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幻象四十年
读周沐君《The Death and Life of Chinese Civil Society》
编者按：周沐君的新书，对中国公民社会近40年历史进行了梳理。其理论和指向问题是否恰当，当有可议之处。但是仅仅这一话题本身，就足够引起《未定论》同好的兴趣。
此话题可横向延展多个领域，如中国市场经济40年，中国新闻媒体40年，中国互联网40年……既值得亲历者以工笔画的方式细写一个事件，也适合研究者以断代史的方式进行整体陈述。
是的，断代史。
我们已经可以断言——改革既死，开放已殁。只是具体死在何时，还未有定论。其尸温在各个领域的冷却速度，也大相径庭。还有一些余温，让吾辈亲历者不敢遗忘，必须记录下来，才不枉此生。
因此，刊发此篇对周沐君大作的书评，作为此类讨论的开端。
文| 春川樱子
在当今中国互联网上存在一批人对“江湖”（江泽民-胡锦涛）时期的中国舆论甚至是政治和社会氛围，他们强调当时对舆论管控不严，无论是互联网还是民间都能提出很多建设性意见，甚至可以进行一些行使政治权利的实践，如人大代表选举中的“独立选民”。在这样的环境中，建设“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亦可以翻译为市民社会）是当时知识分子将人大等政治机构“实装化”以实现政治实践的手段。而周沐君的《The Death and Life of Chinese Civil Society》一书就是基于90年代以来关于“公民社会”的争论所做的梳理和分析。
作为当时自由派追求的社会建设方向，公民社会的特征是社会团体不受国家支配、可以自我协商和建设并且有效地影响国家政策。它包含“独立性”“自组织性”和“公共性”，因而不同于以私人利益主导的市场和家庭，亦不同于极权主义和全能主义国家之下萎缩的社会。张静指出，公民社会是一个区别于国家建制的、自主的活动领域。它通过社会自我管制，达成相互联系并依存的整合秩序，以防止对社会自由的干预。公民社会对于公共事务的积极关切和参与，形成了和国家建制的对等监督力量。公民社会的核心部分是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主张。它包含一组特定的权利和使权利可以实施的社会制度，其中制度是实现权利的保障。在历史上，它是作为面对威胁的防御工具而出现的，这种威胁被认为主要来自国家。无论是托克维尔称赞的美国，还是经受文化大革命洗礼的中国，都存在对国家权力膨胀的恐惧，“公民社会”自然被提出作为遏制国家权力扩张的工具。
但是和美国不同，周沐君将“公民社会”争论的存在视为间隙性空间（interstitial space）的结果，这是一个国家与市场权力尚未完全制度化控制的空间。在改革开放以前，毛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大体上消灭了自由市场、国家掌握各类资源、国家对社会控制能力非常强的全能主义国家。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国家逐渐从社会诸多方面中退场，自由市场逐渐恢复和发展，新的社会空间因为缺少国家控制而形成。相对地，间隙公共领域（interstitial publics）指的是在这些空间中形成的公共讨论与行动网络。相比于西方，这些公共空间并不需要依托完整的公民社会，也不需要界定自己和国家、市场之间的边界，而是可以灵活地在国家和市场的各个层面或者边缘存在，因此不具有独立的批判空间，容易受到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影响。当国家对社会制度化增强的时候，这些间隙性空间就逐渐减小，间隙公共领域自然也衰落了。
周沐君将“公民社会”议题的历史分为四个时段：1992年-2002年，2003年-2007年，2008年-2013年，2014年-2019年，四个时段分别代表着公民社会讨论的兴起、扩张、受冲击和覆灭。
前史：80年代的舆论环境
80年代中国民间的舆论被“新启蒙”所统治，经历了文革和上山下乡的青年人将毛泽东时代的一系列问题归结为缺少文革时期“口惠而实不至”的自由和民主，并且借助改开后引入的西方著作对社会进行新文化运动式的“再启蒙”。他们在党内体制改革派的帮助下急于推动整体性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改革，甚至不惜采用民粹的方法宣传自己的观点。这时期自由派更关注如何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和如何对社会进行启蒙，主动讨论建立公民社会并不占主流（可能因为他们相信经过政治经济改革后，公民社会自然而然就形成了）。知识分子和学生的迫切改革愿望和国家维护一党专政制度之间发生激烈的冲突，“全输全赢”思维让双方互不信任激化了这种矛盾，加上废除物价双轨制引发的社会危机，最终导致改革分子被国家清算、改革受挫，新启蒙运动失败，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自上而下的改革陷入停滞，这是公民社会讨论的起源。
江泽民时代：公民社会理论的提出和新左派的质疑
1992年-2002年是公民社会争论的起点。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谈话以及以陈云为代表的保守派对邓小平无异议标志着改革的重启，自由派重新看到了改革的希望。但是邓小平的改革主要限定于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着墨不多。不过，江泽民时代（尤其朱镕基担任总理时期）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大下岗）和国家权力从社会的退出还是带来了大量的间隙性空间。国家不再大包大揽社会的一切，空缺的部分需要通过市场进行填补。看到直接政治改革无望的自由派因而转向社会方面，力图采取渐进的方式进行社会改造，进而影响国家政策的实施。
90年代对公民社会的倡导主要来自于偏向于精英的“思想界”，这些思想精英多是从80年代新启蒙运动中延续下来，经过对新启蒙运动的反思后，他们选择引入“公民社会”的理念作为现代化的道路，这种设想并没有明确的时间表，大体是以“市场化带动独立空间”作为根本动力，主要还是以“国家-社会”关系作为主线，重新调整国家权力-社会权力的关系。
公民社会理论被从新启蒙运动中分化出来的新左派的抨击，后者自从1993年后就针对深化市场化进行批判。新左派的代表人物汪晖受到美国支持叶利钦炮轰白宫的刺激，怀疑西方对华政策本质是为了弄乱中国而非为了中国人好，进而不再信任西方的价值，转向支持中共政权扩大国家能力。新左派对公民社会理论的批判主要基于西方对新自由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的批判和中国革命传统，前者让实现了“在西方反对西方”，解决了列文森所谓的“情感”（西方国家对中国不怀好意）和“理智”（中国想要发展需要运用西方前沿理论）之间的矛盾，后者则让他们的理论更容易受到传统国家主义左派乃至中国官方的青睐。周沐君对新左派运用的西方理论进行批判，她指出，西方社会学家对公民社会的批评是一种内在的批判，认为某些概念固有的规范理想具有内在价值，现实中公民社会的实践已经偏离了理想。而新左翼学者对公民社会的批评则是一种“揭露面具”的批评，将规范理想的呈现简化为权力和利益控的批评方式。同时，这些新左派学者也无视了建设公民社会的理想恰恰是因为主流政治参与渠道失灵的结果，他们鼓吹中共的“人民社会”超越“公民社会”真正实现了人民的利益，和他们的理论对比显得十分滑稽——王绍光一边鼓吹西方代议制民主是“选主”，要搞抽签制和直接民主来超越代议制民主，结果他反过来鼓吹“群众路线”（这和抽签民主又有何关系呢）。
周沐君的批评固然正确，但是她并未完全揭露新左派的自相矛盾。新左派的最大问题是无视国家运行本身的经济规律，高估“主体性”。新左派非常喜欢鼓吹毛时代工人的主体性、政治参与，进而批判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背后的新自由主义力量，最后谴责市民社会本质是新自由主义的神话予以否定。但是问题在于，无论是市场化还是大下岗，都不是某些新自由主义者在思想界鼓吹一下就会发生的，而是中共高层经过思考形成的共识。追溯根源，“新自由主义”起源于毛泽东卡里斯玛的失败，纯粹的超凡魅力和意识形态合法性也许在短期内具有号召力（如文革），但是长期以来依然需要用物质进行激励来维持政权的统治，哪怕是以反对物质激励、反对经济挂帅的毛泽东，在“九一三”后依然采取经济激励（如让临时工转正）来稳定民心。改革开放的出现首先是改变中国长期维持和宏观经济指标不匹配的工农待遇，如包产到户和提高工人奖金均属此类。而大下岗本质是市场冲击下国企亏损面过大、为了避免已然成为累赘的国企拖累国家的财政和国家能力所采取的行动，只是在“入世”的压力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变得“急于求成”。新左派忽略了多数老百姓并不可能成为长期的积极的政治参与者，更不可能为了参与政治无视个人利益的收支选择，国家也是一样，这一点从“九一三”以后人民对文革热情的下降和毛泽东逐渐让老干部回归中可以窥见端倪。
胡锦涛政权前半期：公民社会理论的发展
然而新左派仅仅是公民社会理论的第一个挑战者。2003-2007年“胡温”（胡锦涛-温家宝）时代，市场化的进程和间隙空间制度化不足引起社会失范，各类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为公民社会的讨论提供土壤。与此同时，自由派也转遍了阵地，过去学者们活跃的“思想界”逐渐衰落，纸质媒体愈发成为自由派讨论“公民社会”的主战场。21世纪之初，媒体为了迎合市场实现盈利，大量地努力进行商业化，结果是新闻制作者愈发多元化，为了获取订阅和阅读量，媒体不得不报道各类社会问题，此举获得本省政治力量的支持，因而经常可以出现媒体“跨省监督”（现在依然零星存在）的现象。除了媒体，随着互联网的通信结构更加去中心化，更多人能够参与新闻制作，这有助于引入传统上无法出现在中国报纸上的话题，实现对纸质媒体报道的补充。
21世纪另一个变化是中国出现了“公民社会”的实践——非政府组织（NGO）。NGO最早出现于90年代，很大程度上是国际基金会和本国国营研究机构合作的产物。21世纪的NGO飞速发展则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体制内边缘官员的支持，为的是争取社会支持实现官员自己的政治目标，这和文革时期浙江游击队官员私下支持本地民营经济发展是类似的。除此以外，90年代后期经济改革降低国家承担社会福利，与此相对国家不得不和社会力量合作以较低成本提供社会服务。客观来说，本书强调NGO的发展也和中国“条块”结合的局面有很大关系。21世纪以前，中国并无统一管理NGO的部门，因而中国NGO经常注册为公司，属于商务部下属的企业，而针对NGO潜在威胁国家安全一般由国安部负责，二者是“条”式纵向管理，彼此之间并没有统一的领导，因此NGO可以在被查封后不断更换皮肤注册在商务部下面继续活动。
在“胡温”第一个任期，维权运动是这些线下活动中最具有影响力的。这些维权运动的参与者主要包括人权律师、NGO组织者、研究机构的学者等，他们的出身主要是关注社会问题的“沿海新中产阶级”，活动主要集中于广州和北京两大中心城市。这些活动参与者虽然和自由派在观念上并不完全相同，彼此之间存在不少分歧，但是他们总体上依然属于同一阵营，因为双方都遵循“国家-社会”为主要矛盾的观念，支持公民社会的建设的设想，因此被称为“新自由派”。传统尝试建立公民社会的自由派在这一时期和“新自由派”积极合作，形成维护个人权利、反对国家随意干涉的联盟，在书中，周沐君用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进行解释。
但是，自由派和维权运动的关系并非稳定的，例如维权参与者存在大量底层人民，和公民社会偏好中产阶级并不一样；维权运动参与者也经常对市场化持有负面态度，因为后者破坏他们的利益，而如果维权成功，这些维权组织很快就会一哄而散，不会形成长期有效的抗争结构。这些和公民社会存在偏差的因素迫使自由派调整自己的策略和对“公民社会”内涵的解读来迎合维权运动的需要。周沐君指出，自由派的意图是维持公民社会概念的模糊，它可以包含一个理想社会的各种因素，例如维护权利、自由市场、保护弱势群体等，公民社会已不再是学术辩论的理论概念，它已成为建立联盟的理念工具。
周沐君对维权运动的评价是两面的，它提升了权利意识，改善社会问题，迫使国家对社会需要进行回应。但是它依然存在很多局限性，因为过于依赖“公民社会”的理念以及“国家-社会”对立关系，维权运动一味地将国家视为敌人进行对抗——正如新左派过去批评的那样——忽视了国家保护权利的作用，事实上现代经济学也不否定国家对市场的维护职能，一个良好的市场乃至公民社会的运行也需要国家的支持。当然，笔者认为周沐君的批评有点严苛，大部分时候维权运动并非一开始就想对抗国家，只是国家拒绝让步或者让步有限，引起维权者的抗议和国家为了维稳所采取摆平行动催生出“拒绝国家”的立场，本质还是国家-社会之间确实没有一条制度化的渠道让维权者可以对国家采取强力约束。
另外一方面，周沐君也批判维权领袖（如律师）和维权利益当事人（弱势群体）之间的权力不对等，这导致二者无法建立良好的关系以至于后者仅仅将“公民社会”视为可以利用的资源而非参与建设公民社会，当他们获得利益就一哄而散。但是笔者不认为这件事主要问题是这些新自由派，因为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当下，绝大多数普通民众都不太可能有主动献身一场伟大的建设理想之中的兴趣，任何一种改革或者社会改造活动中，领导人的地位都天然和普通参与者不对等。在成功的中国革命中，参与土改的农民难道就是如左派描述的那样积极为了一个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吗？陈耀煌指出，在抗战以前的中共地方力量经常因为无法处理地方利益和党的利益之间的矛盾、过于偏重前者而沦为“为人作嫁的革命”；后来土地革命能够成功，基于陈永发和何高潮的研究，是因为中共成功在农村构造一个有利于批判地主、让农民获得利益的权力结构，农民首先将土地改革视为可以获取阶层上升资源的渠道，因此当分到田地成为中农后参与革命的意愿和积极性有所下降，这一点已经被新革命史研究所说明。因此，新自由派在这个问题上主要因为缺少列宁式政党一类的强力机器、无法强制调动人力物力实现自己的理想，因此容易被各类维权运动所左右，这是自由派自从出现以来一直无法解决的缺陷，也注定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张自由派会逐渐被打压和式微。
胡锦涛政权后期：衰落的种子
2008-2012年“胡温”第二个任期中，政治和社会环境出现急速的变化。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热情上升、国家强化对社会的管控等习近平时期趋势已经出现在这一时期，间隙性空间呈现消退的局面。在自由派主要阵地纸质媒体和NGO，前者长期和国家体制内官员有密切关系，国家对纸媒有着最终决定权人事权，因此国家撤换媒体从业者实现对媒体报导内容的约束，而且国家也通过合并媒体使得媒体集中化，降低媒体监管成本，增强国家对媒体的审查和控制能力，,自发的“跨区域监督”消失（但是国家主导的“跨区域监督”尚且存在）。除了管控媒体吗，国家试图通过打击特定NGO、禁止海外资金支持和立法来治理NGO，将NGO的监督集中化。借助胡萝卜加大棒，国家打击了最激进的NGO的存在，然而省一级政府对各类NGO的控制有限，很多地方政府灵活地处理NGO以减少国家治理成本。无论增强媒体还是NGO的监管，都说明间隙空间出现部分制度化的趋势。
互联网飞速发展让更多的人从信息的接收者转换为信息的输出者，作为公共讨论平台的纸质媒体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互联网讨论，原来分散的互联网平台在竞争和优胜劣汰中逐渐集中化，虽然中国互联网上一直存在审查制度，但随着大规模、全面的社交网络媒体的出现，审查的效率有所提升。不过，自由派在互联网形势对自己愈发不利的情况下，依然通过调整策略和话语，并利用新资源，维持了在公共领域的影响力，例如和环保运动等新兴的社会运动相结合。
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公共空间讨论更加多元化，参与更广泛，因而对自由派的领导权产生了挑战，尤其是周沐君列举的三类同处于间隙空间的挑战者：乡土派（即New Rural Reconstruction Movement，新乡村建设派）、劳工维权派和女权主义，这些挑战者的存在说明，自由派提出的“公民社会观念”忽视了阶级、性别与城乡结构性不平等。自由派和这些挑战者的关系也并非完全一样，最终导向不完全不同的结果。
三类竞争者中，以温铁军为代表的乡土派和自由派的争论竞争性最低——前者主要针对农村问题，主张恢复民国梁漱溟等乡村建设学派的观点保护农村；后者持有的建设公民社会的理想主要在城市中实施。双方在食品安全、弱势群体利益保护等问题上有公共语言，区别可能是对市场（和土地私有化）的态度——自由派主张用市场化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乡土派与之相对担心市场对小农利益的摧残以及人的无节制逐利性导致市场失灵，因此拒绝用市场解决问题。从10年代开始，乡土派通过关注粮食问题并与城市中产阶级合作逐渐温和化，不再和国家有冲突，因而逐渐失去了和自由派对抗性公开辩论的兴趣。准确来说，乡土派正如书中提到的，和新左派关系更近，虽然自诩为继承梁漱溟、费孝通等人乡土重建的理想，实际上底层逻辑依然是左派的——相反，梁漱溟顶撞毛泽东，批判城乡关系“九天九地”，更信奉文化保守主义，主张恢复儒家传统而非马克思主义。作为乡土派代表的温铁军，他在21世纪对乡土重建的观念是结合“具有内在稳定性和历史延续性的中国特色的‘小农村社制’”和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浪潮形成的观念——农村应当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的劳动力蓄水池，过剩的城市劳动力可以像1962年下放城市工人那样下放到农村，减少城市压力，避免阶级对抗。从思想根源而言，温铁军的理论与其说是承接乡村建设学派，不如说是翼赞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总路线，他反对毛泽东时代的城乡二元化体制和生产集体化，支持分田到户的传统小农经济，但是反对想土改那样让土地彻底私有化，而是寄希望于国家保护小农经济避免小农破产。现实也没有按照乡土派的设想发展，中国最终走上的是城市化持续扩大、农村人口日趋减少的道路，城市化率从世纪初的30%多暴涨到2020年“七普”的60%以上。
劳工运动是第二个向自由派发起挑战的新兴社会运动。虽然自由派的建设公民社会运动并非没有保障工人利益的行为，尤其是维权运动本身就包含很多维护工人权利的内容，但是10年代末期的劳工运动重新引入阶级话语，动摇了自由派对市场化推崇（进而建设公民社会）的理论根基；而且相比于自由派将限制国家权力放在中心位置，这些劳工运动支持者更看重现实的政策可行性，他们不反对国家扩大能力保护劳工利益。他们的观点咋一看和新左派很像，但是从根本上，他们又和新左派不一样，新左派是从新启蒙演化出的派系，他们的支持者大都经历了工人地位名义上崇高且福利极好的80年代，因而和90年代下岗的“老工人”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后者是“老左派”的主体，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因而精神上符合陈佩华所谓的“权威人格”依恋国家和权威；劳工运动支持者则是沐浴着市场化发展起来的一代，他们支持的对象普遍是改革开放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新工人”），他们对国家没有像新左派那样那么多的赞同，而是认为国家在保护农民工的问题上做的还不够，这和公民社会的理想并不冲突——公民社会虽然对国家的态度是反对多一些，但是根本上不排斥国家维护个体权利，而是希望通过公民社会将私人的诉求集合为公共诉求传递给国家。在这一时期，劳工运动支持者和自由派保持较好的合作关系，而和那些亲国家、鼓吹毛泽东时代的老左派和新左派保持一定的距离，就是因为这一点。
女权运动是最后一个挑战自由派的思潮。和劳工运动一样，早期自由派也有很多支持女权的行动，尤其是设立NGO支持女性利益。但是00年代末期以年轻中产阶级出身的女性为主体的女权运动和自由派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尽管这些矛盾看起来并非完全不能弥合，自由派对女性自由的重视主要是基于对人权的强调，即无论是男性女性都享有各种权利不受侵害。但是问题恰恰在于，自由派的理论无法体现女性受到的“系统性（结构性）压迫”，即相较于自由派倡导的基本人权，女权运动认为女性需要得到更多（特殊）的权利来弥补女性在两性中的不平等地位，这是二者无法弥合的裂痕。正如周沐君在书中指出的，女权运动并不以“国家-社会”对立为主要分析进路，在很多时候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在主观或者客观上有利于女权或者女性利益，例如毛泽东时代倡导“妇女能顶半边天”使得农村妇女从家庭走出参与集体工作，提高了女性的地位——尽管一定程度上这种行为主要是为了尽可能多地动员劳动力参与一场可能爆发的世界战争。和劳工运动参与者不一样，女权支持者拒绝调整自己的理论对准公民社会理论，热衷于批判私人领域的权力不平等，这注定两派不可能实现合作，后来“me too”运动中女权运动对自由派的“炮打”证明双方不可弥合的矛盾。
习近平时代：公民社会理论的终结
00年代后期国家增强控制社会的趋势在习近平上任后得到延续和强化在新时期，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渗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对自由派几乎是毁灭性打击。一方面，自由派传统的阵地纸质媒体在互联网大潮之下彻底式微，胡温时代强化纸媒的审查也让纸在内容质量上和自媒体的竞争优势被削弱，转向互联网等新媒体的传统媒体逐渐沦为纯粹的新闻播报平台，不如自媒体具有即时性；另一方面，政府进一步加强对互联网言论的审核力度，并且下场引导舆论。在这样的操作下，互联网关于时事的严肃讨论进一步边缘化，位居舆论中心的是以翼赞表达忠心乃至赢学为主的舆论，几乎无人在意建设公民社会的理想。
当然，这种转变也不能简单总结为人民被动地接受官方的舆论管制这样的话术，相反一定程度上这也是人民选择的结果。赵鼎新指出，一个国家中政体和政府的关系与政府合法性的基础，以及一个国家中是否存在能为精英阶层以及大多数社会成员所认同的核心价值体系，这两点决定了一个国家以市场为主导的媒体和公共舆论的属性。中国2013年以前经济高速发展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这样的阶级在中国互联网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出生的年轻人，他们鉴于绩效的优越性对党和国家积极认同更高，互联网使用率也较老自由派们更高，因此很大程度上主导了互联网舆论的走向；另外，中国国家合法性主要还是基于经济绩效而非选举，因此只要经济绩效较好，政府就没有太多合法性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爱国的内容很快成为主流。
2013-2019年的NGO受到国家的严厉打击，在胡锦涛时代后期尚且依托香港的支持而活跃的珠三角NGO在习近平时代基本上销声匿迹。剩下的NGO要不保持独立的基础上淡化自己和国家对抗的属性，转向纯粹的服务型组织，要么选择制度化、被国家精英控制——周沐君称为“再精英化”，原因是90年代到世纪初的NGO大体上还是和国家精英密切相关的社会人士组建，在“胡温”时期出现大量的民间人士组织的NGO，使得NGO草根化，到2013年后这些草根人士逐渐退出NGO活动，NGO也彻底和国家绑定。然而，由于缺乏由不同背景参与者组成的广泛网络，非政府组织发现社会问题和吸收抵抗活动的能力显著下降，难以发挥过去作为消化社会矛盾和维稳的工具职能。
媒体和NGO地位的变化导致间隙空间和间隙公共领域彻底衰退，不仅仅自由派，有组织的劳工运动、乡土派也基本上消失。碎片化的劳工运动依然存在，经常分布在高校中吸收正统毛泽东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保护色（如北大马会），这些组织变得更加去中心化和碎片化，缺乏跨地域乃至跨学校的系统串联，活动也更为灵活。就算如此，这些劳工运动也被国家打击，高校管理层也难以出手保护。结果是类似的左派思想在青年学生间得到更大规模、也更碎片化的传播，尤其是疫情时期移动通讯设备进一步下沉到义务教育的学生手中，大量的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毛泽东时代的文集和学术研究在互联网得到广泛传播。据笔者的朋友回忆，他在上海做家教的时候，班上一个地级市重点中学文科班的学生都在疯传北大马会编篡的作品；笔者在北京和朋友吃饭的时候，也听到附近桌子上中学生谈论毛泽东和文革。然而，这些左派理念的传播几乎无法转化为社会实践，仅仅停留在互联网的口头争论，不管和他们直接前辈们（北马）还是新左派等和老工人相关的左派都相差甚远，更何况这些人在互联网上团结之前就因为思想进路（有斯大林主义，有支持文革的毛泽东主义，有反对文革的陈云主义）不同就会发生“激烈的斗争”，最后闹得一地鸡毛。因此，不管是一些激进左派或者右派喜欢将这些左派蔑称为“网左”（网络左派），将其和二次元、性骚扰、崇尚清谈等中性乃至负面的标签绑定，嘲讽他们表现得很“进步”，实则很“保守”；嘴上追求“团结”，为了公共利益，实际上都是为了私利内斗。
和劳工运动相比，女权运动并未消失，相反其参与规模进一步扩大。和13年后的劳工运动一样，中国的女权运动经常披着马列毛主义的外壳活动，毛泽东的“妇女能顶半边天”成为女权运动的重要护身符。和劳工运动相比，女权运动的组织更不容易被官方查封（虽然也有大量的女权NGO被消失），这可能和女权对社会的影响有关系：女权运动相比于劳工运动对现实直接影响更小，相比于劳工运动不太影响各级政府最关注的维稳需要，因此受到容忍度更高；女权组织和国家对抗属性更淡薄，服务属性更高，有利于政府进行社会治理。
不过，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女权运动的参与者进一步下沉，如上野千鹤子等人的女性主义著作被引入，成为女权的时尚单品，女性人人都可以进行成为女权主义者、进行女权主义实践。但是相对地，女权主义的解释权也逐渐分散化，“女权是什么？”这个问题在舆论场逐渐变成基于女性个体的处境和生活体验所做出的总结性选择，缺乏系统性理论，遑论建设公民社会这种抽象宏大的话题，因而女权主义阵营内部的冲突变得愈发尖锐。更大的问题是，互联网时代，女权主义身份很大程度上是自为而非自在的，它高度依赖用户的自我认同，当少数女权主义者使用极端激进的话语和男性对喷，因为无法切割这些人，该阵营很容易被贴上“极端”的标签而被其他阵营攻击，久而久之在互联网公共舆论区的很多争论变成没有建设性（哪怕从女权主义角度）的阵营间互相人身攻击。另外，虽然周沐君指出女权主义在中国存在和酷儿等反对二元固化性别的阵营（LGBT）结盟的情况，但是下沉后的女权主义者显然是性别本质主义者，她们并不欢迎性别认同模糊的LGBT理论，也反对社会性别等西方比较前沿的进步主义理论。因此在关于“跨性别人能否参与奥运会”等关于LGBT的现实话题中，很多辱骂LGBT的人都是以女权利益为出发点的女权主义者，这是女权主义和LGBT关系的复杂一面。最后，下沉后的女权主义和自由主义矛盾有增无减，女权依然不反对国家主义，尤其是信奉毛泽东时代女权主义者眼中，自由派是“围剿”女权主义的一环——认为毛时代女性地位高、改革开放后女性地位被打击的人并非个例，尤其是上野千鹤子等日本左翼女权主义者将父权制和反女权和资本主义建立联系以后。哪怕是更多接受西方自由主义氛围影响之下的LGBT女权支持者也不对自由派感冒，秦晖的女权研究著作在豆瓣被LGBT女权主义者批判就是很好的证明。
周沐君最后认为，2013年后对自由派以及NGO的打击并没有消除社会矛盾和社会抗议，仅仅将其边缘化和碎片化，而且变得缺乏建设性和可控性。但是，间隙空间的消失不等于“公民社会”就彻底失去市场，原教旨的公民社会理念已经在舆论圈边缘化，但是其包含的某些价值被当代中国中产所继承，最典型的案例是“沿海建制派”（知乎发明的术语）或者“白区党”（革命时期在国民党白区工作的干部的称呼），这些中产阶级虽然支持国家，但是受益于改革开放带来的全球商业贸易和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在价值观上不同于毛泽东时代那种权威型人格或者农村出身的新市民，更认同进步主义、启蒙理性，反对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崇拜和计划经济，坚决拥护改革开放和市场化，倡导理性爱国和（相对）包容性的公共讨论以解决社会问题，而且反对国家对私人的无节制干预，确实具有很多“公民社会”的价值。这些人如今也被视为“自由派”的一部分，其主要聚集在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的上海而非传统自由派的根据地广东和北京。然而，随着全球化受到挫折，中国的民粹主义者——无论是赞同特朗普的右翼民粹（如暗黑启蒙皇汉）和呼唤毛时代的左翼民粹——对这些“沿海建制派”进行猛烈的攻击，将其和“崇洋媚外”相绑定，相对地这些“沿海建制派”则坚定地“反对老鼠上桌”以“保卫我们的现代生活”。归根到底，“白区党”是改革开放形成的，他们接受的史观将威胁他们生活秩序的力量归结为封建主义和保守主义，他们享受到全球化的红利，因此将反对的民粹势力视为封建残余——宗族是需要消灭的封建残余，皇汉是喜欢封建王朝的保守分子，左翼民粹则是和文革一样是封建残余导致的——结果是进一步拥护国家，想象建制控制民粹分子、进行社会启蒙来维护他们的话语空间，这和周沐君书中描述的自由派取向已经大相径庭，这大概就是传统公民社会理论的复杂之处——市场化会带来一些公民社会的观念，但是这不等于信奉这些价值观的人一定要秉持“国家-社会”的对立，相反可以寄希望于国家主动维护社会的利益，反而偏离了公民社会的主旨。
镜花水月的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的建设为什么最后以失败告终？归根结底在于，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市场化就是一个国家主导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国家掌握了很大的政策资源，掌握着各级政府的命脉，也控制着和政府有密切关系的自由派的命脉，自由派从未发展出一个完全独立于国家的政治势力或经济阶层，在国家开始认真算“政治账”、间隙空间制度化后，自由派就如无源之水很快崩溃。自由派对“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解过于简化，中国的国家和社会关系更接近郑振满所谓“国家内在于社会”，华南宗族这些在古代中国接近于“自治”的团体大量地从国家的话语、礼仪处寻找正统性，他们处理地方事务的“意义”来自于国家的授权，正如科大卫指出的，广东宗族诞生于里甲制登记民户土地和礼仪在珠三角扩张的明代，就是其合法性来自于国家授权的特征。自由派在间隙空间存在合法性也来自于党和国家的授权，它的出现和中国从全能主义国家中后退、体制内一部分官员支持其帮助转变国家合法性有很大关系，通过允许自由派、NGO的生存，国家以较低的成本化解了社会变迁时期一系列社会冲突。当社会状态进入稳定期，国家开始建设想象中的“总体一致”模式，这些“不协和音”就被国家所否定，自由派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就此边缘化。
从政治文化的视角，国家和社会从来都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政治互信，在缺少正式的国家-社会妥协机制的情况下，国家不信任社会群体和组织没有推翻他们的意图，社会群体和组织也总怀疑国家试图消灭他们，这就是邹谠所谓“全输全赢”思维的必然结果，社会组织只能依托和政府内部的人士的私人关系维持双方互信，一旦国家政策转变变得强硬，这种脆弱的互信就会自动崩溃。“市民社会”终究只是镜花水月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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