇的认识，其实很简单。他始终认定一点：刘少奇年轻时去过苏联，因此是“标准的亲俄派”。而且在他看来，刘少奇是所有“亲俄派”里最重要的人物。刘少奇之所以能够担任国家主席，就是苏联人在背后扶植的结果。后来他甚至提出一个说法，叫“俄刘一体化”。当然，这基本都是他的想象。
他跟美国人谈这些问题时，讲得更直接：他说刘少奇是“苏联直接训练出来的傀儡”。因为在蒋介石眼里，只要在苏联学习过，就一定是苏联的人。甚至赫鲁晓夫批评人民公社，他都能理解成：这是在逼毛泽东把权力交给刘少奇。他把很多事情都往这个方向解释。
不过，他的判断也并不是始终不变。1961年，中共建党40周年，刘少奇发表讲话，高度赞扬毛泽东的历史功绩。蒋介石这时候开始调整判断。他说：“毛刘是一回事。”也就是说，他开始意识到：刘少奇并不是苏联用来对付毛泽东的代理人。其实这也很正常。人在观察局势过程中，本来就会不断修正自己的判断。
（三）对周恩来与林彪的判断
蒋介石对周恩来的认识更简单。因为他和周恩来非常熟悉。黄埔军校时期、北伐时期、抗战时期，两人都有接触。他知道周恩来办事能力极强。正因为如此，他把林彪也放进了“周恩来系统”里一起观察。他的逻辑是：周恩来在苏联待过；林彪也去过苏联；两人又都和黄埔军校有关；周恩来还是林彪的“老师辈”。所以他认为，林彪实际上属于周恩来系统。
在他看来：陈赓、徐向前、林彪这些黄埔出身的人，都是周恩来的老部下。这是蒋介石自己的理解逻辑。到了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已经开始波及周恩来。蒋介石对此只简单写了一句：“批林与批孔结合，是想消除反对势力。”但没有再展开。那时候他身体已经不太好了，思考能力和精力都在下降。到1975年，他身边很多核心人物也已经不在了。后来“文革”爆发以后，他当然逐渐意识到：林彪和周恩来根本不是一回事。
但整体来说，国民党方面对中共内部情况，其实始终了解有限。
下面再说林彪。“文革”爆发以后，林彪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蒋介石当然也注意到了。1966年8月6日，“八一”建军节活动中林彪没有公开露面，蒋介石立刻开始关注。实际上，当时林彪人在大连。8月5日“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已经出来，但林彪那时甚至还没到北京。后来8月18日，毛第一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就已经非常明显了。报纸上唯一突出出现的副主席名字，就是林彪。其他副主席都不提。这已经是非常明确的政治信号。所以蒋介石也意识到：林彪已经被确定为接班人。
但后来他又出现了严重误判。1969年九大召开前，他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消息，或者完全是自己猜测，认为：“林彪建议撤销中央文革小组。”这完全错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核心人物是江青。这种事情，林彪绝对不可能主动提。因为撤销中央文革小组，本质上就是动江青的位置。这种话只能毛泽东自己说，别人谁都不能说。后来《毛传》里其实写得很清楚：提出取消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正是毛泽东本人。所以蒋介石在这里明显夸大了林彪的权力和作用。
（四）对邓小平的忽略
最后是邓小平。蒋介石对邓其实非常陌生，提到得也很少。1953年9月19日，薄一波受到批评后，财政部长位置可能由邓小平接任。蒋介石在日记里只是简单写了一句：“邓小平要加以研究。”但也没有进一步分析。而且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是：蒋介石多次把“邓小平”写成“邓绍平”。如果只是一次，可能是笔误；但多次写错，就说明他对邓确实不太熟悉，也不太重视。再加上邓在60年代前期相对低调，所以外界会觉得邓的地位并不特别突出。
但实际上，中共内部都知道邓的重要性。毛泽东自己就说过：“我是主帅，邓是副帅。”蒋介石显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一点。等到1973年邓小平复出时，蒋介石已经进入生命晚年，日记也基本停笔，更没有精力去研究邓的情况了。所以总体来看，蒋介石对中共高层的很多判断，其实错误不少。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他对中共内部运作机制，并不真正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