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市场经济是如何奠基的：后六四时代的中共路线斗争与政治博弈

张崑 | 文

1991年12月9日至10日，第四十六届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在荷兰马斯垂克（Maastricht）举行，会议通过并草签了《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条约》和《政治联盟条约》，合成《欧洲联盟条约》。冷战后的世界秩序调整中，欧洲显示出一片乐观的前景。

半个月后，12月25日，在苏联，戈尔巴乔夫辞职，核密码移交叶利钦，苏联解体。

数十年冷战，在两三年间，社会主义阵营从内部自行解体。面对突如其来的胜利，欧美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到底是为什么，带来了这样的胜利？有的只是各种各样的猜测。

西方舆论通常把苏联的解体归功于冷战的胜利。一位记者指出，西方的胜利，不是冷战的胜利，不是普世价值的胜利，也不是西方意识形态的胜利，更不是西方民主价值观的胜利，而是市场经济的胜利（参见奥克莱利，《苏联的最后一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这位记者的论断，并没有引起多少西方政要的重视。但是，在中国，在不曾停歇的政治博弈中，西方的意识形态没有占上风，普世价值尚没有一席之地，西方的民主价值观没有被接受，与此同时，同样是西方来的市场经济，却正在与计划经济的对决中，形成压倒性的优势。

价格改革完成与新矛盾

1991年底，价格改革的完成，带来的变化是决定性的。一部分多去的特权，借机变现，转变成钱。同时，以前只有特权才能享用的东西，现在平民只要有了钱，也可以拥有。由钱来决定，而非由特权来决定，带来了一大波身份平等的进程。

推动历史进程的，不是人们对价格理论的认识，不是人们对市场观念的理解，而是人们对“钱”作用的直接感受，这是一种购买权力，每个人在争夺这种购买权力的时候，感受到了比过去多得多的平等。

邓小平南巡。

官宦子弟有了通过钱，可以合法享受过去他们父母通过等级森严的特权才能享用的东西。这给了官僚阶层、官宦子弟极大的热情，利用市场化的手段，将特权转变成金钱，成为市场化的推手与支持者。

平民没有特权，但市场化带来的金融工具，如股市，给了他们一夜暴富的梦想，可能不再受身份地位的限制。当政者在财政困境中，为了保住权力，也需要这些金融工具才筹集资金，保政权是目的，其他的是手段。这个时候，政权又发现，股市已经被他们打压得几乎冬眠，失去了融资功能。

于此同时，其他哪怕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融资手段，不管当权者愿意不愿意，都在摆脱自身困境的努力中，渐渐走向了市场方向。1991年1月，财政部国债司为了确保完成发行任务，降低发行成本，开始探讨将国库券的发行方式由行政摊销，改为承购包销。显然，后一种方式能满足国债司的两个主要目标。但同时，这种改变，也是从计划经济的向着市场经济的方向改变。1991年实际发行国债120亿，其中38.7亿元使用了承购包销的市场化手段（ 王安, 股爷天下：中国证券市场三十年记,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1, p. 100—101.）。

从1991年9月上旬开始，深圳市政府筹资金，秘密买入股票，托起股价，试图激活市场。到了10月份，深圳股市开始走出谷底，再现生机。此时，政府的态度开始明朗化，陆续出台有利于股市发展的政策。深交所下调印花税到千分之三，上交所也实行买卖双方双向征收，税率千分之三。几乎与邓力群“党必须牢牢掌握国家政权”的等同于暴政宣言的誓言同步，官民在不挑战暴政的情况下，形成了越来越多的市场共识。从那时起，中国股市长达半年的一轮牛市热潮，启动了。

“左王”邓力群。

暴政之下，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争夺政治权力的，其代价极大。六四惨案刚刚过去不久，人们都还记忆犹新。 但是现在，几乎每个人都可以争夺“购买权力”了。尽管面对市场，赔钱是一种代价，但是毕竟比赔上自由、赔上性命的代价小多了。无论是社会运动，还是金融市场，一旦代价变小，人们很快就蜂拥而至。

各方势力准备最后一搏

1991年11月25日至29日，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召开。会上初定次年召开中共十四大的时间。谁在十四大上取得优势，意味着很可能主导其后五年的政局。而失败者，可能就会消失在人们的历史记忆中。因此，八中全会，确定无疑地，拉开了各方政治势力最后一搏的大幕，政治斗争进入决战阶段。

会议结束之日发布的全会公报，对邓小平来说，既有好消息，又有坏消息。好消息是，公报没提十三届五中全会，那次全会否定1984年以后的城市改革，等同否定邓小平，而这一次只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农村改革；坏消息是，公报没提十三届五中全会，不等于推翻了当时的论断，很可能十四大被再次正式确认。对邓小平来说，如果要反击，当属绝地反击，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留给他的空间也不多了。

时间进入1992年，亲自出马的毛主义理论家邓力群，在取得了两个月前的辉煌战果之后，意犹未尽，决意乘胜追击，在1月5日，以“华之俏”的笔名，在党内杂志《理论动态》上发表《反和平演变三论》。这一次，“无产阶级”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牢牢掌握国家政权”了，还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而且，由于“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这下子，冲突可能就是要在全社会展开的了，于是，邓力群号召要“斗争”。难道是想在全社会发动全面的斗争？当然，此时还不可能，一是邓力群已经退休，不是在位的“国家领导人”，不担当群众运动中的“领袖”角色，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发送群众政治运动；二是无论是谁，邓力群、李先念或是邓小平，还是其他什么人，在党代会之外发表的看法，都不是党代会的决议，不具备党代会文件的宪法效力。在这种情况下，邓力群还要大声鼓噪，当然，就是为了争取党内支持，以期自己的见解在未来的党代会上成为主流，甚至决议。也就是说，所有这些争论、批评，都是剑指十四大的，谁主导了十四大，谁就主导了未来。

一周之后，1月12日，邓力群马不停蹄地发表了《学习毛泽东，做坚定革命者》一文，要求支持者们不要因为困难，就改弦更张，要学习毛泽东的理念，在困难面前坚持住，以夺取最后的胜利。邓力群还引用元老中王震和陈云的话，为自己的主张背书，为自己的阵营增加筹码。

在邓力群的鼓噪之中，毛派感到形势大好。自称“死硬的毛派”的政协主席李先念，走上了政治博弈的前台。1月16日，李先念将《关于人民日报宣传报道工作的报告》批转江泽民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时，就宣传工作现状写道：“这个大好局面确实来之不易。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十分珍惜这个局面。谁在这个问题上不清醒，谁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

邓小平南方视察

此时，如果邓小平还不反击，他就不是连叶剑英也认为精于政治手腕的邓小平了。第二天，1月17日下午，明知北京的“宣传工作”已经被李先念势力全面控制，而发不出不同意见声音的邓小平，乘专列离开了北京，以近88岁高龄，南下视察。

当然，这个旅程不会是临时起意的。中共内部，官员等级森严，像邓小平这样的元老，位列过国家领导人，退休后仍然是国家领导人一级的“待遇”。有想法出行前，会有专人先前往联络，安排好行程，形成方案上报批准后，再出发。据广东省委负责接待的陈开枝回忆，他是在1月1日，获悉这一接待任务的。

李先念在黄安老家视察。

中共元老们，常有冬天到南方温暖地区过冬的习惯。邓小平以往总是去上海过冬，上一年就是这样。那时，邓小平希望上海的浦东开发，能“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那么，“深圳经济特区”到底是什么样的？邓小平这次的目的地，就是珠江三角洲的经济特区。

邓小平的专列途径武昌时，列车加水做了短暂停留。闻讯赶来守候在列车贵宾室的当地首脑，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省长郭树言等待接见。邓小平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生产搞得怎么样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你们抓得怎么样？”两人赶紧简要汇报情况，邓小平听完，一字一顿地强调说：“就是要抓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嘛（陈开枝, 起点:邓小平南方之行, 第2版.,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8, p. 29—30）！”

如果说，邓小平关心湖北省经济建设，还不算让人费解的话，邓小平接下来的话，就有点让人摸不到头脑了。他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注意。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陈开枝, 起点:邓小平南方之行, 第2版., Beijing,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8, p. 30.）。”

两人并不是邓小平心腹，甚至和邓小平谈不上熟悉。与其说，邓小平关心湖北省的情况，不如说，邓小平更希望通过他们，把自己的意见传出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邓小平的路线，十三大确定的。现在邓小平要为十四大最后一搏，他要全力保住这一路线。而六四以来，顽固派大力宣传反对“和平演变”，几乎取代了“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所以，接下来才会有邓小平对不抓“经济建设”、总谈“和平演变”的大小会议的不满，这种不满是用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至于邓小平是否有过更直接表达不满的话，传闻虽多，由于没有正式公开发表的史料，我们无法确认。

消息传到北京，主政中央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迅速作出反应，旋即下发了改进领导作风、克服形式主义、减少领导同志事务性活动的文件。当然，邓小平要的不是这些。可见，当时的中央，如果说仍然尊重邓小平，尊重的只是他这个人，而不是他的意见。邓的意见，并不能左右中共中央，要想影响十四大，希望渺茫。

1月18日下午，专列途经湖南省会长沙，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前来拜见。邓小平听完汇报，大力鼓动说，“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经济发展要快一点，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陈开枝, 起点:邓小平南方之行, 第2版., Beijing,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8, p. 30—31.）”。

当自己的意见与此时中央意见不一致时，出到地方，四处鼓动地方官员反对中央，这并不是邓小平的独创，毛泽东就擅用此招。邓小平学到后，反复使用，屡试不爽。

1月19日，上午，邓小平的专列到达深圳火车站。当天下午，邓小平乘车浏览市容。此时的深圳，马路宽阔，高楼林立， 超乎邓小平的想象。上一次来特区，还是1984年。当时，邓小平看到深圳渔民的生活改善，收入提高，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梁湘忍不住问邓小平，像深圳渔民这样的居住和生活水平，全国人民做到，需要多少年？邓小平当时认为，大约要一百年，最少也要七十年（ 陈开枝, 起点:邓小平南方之行, 第2版.,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8, p. 34-35.）。

在中共领导层里，邓小平是一个特别喜欢强调建设速度的人，总是要求加速发展。同时，邓小平在计划经济下，也是主持过制定规划的领导人，有实际的经验，连他这样的人，都认为还要那么久。可见，计划经济下，少数“聪明人”制定计划，安排所有人的生活，他们是无法想象一旦进入市场经济，由每个人自主追求改善自己的生活，所可能爆发出来的潜力的。

如果说，1984年，邓小平视察特区，是为了看看，有没有取得“发展生产力”的实际效果，按照他被党内接受了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去验证，看自己的政策对不对路，当时的结果是乐观的，邓小平赢得了一次巨大成功；那么，1992年这一次，刚刚浏览过市容的邓小平，亲眼目睹了他想要的巨大变化。特区能取得经济高速发展，已经毋庸置疑了，但这几乎是预料之中的，并不能够解决邓小平的问题，他想要来寻找答案的，又是什么问题？

事实上，在深圳期间，邓小平发表感概也好，谈话也好，总是围绕着一个论断，这就是他说的：“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陈开枝, 起点:邓小平南方之行, 第2版.,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8, p. 47.）’！”

邓小平认为，问问特区姓资姓社，是他政治对手最致命的武器。毫无疑问，他们要求中国的一切都姓社。在这一点上，邓小平其实从未赢得这场姓资姓社的争论，邓小平只是给自己争辩说，其实特区也姓社，不姓资。用这种方式极力证明，对手是正确的，但我其实也和你们一样正确。

所以，这一次，邓小平要回答的是，特区到底姓社还是姓资？他需要找到最好的回答，以赢取十四大。其实，在1991年10月23日邓力群的文章提出“党必须牢牢掌握国家政权”的姓社标准之后，邓小平回答这个问题的难度，大大降低了。显然，特区的政权，牢牢掌握在中共的手中，没有任何疑问。不过，邓力群文章中的玄机，是在后来长期博弈后才显露出来的，当时，邓小平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邓小平强调，自己所主张的特区发展模式，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但是，仅仅靠语气坚定，是没有说服力的，在邓小平权威没落的时候，说服比权威重要得多。那么，最有说服力的，是特区的实践，特区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方法，不到十年取得了计划经济下可能“一百年”才能取得的经济发展。但是，这不是正说明资本主义更好吗？

为了避免掉进这个“陷阱”，邓小平被迫步入了一个他并不擅长的领域，强调他“理论”上的创新，即发展生产力，优先于生产关系。但这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不符，而且，几乎没有办法讲通，更是无法说服党内的理论权威们。

其实，邓小平每年到上海过春节，也到处宣扬鼓动他的“改革开放”，但一直没有什么效果。到了1992年，来广东这一次，形势起了变化。一方面，既然顽固派提出“党必须牢牢掌握国家政权”作为姓社标准，那么，各派就有了共识，问题就进一步转变成：党如何才能牢牢掌握国家政权？这个时候，邓小平与顽固派之间，有了新的区别。即，是发展经济保政权，还是阶级斗争保政权？另一方面，随着中央财政的不断恶化，邓小平的主张，开始赢得越来越多的体制内支持者。同时，邓小平所强调的改革，在体制外，因为给了个人更多的经济自由，总是会受到热烈的回应。

邓小平从深圳到珠海，又从珠海经顺德回到广州，以特区的发展为证，一路宣讲他的社会主义和市场相容的论断。1月29日傍晚，邓小平从广州火车站出发，途经江西，去往上海。2月20日，离开上海，次日回到北京，结束了他著名的“九二南巡”。

邓小平“南巡”期间，并没有刻意避开民众，所以毗邻深圳、珠海的港澳地区很快就得到消息，港澳媒体每一天都四处打探消息，连篇累牍地报道邓小平的动向。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媒体的寂静。由于邓小平已经退休，讲的又是和党代会中央全会决议有悖的言论，为了避免给政治对手落下口实，邓小平的谈话，并没有通过官方宣传机构记录和传播。事实上，邓小平释放的信息，通过毗邻港澳的便利，借助港澳媒体的好奇，绕开了体制内的宣传渠道，通过这种非正式渠道，即先由境外报道，再由地方媒体证实的方式，逐步散播了出去。

从意见之争到命运之争

1)邓小平系列谈话引起的“党内干部思想不稳”

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期间的一系列谈话，与十三届五中全会以来的“中央精神”并不协调。中央权威宣传机构，此时由顽固派把持，自然不会为邓小平支持市场化的言论鼓噪。至于地方媒体，在邓小平的激励下，不时有支持者发表鼓动改革的言论。这样一来，在中央当权的顽固派眼中，邓小平的系列谈话，无疑带来了“思想上的混乱”。

顽固派并非没有压力，邓小平尽管在政治上失势，在军队仍然保持绝对的影响力，因此，难以完全不理睬邓小平。2月20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邓小平讲话，但是为了避免“引起党内干部思想不稳”，还是删去了大量与“中央精神”不符的言论。邓小平即便不满，也阻止不了这一做法。

所谓“思想上的混乱”，是中共党内合法化“党代会文件”过程中特有的问题。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党代会文件” 相当于习惯法，起到党国宪法的作用，党内没有人敢于正面对抗。即便是邓小平，也没有能力在正式或非正式场合释放出违背十三届五中全会决议的信息，他所能做的，是在非正式场合，重复尚未被正式否定的十三大文件，或进行进一步的阐释。由于参与“党代会文件”制定的，仅仅是党内少数寡头，所以“制度化”的过程，仅有他们参与，这之后，还要在党内通过“合法化”过程，使之成为全党的意志。中共党组织高度官僚化，层级森严，这本是一个等级权威结构。但是，“党代会文件”却是一种“意见”。在一个纯粹的权威结构中，下级服从上级，不管上级具体是什么意见。所以，只要存在等级权威结构，就存在上级权威的自决权。这种自决权，毫无疑问，是和“意见”的流转相冲突的。党中央希望所有党员无条件同意“党代会文件”，但每个党员，都必然面对“意见”与“权威”的选择，“意见”是党代会文件内容，“权威”往往是直接上级，两者意见一致，当然最好，一旦不一致，就有了选择的可能，每个人都会根据可能代价比较得失，进行自主选择，于是，就会出现“引起党内干部思想不稳”的情况。

邓小平南方系列谈话传出以后，正是通过党内的反响，成功破坏了十三届五中全会决议的合法化，影响了未来十四大的制度化进程。那么，在博弈的关键时刻，与邓小平同样有着参与资格的政治对手们，在做什么呢？

2月25日，82岁的李先念因肺炎住进北京医院，踏入生命中最后的旅程。

2)李先念最后的日子（1992年2月25日）

3月18日，七届政协五次会议开幕，本应由政协主席李先念主持。但此时病床上的李先念已经不能参会。他在会前十多天致信江泽民、李鹏，委托政协副主席王任重代为主持。然而，人算不如天算，王任重竟然也没能熬到会议开幕，于距开幕仅2天的3月16日去世。

六四以后，王任重（王任重，1917年生，时任政协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曾被中央派去劝说赵紫阳，希望他“改变态度”，结果两人却“谈不拢”，王说赵“右”，而赵认为王“左（《杜导正日记》，1992年10月27日。）”。在界定社会主义问题上，邓小平与赵紫阳不但没什么分歧，甚至邓小平主要相关论述都是赵紫阳帮助酝酿整理的，难分彼此，可见，以邓小平的眼光看，王任重必然“左”了。

王任重的死，站在邓小平立场上，对正在进行的较量无疑没有坏处。站在李先念立场上，却是灾难性的，它的部署完全被打乱，以致于不得不“在医院召开政协党组紧急会议，就开好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重做研究和部署（《李先念年谱》，1992年3月16日。）”。

3)国企单位陷入绝境

1992年3月19日，北京电子管厂召开全厂职工代表大会，总会计师王东升做财务报告时说：

......企业严重亏损，生产技术设施日益陈旧，人员负担越来越重，国家不管，只有靠借钱来维持，借了钱又增加亏损，给你项目投入钱又出不来效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亏损不断增加，企业陷入了经济恶性循环的困境中，难以自拔（路风, 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6, p. 42—3.）。

北京电子管厂压力下并非没有想过自救，1991年初，厂长张红飚甚至给主管工业的副总理邹家华写信求教。计划经济下，不是向市场求救，而是向领导求救。领导如果有办法，就不会有那么多企业深陷恶性循环的困境了。不难想像，这条求救之路没有走通。到1991年7月，绝境中的电子管厂开始设想改革工厂结构，实行股份制，向社会融资，这已经是绝境中的唯一救命稻草了。张红飚表示，如果这个方案再不成，他除了辞职，已无别的选择，他实在坚持不了了（ Ibid, p. 44.）。这个改革方案上报后，在忐忑不安的等待中，可想而知，绝境中的工厂，对市场化改革的期待有多么强烈。

4)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1992年3月24日）

1992年3月20日至4月3日，七届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支持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势力，在会议期间强势出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人大会议上提出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3月24日，杨白冰掌控的《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公开宣称军队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军队罕见干政，进入到指向十四大的制度化斗争中来，支持邓小平。有了国家暴力机关的强力支持，3月26日，《深圳的特区报》、《羊城晚报》、上海《文汇报》等，都重点报导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

一些闻风而动的地方政府，开始清理与邓小平论调相抵触的“红头文件”，试图在高层政治斗争中押下赌注。如此一来，江泽民担心的党内思想混乱问题，迅速从地方上升到中央。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四天之后，3月30日，新华社不得不刊出邓小平讲话全文。

随着中央一级态度的软化，邓小平取得了阶段性胜利。4月1日23时左右，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已经入睡，突然接到江泽民的电话。这时期的陈锦华，如坐针毡，正像他后来回忆的，“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对改革工作批评得很厉害。如果体改委适应不了南方谈话前后的改革形势，这个单位肯定就很难存在（ 陈锦华, 国事续述,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p. 111.）”。陈锦华有压力，位置比他高的总书记江泽民更有压力，不知是否因为这个原因，陈锦华睡了，江泽民还没睡。不但没睡，还深夜致电陈锦华说：“改革的下一步怎么搞？你们是不是好好研究一下，给中央提个建议。”

4月3日，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一结束，陈锦华马上召集广东、山东、江苏、四川和辽宁五个大省的体改委主任，开了三天半高度保密的座谈会，到会不足10人，不许带助手，不做记录，不许外传。座谈会结束后，陈锦华给江泽民、李鹏写了一封信，直接送他们亲收。信是陈锦华自己写的，写好后也没给任何人看过，可见事关重大。这封信回答了江泽民的那个问题“改革的下一步怎么搞？”当然，江泽民提出这个问题，等于同时给了答案。如果按既定的方式搞，他不需要问。这次体改委给的回答，是“5个省的体改委主任一致认为：今后应当明确提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陈锦华还附了一张统计表，从中可以看出，“凡是市场机制运用得活的地区，各项指标都大大领先”。

在这个期间，病重的李先念已经无法出席会议了。4月5日，出席两会的湖北代表要去医院才能见到李先念（张肇俊，《李先念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在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之《党史频道》，网址：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8025348.html，访问于2018年10月8日。）。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并在一些极端事件上反映出来。5月12日，上海股民唐柏华因炒股亏损6500元自杀（王安, 股爷天下：中国证券市场三十年记, op. cit., p. 117.） 。

5月22日，邓小平视察首都钢铁公司，向江泽民隔空喊话说：“主要是解放思想，换了脑筋就行。脑筋不换，怎么推也推不动（《邓小平年谱》，1992年5月22日。）。”在全国的大中型企业极度困难的情况下，邓小平通过与首钢负责人的几句谈话，把责任归到了“上边”，也就是江泽民的头上。据后来的一篇追记报道：

小平同志又问：为什么鞍钢的发展比你们慢一些？周冠五说：“路子没给他们放开。”小平同志点头道：这是上边的责任。我往南方跑了跑， 讲了一些放炮的话， 也就是这个道理。我听到的呼声就是把手脚给捆住了，怎么走啊？说到这里，小平同志的语调变得严肃起来：现在就是要解决把大中型企业搞活这个问题呀，要全面动起来才行啊（冯春，《北国也有春风度 邓小平同志视察首钢追记》，载于《经济工作通讯》，1993年第8期。）。

邓小平把矛头对准没有带领全党热烈响应自己号召的江泽民，认为后者还在观望，继续施加压力，敦促江泽民脱离李先念的阵营、转向自己，邓小平说：

为什么不允许改革？这是人的问题，人的思想没解放啊 还有抵触。过去就说姓“社”姓“资”，现在又说别的，反正还有一些人是在看，看你改革开放对不对。

视察过程中，邓小平不断抛出指向“个人”的严厉措辞，表达他的不满：“一个人政治上再强，不懂经济是不行的。朱镕基同志是抓经济的。我不懂经济，但是我听得懂哪些对哪些不对。凡是思想开阔的，能领导我们向前发展的，我举双手赞成（《1992年5月22日 邓小平视察首钢》，载于《人民网 历史上的今天》，网址：http://www.people.com.cn/GB/historic/0522/1680.html，发布于2003年8月1日，访问雨2018年10月5日。）。”在这个十四大前党内斗争激化的敏感时刻，褒扬朱镕基，不仅在责备江泽民等没有跟上邓小平要求的人“不懂经济”，甚至可能以此为借口要求罢免江泽民。

命运之争的胜利者

6月6日，病重的李先念只能委托方毅主持七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四十五次主席会议。在七届政协中，主席为李先念，副主席中，排名第一的王任重3月已经去世；排名第二的阎明复因为在六四事件中同情学生，被认为“表现不好”，而于1990年被免职；排名第三的，就是方毅。事实上，七届政协的工作，从那时起，就由方毅主持了。与李先念自称“强硬的毛派”不同，方毅曾经以“历史上最大的暴君”称毛泽东（郭道晖，《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载于《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当然不会是毛派，反而是邓小平的支持者。在生命的自然淘汰中，李先念正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拱手把政协这个地盘让给了邓小平。

6月9日，江泽民到中央党校发表讲话，他走上讲台，说：“今天我要讲的主题是：如何更深刻地领会和全面落实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精神……”一个“更”字，暴露了江泽民的转向。此前，江泽民已经“深刻”领会了，但彼“深刻”，还是不够深刻，于是又有了“更深刻”。江泽民表示“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 。在邓小平和李先念分别代表的两大势力的斗争中，江泽民在中央党校明确表态，向邓小平投降。6月12日，邓小平在住地同江泽民谈话，认可了江泽民的这一转变，表示自己赞成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提法（《邓小平年谱》，1992年6月12日。）。至此，邓小平彻底收服了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使江完全接受自己的主张，为通过江向全党名正言顺地推行自己的政策铺平了道路。

据《李先念年谱》，“6月中旬”，邓小平、陈云分别派身边工作人员到医院看望病情危重的李先念（ 《李先念年谱》，1992年6月中旬。）。显然，江泽民的转变，是在其元老中最大支持者李先念已进入最后弥留时刻、失去发表意见能力的情况下做出的。几天之后，6月21日，李先念去世。

接下来的日子，就像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中所描述的那样，“在贯彻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精神的热潮中，在迎接党的十四大召开的气氛里，今天，我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1周年[ 《人民日报》，1992年7月1日，第一版。]”。元老们纷纷表态支持邓小平。同一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刊登周恩来遗孀邓颖超的文章《庆祝党的生日 加快改革开放》，重申十三大“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邓小平路线，向邓小平公开表达支持。

7月21日，陈云在《悼念李先念同志》一文中解释自己的立场说，“先念同志和我虽然都没有到过特区，但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陈云承认特区建设的实际效果，他表示，“这几年，深圳特区经济已经初步从进口型转变成出口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发展确实很快” 。基于这个实际效果，面对市场经济的转向，陈云没有做出阻拦，他承认，“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 陈云, 陈云文选 第三卷, op. cit., p. 379.）”。至此，邓小平所倡导的市场经济转向，在党国最有权势的元老一级，已经不再有强有力的障碍。

到7月23日、24日，邓小平已经可以比较安心地审阅中共十四大的报告稿了（邓小平年谱》，1992年7月23日、24日。）。

党内斗争决定的改革路线之争

在1991年价格改革悄然完成之后，整个中国，无论是体制外还是体制内，对政权来说，不知道为什么，甚至不清楚从什么准确的时间开始，莫名其妙就失控了。

过去，所有人被要求为 “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而奋斗，这些目标是超越个人利益的，因而，需要靠领导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价格改革之后，人们要实现自身在重重滞碍下最大程度的自由、获取最大人生价值，有了新的参照：钱，这是一种无关身份的购买权力。从此以后，每个人以追求个人利益的方式，为自己而奋斗，不需要领导来调动“积极性”。失去了“积极性”这一可资领导的资源，整个群众运动都无从着落。与此同时，连称谓中都带有群众运动特色的“全民所有制企业”陷入困境。中共的统治进入危急之中。

十四大上的江泽民与邓小平。

在这种情况下，同样在1991年晚些时候，中共内部开始形成“党必须牢牢掌握国家政权”的共识，以此应对价格改革之后社会形势的变化。事实上，从那个时候起，政权与社会之间未来二三十年的基本关系，就确立了。面对人们自发追求私利所形成的市场，政权继续计划经济的方法，无法从市场中获益，一步步从困境进入绝境。在这种绝境之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坚持“改革开放”的势力，与以李先念为代表的党内坚持毛主义意识形态的保守势力，在为取得十四大主导权的目标下，展开了政治斗争。这一斗争，起初是在邓小平处于一生政治最低谷，为了维护自身政治资产、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在八十五岁正式退休的次日开始的。

邓小平从未赢得所谓的“姓资姓社”大争论，每一次回应，都以邓小平明确服软，万般狡辩自己的主张其实也是“姓社”、完全是坚持“社会主义”而收场。正是因为邓小平在“姓资姓社”的意见之争中落败，他才退一步，不搞意见的争论，试图拿出权威来压人。但即使邓小平的权威，也不能压服对方接受自己的意见，而仅能压到不”不争论”。为什么? 因为一争论邓就败了。”不争论”是争不过时的撒泼耍赖，而不是吹鼓手们吹嘘的什么”政治智慧”。可是，权威仍然压不服，这才祭出强力，有了1992年3月解放军报的”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但3月扭转局势了吗？ 没有! 直到6月，李先念去世前，其生命进入无可逆转的弥留阶段，决定性地失去发表意见的能力，邓小平才根本扭转了局势。

一场意见的竞争，先转变成权威的竞争，再转变为强力的竞争，最终靠着自然力，如同动物那样，依靠命运的竞争，邓小平赢得了胜利，保卫了自己的政治资产。退休后的邓小平，在危急绝境之中，就这样，在命运的眷顾之下，挽救了改革挽救了党。正是因为邓小平在“意见”没有取得突破的情况下，仅仅依靠“命运”的眷顾，完成了政权的市场转向，中国得以享受了市场经济带来的数十年经济繁荣。

冷战的胜利，到底是民主制度的胜利，还是普世价值的胜利，或是市场经济的胜利？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直到今天都是各国的重大战略选择。当时，俄罗斯的掌权者与邓小平都认为那是“市场经济”的胜利。只是，与俄罗斯全盘接受西方的市场经济不同，邓小平则除了西方的“市场经济”之外，其他的无论政治还是法律制度都一概不要。相比他的俄罗斯同行，邓小平或许更精准地洞悉了西方冷战胜利的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