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路中国系列：甘南川西二十日（上）
文 | 维舟
编者按：
《行路中国：一个旅人的社会学笔记》这一专栏，由上海作家、书评人维舟主笔，发表他二十年来到访中国各地的观察笔记。在这组笔记里，旅行不是打卡，而是一种方法.我们期待这档专栏为读者提供一种更贴近地面、也更耐咀嚼的中国观察。
在这篇中，作者从兰州、临夏出发，逐步进入以藏族与回族等非汉族群体为主体的文化空间，这既是一段地理意义上的远行，更是一场进入非汉族文化世界的认知之旅。
八月里去了一趟甘南川西，这是第一次深入藏区，也是我有史以来费时最长的一次旅行，当然对我个人来说更是一次难得的解脱。
兰州、临夏
在去兰州的火车上，相邻的几个兰州人正从江浙旅游返回。除了江南景致和东部的经济外，无疑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是平原地带出奇的炎热，“我在那一天流的汗比在兰州一年还多！”此后的二十天里，我们在西北的高原上确实很少流汗，在色达等地气温甚至只有10度上下，几乎忘了是在八月盛夏，以至后来回成都时颇感不适。
父亲曾在兰州工作了15年，但他1987年回岛后再没返回过他的这个第二故乡。现在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城市，显然与他的叙述有着极大的差别——就像“刻舟求剑”的故事一样，他所记忆的仍是二三十年前的那个现已不存在的兰州，这二三十年正是这个城市历史上变化最快速的时期。我们在黄河边从下午坐到黄昏，到夜间。我们都非常喜欢兰州人生活的那种安逸：夜晚黄河滩上、市区的不少马路上，都摆满了茶座和排挡。在上海的朋友里有个极热爱故乡的兰州女孩子，告诉我可以去哪里吃各种西北小吃，末了还叮嘱：“一定要多吃点啊！”不过实在应接不暇。在黄河桥上，我甚至一度想：如果当年父亲不是回岛，而是把我们全家接到这里，那我的人生也就完全改变了。
在火车上曾听有个常驻杭州的兰州人大谈兰州人好安逸、效率低，说每次回兰州，和杭州/上海一比较，就觉得差距出来了，使他失望之余很痛苦。这也许是事实，但对效率的急切追求，到头来只怕也会丧失掉眼下这种生活（安逸和人际的温情）。我后来忍不住插嘴说：“你不用着急，兰州总有一天也会变得像上海/杭州那样的，只是真的到了那一天，说不定大家又会觉得还是以前的好。”
夜宿兰大。宾馆的墙上还挂着不少民国时期兰大的照片，条件极简陋，只是一些土房子。从地名判断，兰州当初的老城是极小的，看起来不到2平方公里，也因此很少有什么旧的遗存，它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个很新的城市——兰州本身成为甘肃省会也只是从清朝才开始的。此前它的重要性历来就不及其他名城，如河西四镇或天水。
在兰州的街上也经常看到戴白帽的回民。除去服饰、饮食外，他们外观上看来与汉人没什么差别。去西关大清真寺时正值下午哺礼结束，参加礼拜的人不多，基本都是老人。当然此刻也正是中青年工作忙碌的时候。黄河边也遇到一群小学生出游，回汉夹杂在一起嬉闹。父亲曾说他1970年代在兰州时听人说，“有两个人的回回，没有一个人的回回”，意谓回民在一起时才遵守教规，如果没有别的回民看见，也就会随便些。
兰州的情形或许如此，但在临夏肯定会严格得多。自清代中叶伊斯兰教学术活动中心退出西安后，临夏（河州）就成了“中国麦加”，因此哲赫忍耶门宦当初被排挤出河州时，“出河州”成了该教派心灵上的重大创伤。但比起别的圣城如拉萨、延安，如今临夏的知名度低得多。尽管这里仍有浓厚的宗教气氛，但除了十几座清真寺外，城市外观与其他二级城市并无特别的差异。不少回民仍按传统着装，但整个下午我也没看到一个妇女像喀什的维族那样蒙面纱，青少年戴帽的也较少。
临夏一带自古是汉族与藏羌交互影响的边缘地带，自元明时起逐渐伊斯兰化。除了城镇与内地较相似，一路都可远远地看到乡村里高耸的新月形伊斯兰尖顶，在干旱的高坡下闪闪发光，公路两边则满路都是盛开的波斯菊。和中亚一样，这里伊斯兰教主要是扎根于干旱地带的农村里，宁夏西海固只是它最东面的一块根据地。世居临夏的四个民族：回、撒拉、保安、东乡城市化程度都很低，东乡族甚至是全国城镇人口比重最低的一个民族，2000年仅4%。
华寺清真寺
在临夏去看了好几个清真寺，但按规矩都不得进入内殿。大部分看起来都是近年新整修的，其中的老华寺、新华寺，即张承志《心灵史》里提到的花寺门宦（华寺即花寺）的清真寺。清代中叶马来迟创立该门宦时，以清真寺外观华丽著称，才得名“花寺”，现在新修的两座则都较朴素。花寺派排挤哲赫忍耶，向官府告发，一度与哲派势不两立，在《心灵史》中形象十分负面。不过创派之初，“花寺太爷”马来迟实为非常厉害的人物，一度竟使青海的藏族头人、活佛喇嘛、保安人改信伊斯兰教。1970年代后该派中断了继承人，如今已算声势大挫。
甘南
从临夏沿大夏河上溯，路的尽头在新月形尖顶右侧出现了白色佛塔，心里已可确定：甘南州到了。路边的地名牌上除藏、汉文外，还有藏语的标准拉丁文转写——这一点远比川西的两个州做得好，那里只有汉语拼音，竟然没有藏文。
进甘南州后地势逐渐变高，而人口密度下降了90%以上，植被也明显绿起来，天气也慢慢由晴热转为阴冷，到夏河时竟淅淅沥沥下起雨来，下车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加衣。进夏河前沿途的房屋式样看起来不大“藏式”，而是汉族地区极普通的坡顶红砖房，县城倒有很多崭新的藏式房屋，听说剩下的也都将改为藏式。这个小城和我们后来一路看到的不少县城一样，基本只有一条长长的大街，两侧的建筑看来90%都是五年内翻建起来的。拉卜楞寺肯定也是整个甘南州知名度最高的地方，街上一排宾馆、饭店，老外也很是不少。
高原上天气变幻莫测（这一点我们后来体会更多，一天内可以经历晴、多云、阴、雷雨、冰雹、彩虹等多种天候），次日早起时和担心的一样，阴云密布，不料十点后却一变为极晴朗，烈日下去转了四五个小时，云层又开始聚合，不久竟下起雨来，到黄昏却又放了一次晴。这种天气对生活及农牧生产显然不利，但对游客来说倒不无好处，多变的光线使景致也生动起来，对摄影来说更是如此。
夏河的拉卜楞寺比我想象的大得多，占地面积比北京故宫还大1/7。在近年发展起来之前，恐怕县城远不及寺院规模大——藏区很多城镇名都从寺院名而来，可见原本都是围绕着寺院发展起来的。它实际上根本不是一个寺庙，更合适的比喻是“大学城”。其中包含了诸多学院、佛殿以及密密麻麻的僧舍。外围则是一圈3.5公里长的转经廊，早晨六七点就已看到很多藏民在转经、磕长头。这类图片、影像资料都看过不少，但亲眼所见还是有相当的不同。
在拉卜楞，以及后来在川西不断看到的是：这些寺院建筑仍处于人们活动的中心。无疑，拉卜楞完全有资格申报世界遗产，但这里仍在盖房子、甚至用水泥修缮房屋。它并不被当作不可触动的文化遗产，也不被视为历史文物，人们对它没有距离感；相反自开始建造起，它就一直不断地在生长、修补，它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人们更看重的看来是非物质的一部分。这基本是一种东方观念，相比起来，“世界遗产”清单主要表露的是一种西方式的永恒观念，强调存在与物质，在此建筑群等被严格地偶像化地保护起来，但这多少也会使它丧失生气。当然对于当地藏民来说，列入“世界遗产”本也未必有什么意义。
旅游业现已向这一地带全面推进。2001年甘川边境上的郎木寺还被称为一个淳朴的小村庄，现在已俨然是一个繁荣的小镇，宾馆饭店都不下十数家。镇边的小溪是白龙江上游，虽然抬脚就可跨过，却是两省分界，两侧的寺庙也都称自己是郎木寺，各收门票。进甘肃一侧的郎木寺时，不断有骑马的男孩来问：“去天葬台吗？”——对“天葬”这种风俗的好奇心，在我看来实在很恶俗，但就如泸沽湖的走婚一样，一旦成了旅游业中的卖点，就会内化成本地人的心理。
唐克
郎木寺
清晨从郎木寺往南，宽阔的草原上绵亘着一层云雾，太阳已破土而出，渐渐高升，远近青草尖上的露珠都奕奕发光。前方的日尔郎山是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分水岭，穿过隧道后就是更为宽广的若而盖大草原，整个草地笼罩在浓重的雾气之中，无尽的苍穹之下，星星点点地散布着帐篷和牛羊。大草原逐渐展露着它的秘密。我望着窗外，屏住呼吸，一动不动。
时当八月上旬，草原上野花正盛开，但据说已远不如七月中。我是第一次真正见识这样的大草原——四年前在云南中甸所见的纳帕海在规模上完全不能与之并举。我感受复杂地凝视着这片土地。作为游客，首先触动我的自然是其苍茫壮丽的气势，但我也立刻意识到，在没有现代交通之前，想到徒步或骑马穿过这片湿地，都会是一段灾难性的经历——红军长征时的“过草地”，过的就是这一片草地。若尔盖的一段公路边，树着一块牌子：“五大元帅经过的草地”，引得不少人在此留影，但背后的草地看起来根本没有人类活动的痕迹。如果没有牛羊等家畜，恐怕没有人可以在这样的土地上生存：它们不仅提供食物、衣服，甚至其粪便也是唯一的燃料来源。游牧民族对家畜的感情之深可与农民对土地的感情相比，其原因也就在此吧。
黄河在若尔盖草原的边缘曲曲折折地穿过，自“九曲黄河第一湾”出名后，附近的小镇唐克也迅速繁荣起来，景点门票已由去年的20元拔高到了48元。一整个下午，可以在高处俯瞰黄河平静地草原上蜿蜒穿过，领略到草原上云彩、光线的无穷变化。我们在山顶的亭子里坐了七八个小时，直到八点多太阳落山。日落前气温明显地冷下来，山坡上还是坐满了人等候那最后一刻的到来。有一些人看来已来过几次了，据说此处景色最好的是十月中，那时太阳从山坡的正前方落下，河湾地带的光线最好。
这种景致是一种“伟大的单调”，它展示的不是那种悦目的美，而是空间的无限性，激发的是敬畏乃至恐惧感。当然肯定不是人人都喜欢，大部分在此停留不超过2小时。山顶的亭子里听到一个中年妇女和丈夫打电话抱怨说，儿子到这一看，“这啥地方嘛？！”根本就不想爬上来，闹着要回成都。这也不奇怪，以前的审美观似乎很少将这样的地方视为景点，这的确是近年来一个耐人寻味的转变。
夜住帐篷。草原上满天星斗。主人说，日前有两个上海女孩子来此，晚上兴奋地一直仰望天空数星星。在当地人看来，这也算很没见过世面吧。
前年在南疆住过帐篷，但因是十月天寒，蒙古包非常厚，又是和柯尔克孜族一家四人同睡，我已经回想不起来当时蒙古包有无门锁。从小习惯入睡关门，脑子里视为理所当然，以至这次入睡前，我才陡然注意到：帐篷是没有门，也无法上锁的——那只不过是一块布帘罢了。心里不免稍有点惴惴，但事后证明我这一点担忧也是多余的。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问题。游牧民族的帐篷/蒙古包恐怕自古都是不上锁的，19世纪中俄国人入侵中亚后，发现当地的萨尔特人“根本没有锁的概念”。这与牧族私有权观念的淡薄大概也互为因果。所谓上古“夜不闭户、道不拾遗”，情形大概也相似吧——余财既少，方圆数里内人口密度也低，几乎没什么防范的必要。锁具越来越精密，也是防范与盗窃两种行为都不断进化的结果。
阿坝、壤塘
去阿坝之前我们对这个僻处川西北的县并不了解，也很少有人将它作为旅游目的地——近年来少数人去那里也只是作为前往年保玉则雪山的途径之所。但之前我们的一位朋友强烈推荐此地，为了证明当地风景之美，她在词汇贫乏之余甚至迫不得已使用了“Kao”这样强烈的语气助词。出于对她人品和旅游经历的信赖，我们特意绕道过去——事实证明她没有辜负我们对她的信赖。
从红原到阿坝一路已经美不胜收，开阔的草原上是极鲜亮的白云，云层大团的阴影在地面掠过，在我以前的成长经历中的确从未有过这样的场景。在后来的日子里，我逐渐发现，在整个川西高原上，只要光线好，那就几乎任何事物都可入景，化腐朽为神奇。这里之所以能构成无穷尽的画面，多变的光线无疑也是主因。毕竟对摄影来说，光线比构图、器材更为重要。
和其他各县比起来，阿坝并无特别著名的景点，绝大部分我都是到了阿坝才听说的。加之先前朋友曾说阿坝很偏僻难到，印象中总以为这是个很冷清的小城。那天下午在一阵零星小雨中抵达阿坝后，四顾街市萧条，倒很符合我们原先的想象，也就草草在一家旅店住了下来。事后我们才发现车站周围只是一小块，远处还有远为繁华的一大片城区，城内藏式建筑也很不错，县城建设之好，在我们这次路过的11个县城里可说首屈一指。
阿坝著称的景点既少，我们午后抵达后也就只是去附近哇尔玛乡的旺切河谷随便走走。暮雨初歇，我们穿过一片青稞田，向河谷深处走去。远远的两侧山顶上各有一座寺庙，金顶闪闪发光。正走着，一辆三菱帕杰罗在我们前面停下，我本以为是驾车出游的游客，不料门一开，出来的是个喇嘛。更惊讶的是：开车的也是个喇嘛，车里还坐着两个喇嘛，微笑着看看我们。开车的那个用汉语问：“你们去哪？”我们指指右前方山顶的寺庙，他说：“那就是我们寺，上车吧！”
如果没有坐他的车，余下的五六公里我们大概至少要走一小时。感激之余我们心里不免也嘀咕：车停下后他会不会要我们给车费——不过这都没有发生。三个喇嘛都非常友善，甚至遗憾我们已住店，否则可住到寺里来，使我们都不无惭愧。山顶视野开阔，极为凉爽，整个山谷尽收眼底，我们惊叹之余都极感诧异：为什么这样的地方以前竟从未看到有游记提到过。这座夺登寺的知名度甚至比其对面山峰上的郎依寺知名度更低，但在我们看来其景色却远过之——当然藏区寺庙的知名度有时并不取决于景色。
这促使我们次日清晨六点就起床去郎依寺，然后从另一条河谷走回县城。清晨湿润的山雾远远笼罩着对面的夺登寺，远近一片寂静。雾气蒸腾，到9点开始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一天内经历阴晴雨雾，在高原上是司空见惯的事。但这一刻的宁静的确使人有一阵难以言说的美好。我几乎已经想不起来这是在八月盛夏，虽然离开上海还不到一周，那里的生活却似乎已极为遥远。
黄昏我们沿着公里走了五六公里，到附近的另一个乡——麦昆乡去。这些都是极普通的乡村，看来游客也极罕见。哇尔玛乡的铁穷村共有160户，其中还有两户是“旅游接待示范户”，我们进其中一家的院子里去看，女主人正拿着镰刀准备和女儿出门收割。当我们表示想进去看看时，她很拘谨地开门让我们进去，但看来根本没有“旅游接待”的意识，不像我们在云南或喀什遇到的那样，招呼游客喝茶吃东西，甚至卖点手工艺品什么的。她没有任何这类动作，只是我们想看进房间或上楼看，征询她意见，她都说“可以”，此外就没有了，也并不问我们愿意住宿否。搞得我们也很拘谨起来，不好意思在私宅中多作停留。下坡时三个孩子看到我们，立刻从衣着上注意到我们是陌生人，两个小男孩朝我用藏语大叫，我走近些想给他们拍照时，剩下的那个女孩子哭起来；当时我还不知她是怕我，第二次又试图靠近时，她看着我又哭出来——当时我的满脸胡子已有近十天没刮了。而两个小男孩则远远地朝我扔土块。我颇感歉然，不过这也可见这里很少有游客涌到。
这一带的房子与其他地方比颇有特色，一般都是夯土建筑，这类藏式建筑式样远至云南中甸都可见到，只稍有不同，但阿坝的看起来更漂亮些。一路所见藏区的建筑大抵都因地制宜，河谷/平原多夯土式，墙体用黄泥混合青稞秆砌实；林区则是干栏式，使用大量木材；牧区多黑帐篷，用牦牛毛编织成。我对夯土式最感兴趣，这种“打干垒”我在云南中甸、泸沽湖、四川甘孜县都有看到砌筑的现场，此即上古时中原所用的版筑，所谓“傅说举于版筑之间”，则至迟在商代已有，只不过中原汉人后来逐渐改用砖墙罢了。从河西一带汉长城遗址来看，早期的长城大概也都是这种黄土夯实后砌成的。在南方多雨环境下长大的人不免怀疑这种土墙怎么经得起风雨冲刷，但在干旱地区，它的确可以历两千年而不倒。
这次一路的遗憾之一就是：为了赶壤塘到色达的车（两天发一班），我们没有在阿坝更多停留一天。阿坝到壤塘一线也很少人走，从这里开始，路况也变差了，177公里开了6小时，一大半都在深山峡谷之中，密林不见人影，其中一段近两小时只看到一个村庄、3辆车、及少数修路工人。植被也由开阔的草原过渡到森林峡谷，壤塘县城与阿坝地势截然不同——它坐落在峡谷中一块很小的平台上，大街上就看到迎面上千米高的密布森林的山峰，几乎是夹在四面山间，也看不出来还多多少扩展余地。我们在壤塘没有多作停留，当晚日落前赶到了色达，这是我们此行海拔最高的一座县城(4010米)，气温最低，几乎像上海深秋一样。
色达
色达是这一路我感受最复杂的地方。这个偏僻的川西北小县近年来暴得大名，主要都是因为其境内的五明佛学院。藏区的寺庙，通常远较内地禅寺、清真寺、道观等宗教场所为大，但五明佛学院的规模还是令我瞠目。那几乎就是一个城市。
在去喇荣沟的车上，我们几个游人还在大谈进沟后怎么把相机藏起来偷拍——因为听说五明佛学院十分敏感，不准拍照。正说着，旁边一位笑了笑，淡淡地说：“我就是管这个的。”他说沟内有一个工作组，20几人，三人一小组，穿便衣在四处巡逻，“基本上拍照角度好的地方都有人”。不过他并不准备为难我们——事实上他后来几乎变成了我们的导游。
沟口设有关卡，停车后所有人把身份证交出来复印备份，警察告诉我们：沟内一律不得摄影、摄像，而外国人一律不得入内。这一条前两年听说执行得非常严格，但至少现在这一阵似乎宽松很多。五明佛学院就在进沟后的两侧山坡上展开，远近都是密密层层的房屋，这个在公路上几乎看不见的深沟里，竟然隐藏着这样一个规模巨大的山城，不能不引起人心里的震动。其全盛时期据说修行者一度达到4万人（2000年人口普查，色达全县人口也只有41450人），从1980年仅以数间木屋草创到今天这样的规模，其速度十分惊人，在全国也极罕见。1940年代，四川军阀刘文辉曾在康定创立五明佛学院，培植西康境内各派各教的佛教人才，希望能统一佛教以为自己助益。如今同名的机构却深教政府头痛了。
这里所有的木屋基本都是修行者自建的，我们遇到一个看上去还不满十岁的孩子，穿着僧袍，和父母一起在此修行，房屋也是自盖的。另两个十三四岁的小喇嘛，已经在这里五年了。修行者不限色达本县，甚至不限藏区，而是全国各地的都有。那个工作组的人说：“北京、广东、福建、黑龙江……你们上海的也有。”不过这些外地汉人很容易被辨别出来，即使穿着僧袍，“脸、口音、姿态，都与藏人很不一样。”我们还遇到一个来自福建的尼姑，手里握着一把空心菜，到小店里来买雪糕吃。她是三年前来的，不过每年都只呆几个月，作为南方人她无法忍受这里的冬天；夏季那几个月她就住“同学”家里，“这里好多人邀请我住他们家，不过我们从来都不问彼此底细，分手了也就散了，萍水相逢，拉拉扯扯没意思。”至于读经，专有喇嘛以汉语宣讲，与藏人是分开的，“否则我们怎么听得懂藏语？”她现在对这里适应得多了，“刚来时这里没蔬菜吃，很痛苦（喇嘛一般吃糌粑）。”
这里总体上尼姑多于喇嘛，因为五明佛学院开办之初就主要收尼姑，而喇荣寺（色达红教三大寺之一）则收喇嘛，现在两处已合一。藏传佛教各大派中，宁玛派（红教）向以注重法术著称，如止冰雹、禳病、除邪，因此一度也是西藏地方政府噶厦专任的巫师，负责占卜问卦，以今天的眼光看可算巫术迷信色彩最重的一派。自受格鲁派（黄教）排挤后，宁玛派势力重心一直在康区，不过其香火大概从没像今天这样旺盛过。看到那么多人匍匐在高高的坛城之下，的确使人别有感慨。山谷中央的路边，一块木牌上钉着许多照片，都是最近进行天葬的死者照片，令我意外的是其中一人居然穿着军装。旁边有三捆东西，据说是捆扎好了的尸体：按说人死后都会僵直，但这里不知用什么办法竟似能将尸体折叠起来，缩成一小捆。过后喇嘛要在此念经超度后，才可上天葬台，据说每天都有好几人进行天葬。我对天葬并无兴趣，也并不反感，但不知怎么，看到尸体就这样被捆扎了放在路边，我心里十分不舒服。
我向来见佛不拜，站在这里，脑海里更多的是盘旋着各种技术细节的问题：在这个缺水的山谷里，用水怎么办（现在只有两个自来水取水口）？吃饭如何解决（饭店很少）？厕所呢？排污管道？修行者是否要交学费？是家里供养还是佛学院出资？……这些疑问大半都没得到答案，不过我注意到了这里各处都拉了电线——这也是近几年才有的。在山谷中央，巨大的起重机正在建造大经堂，据说投资1亿（大致是色达全年财政收入的两倍）。听说还有哈尔滨等地的两个富豪捐了大笔善款，每个修行者每月可拿到190元——按2万人计算，则每月就是380万，一年4560万。
这些大多是听工作组的人讲的。他话不多，但我还是可以察觉到他对此地的微妙感情，这与他的身份密切相关：他是藏人，在云南当兵后返乡成了公务员，其外观、名字、语言都汉化了，而且现在是作为政府人员被派驻在此，负有特殊的使命——按说更多是监控而非同情。他对藏传佛教的信仰也很淡漠，但当说到五明佛学院的规模、信徒来自全国、投资上亿的经堂等时，语气中似乎又流露出一些自豪，虽然我无法辨认这是对本地的自豪，还是对宗教的自豪。
我们受邀中午和他们一起进餐。基本都是川菜的做法，吃的也都是米饭，虽然工作组绝大多数人都是藏族——这一路上我们发现很多藏族都吃米饭，而不是传统的糌粑、酥油茶，这当然首先意味着公路必须不断地从内地运进粮食。他们所有人都是从政府各部门抽调过来的，其中我们只知道一个人是汉族：他告诉我们，色达条件艰苦，留不住人，所以公务员刚工作就有两千多，在当地可算高工资，且可申请提前退休。此人很活泼，对我们的问题也都不回避，不过我最终也并没问他更敏感的东西，对于政府和佛学院的关系未来将会如何，大概他既不关心，也回答不了。这里肯定是压制不了的，事实上政府的监控是缺乏自信的表现，反倒增加了这里的神秘性和圣地般的光环；与其如此，还不如索性把这里变成景点，看看它在世俗浪潮面前如何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