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就特朗普的子弟兵——美国基督教在家教育的发展简史
文 | 李晋
编者按：
公立教育的弊端，无需多言。以美国为代表的多元教育体系中，一直保有家庭教育这么一个分支。如果不进入细部考察，极易被一些“自由”、“权利”、“小政府、大社会”之类的大词光芒俘获。
本文主题是一个历史脉络：美国基督教与公立教育体系的抵牾，嗣后家庭教育的兴起，及其与当下右翼民粹政治的关联。一些此前不为中文读者所知历史细节，定能给读者一些思考。本刊一直力求提供一些稀见却重要的基本事实。唯有掌握更全面的基本事实，才更有能力在这个纷乱的当下拨开迷雾。
一个基督教基要主义叛徒的自白
2025年，当特朗普重新上台，削减甚至取消美国教育部的计划出台时，记者和专栏作者赫斯（Josiah Hesse）2025年2月12日在《卫报》发表了一篇题目为《从圣经故事到十诫：公立学校正变得越来越像我曾经逃离的基要主义体系》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赫斯回顾了自己曾经在白人福音派教会、教会学校和在家教育过程中所遭遇到的伤害，以及那些反智的教导，如地球年轻说，以及基督教种族和民族主义。而这些基督教学校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加里·诺斯（Gary North），在他的著作中公开支持对同性恋者实施死刑，认为应该按照《圣经》的律法“用石头砸死”。
赫斯不禁担心，“二十五年后的今天，唐纳德·特朗普及其背后的基督教民族主义运动——两度将他送入白宫——正在试图将公立教育改造成类似我成长环境的模式：在科学、历史，甚至经济学课程中融入福音派保守主义视角，同时让祷告和圣经阅读成为课程的基础。”
经历过这样的教育后，赫斯无法找到任何“像样的”工作。他写到，“我在工厂、餐馆、建筑工地之间漂泊了十年，而曾在公立学校毕业的同学们，则相继考上大学，迈上社会经济阶梯最终，我靠着图书馆和书店自行接受教育。但首先，我必须像尤达大师（注：星球大战的人物）所说的那样：“你必须忘掉你所学的一切。只有彻底逃离基督教教育的泡沫——彻底放弃‘为基督夺回美国’的使命，我才终于建立起真正的学习能力，并最终进入新闻行业。”赫斯也想了多元宇宙的另一种可能：“也许，如果我继续留在基督教高中，就读自由大学（Liberty University）这样的基督教大学，我的经济前景会更光明。或许，我本可以进入乔尔·欧斯汀（Joel Osteen）的湖木教会（Lakewood Church）工作，或是在 MAGA 政治组织（如 Turning Point USA）谋得职位。然而，我始终无法说服自己相信：2+2=5的创造论逻辑；美国开国元勋试图建立基督教神权国家；因此，尽管我曾经无比渴望，终究没能成为基督教民族主义斗士。相反，我最终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深入报道现代基督教右翼的运作。”
在中文世界中，几乎没有人关注过美国基督教在家教育运动和特朗普、MAGA政治崛起之间的关联，本文试图梳理美国在家教育，特别是基督教在家教育运动的起源，并介绍其与当下政治的关联。
美国在家教育运动的历史起源
在美国殖民地早期，因为政府规模和资源的限制，基本不参与学校教育，教育通常通过家庭进行。随着人口的扩展，教会和私人组织开始创办公立教育，但目的主要还是进行宗教教育，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
19世纪30年代，麻萨诸塞州成为第一个成立教育委员会的州，由州长任命辉格党政治家霍勒斯·曼恩（Horace Mann）担任秘书长。曼恩认为公立学校应该向所有社区的儿童免费开放，教授学生宪法和政府知识，而不应该卷入党派和教派的冲突。他担心有些基督教教派利用私立宗教学校来实现自身狭隘的目的，而他主张，“对付这些阴谋诡计的至高解药是所有人都能上免费学校，每个家长都有权决定子女的宗教教育”。他进一步指出，“人们将普遍认识到，政治传教不是学校的职能，而对敌对政治派别之间争议问题的灌输应在别处寻求在别处传授。这样，联邦的所有儿童都能接受到政治知识所有重要基本内容的教育……当教师在上课或讲授基本法的过程中讲到有争议的内容时，他要么不加评论或批注地宣读，要么最多只是说这段话是争论的主题，而课堂既不是裁决的法庭，也不是讨论它的论坛。”
1852年，从麻萨诸塞州开始，各州陆续都通过义务教育法，要求学龄儿童接受教育，并且主张公民文化和新移民的同化都依赖于这些公共普通教育。内战后，南方各州在重建期间，也通过了宪法条款，保证为新近获得自由的黑人提供免费的统一公立教育和公立学校资金。1920年代，美国各州都颁布了义务教育法，而全美绝大多数学生都就读于由地方税收支持的公立学校。在细节上，各州的义务教育法略有不同。比如弗吉尼亚州规定，5至18岁的儿童都必须上学；而在怀俄明州则要求，7至16岁的儿童都必须上学。
在这一段时期的发展中，可以看到美国政府开始不断加强对公立学校的支持，扩大公平教育的机会。公立学校承担着义务教育法到取消种族隔离政策，再到财政均等化的作用。从统计来看，1889年，全美有11%的学生就读于私立学校；到1910年，这一比例下降到7%。随着公立学校的发展，公共教育支出也随之扩大，资金主要来自地方财产税。1920年，美国教育支出约为120亿美元。到2014年，这一数字为 6330亿美元。直到1950年代，教育一直都是地方和州政府事情，联邦政府很少直接进行监督。学校董事会由地方民主选举产生，联邦政府在教育的具体事务中几乎不发挥作用。
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成立了卫生、教育和福利部（HEW），以协调了联邦政府在教育领域的参与，改善对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职能的管理结构。
法庭抗争十余年
20 世纪 50 年代初，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中“隔离不等于平等”，以及民权运动开始促成公立学校取消学校的种族隔离制度，在1964 年的《民权法案》和1965 年的《中小学教育法案》（ESEA）都包含了将联邦反歧视保护措施扩展至公立学校的条款。这点已经让很多白人基要派的人感到非常不满。然而，1962年的恩格尔诉维特尔一案（Engel Vs. Vitale）中，最高法院裁定公立学校中的祈祷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时，则激起了轩然大波。肯尼迪总统为了缓解冲突，公开说，“我希望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可以在家里多做一些祷告。”
这一时期，白人基要派对公立学校推行废除种族隔离和禁止公共祷告的政策极为不满，开始出现退出公立教育体系、转而建立私立学校的趋势。这类“种族隔离学院”通常是白人教会和白人家庭绕开公立学校、抵制联邦去种族隔离政策的一种方式。尽管这些学校属于私人机构，但作为非营利组织，它们可以享受免税地位——而免税地位通常仅授予慈善机构，使其能够接受免税捐款，因此本质上构成一种政府的税收优惠。与此同时，这些私立学校还得以规避去种族隔离的法律规定，拒绝招收少数族裔学生。
针对这一现象，密西西比州的黑人家长于1969年提起集体诉讼（即后来的格林诉肯尼迪案，Green v. Kennedy），试图阻止美国国税局向那些拒绝黑人儿童入学的私立学校授予免税资格。1970年1月，法院发出初步禁令，支持了原告的主张，此案随后演变为格林诉康纳利案（Green v. Connally），并于1971年发出永久禁令，正式确立联邦政府有权通过税法拒绝向推行种族歧视的私立学校提供免税优惠。
1970至1971年间，华盛顿特区地区法院在格林诉康纳利案（Green v. Connally）中作出裁决，认定联邦政府可以在不侵犯第一修正案的前提下，通过税法拒绝向推行种族歧视的私立学校授予免税资格。依据该判决，美国国税局于1976年正式撤销了位于南卡罗来纳州的鲍勃·琼斯大学（Bob Jones University）的免税资格——该校长期以宗教为由拒绝黑人学生入学。此举激怒了保守派基督徒群体，也在客观上为白人基要派与福音派的政治整合提供了外在契机。此前，宗教右翼活动人士曾尝试以堕胎议题和反对平权法案来动员白人福音派组织，均未能成功；反而是联邦政府撤销种族隔离学校免税资格这一举措，意外地实现了这种整合。正如宗教右翼活动家保罗·韦里奇（Paul Weyrich）事后所言：“我试图让这些人对这些问题感兴趣，但彻底失败了。真正触动他们的，是政府对基督教学校免税地位的干预。”
值得注意的是，在1970年到1980年代，这些宗教右翼人士开始受到芝加哥学派的影响，特别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观点，将种族隔离学校包装成了另外一种叙事，就是这是教育权和自由选择之间的问题，政府不应该干预。这一时期，由拉什多尼（Rushdoony）在1965年创建的迦克墩基金会（Chalcedon Foundation）影响最大，尽管他本人主张以旧约律法为基础、在美国建立神权政体的主张过于激进，且其著作中亦充斥着种族主义色彩，不被主流所接受，但他对于教育和宗教右翼进一步卷入政治却提供了一个契机，这是后话。
司法判决引发流血冲突
民权运动带来的一个成果，就是不同族裔的人能够平等享有在公立学校共同受教育的权利。这项措施却仍旧遭到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抵制，其中一个行动就是让自己的孩子退出公立教育体系而转向私立宗教学校。然而相比公立学校的免费，私立宗教学校的学费仍旧让一些家庭望而却步，而此时在家教育政策在全美各州并不是都被承认其合法化，一直到1974年。
这一年，西弗吉尼亚州的卡纳瓦县发生冲突成为了在家教育运动的导火索。卡纳瓦县也是该州首府查尔斯顿的所在地，白人占据人口大多数，是矿业重镇，也有着悠久的劳工冲突历史。和美国许多地方一样，卡纳瓦县由民选的教育委员会联合一批公立学校教师来决定课程内容，委员会中的一位成员艾丽斯·摩尔（Alice Moore）对语言艺术课所推荐《马尔科姆·X自传》和埃尔德里奇·克利弗（Eldridge Cleaver）的《冰魂》（Soul on Ice）非常反感，摩尔对马尔科姆·X所写的话极为愤怒，特别是书中说：“我感谢安拉让我当时搬到了波士顿，如果没有搬走，我现在大概还是一个被洗脑的黑人基督徒。”
摩尔认为这些教材内容肮脏不堪、亵渎基督教，充满俚语而非规范英语。她进一步将对教材的不满与联邦政府对西弗吉尼亚州教育的干预联系在一起，批评当时的联邦住房、教育与福利部“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国会管不了它，选民也管不了它，家长们没有游说力量、没有影响力、对孩子的教育完全没有掌控权”。在她看来，这不仅仅是地方层面的教科书问题，而是关乎国家政治方向的大问题。
摩尔随即发起抵制运动，征集到一万两千个签名，但教育委员会仍以3比2的票数通过了教科书采购方案。事件并未因此平息。摩尔通过当地的基要派教会组织家庭抵制上学——开学第一天，卡纳瓦县约45,000名学生中就有近9,000人缺席，主要集中在县内的农村地区。这场争议已经超越了教科书本身，演变成了一场围绕父母是否有权决定孩子学什么、是否有能力抗衡国家权力的斗争。
当地白人基要派牧师马文·霍兰（Marvin Horan）认为，教科书争议所折射出的，是他们这些白人基督徒长久以来所遭受的不公与迫害。他一方面主张创办新的私立基督教学校以摆脱公立学校教材的束缚，另一方面局势却急剧失控，走向暴力。霍兰与其他抗议者密谋在数所学校安置炸药，米德韦小学、谷园小学等多处校舍及教育局办公楼相继遭到炸弹袭击。1975年4月，霍兰被联邦法院裁定密谋炸毁学校罪名成立，判处三年监禁，实际服刑两年后获释。
然而，这场运动并没有终结。反而被美国的白人保守派视为是对抗民权运动和种族融合一面旗帜，一些知名外州的共和党议员也开始到这里演讲、集会，例如伊利诺伊州国会议员菲利普·克兰（Philip Crane）就指控当地警方对这些抗议者实施暴力，从而为此运动募集到不少资金支持。而刚在1973年才成立的传统基金会，正在试图找到如何将白人保守福音派理念转化为社会运动的方案，康妮·马什纳（Connie Marshner）当时作为传统基金会负责教育议题的工作人员，恰好在全美范围目色支持由福音派与基要派母亲组成的小团体。
传统基金会派遣法律顾问詹姆斯·麦肯纳（James McKenna）和教育主任科妮·马什纳（Connie Marshner）前往卡纳瓦县，为抗议者提供法律支持，并协助当地建立私立学校。这次介入使马什纳声名大噪——她将卡纳瓦县的冲突定性为全国性家长权利运动的起点，并于1978年出版《黑板暴政》（Blackboard Tyranny）一书，指导保守派家长如何自办学校。至1984年，她已出任自由国会基金会执行副主席，成为美国新右派阵营中职位最高的女性之一。与此同时，极右翼的约翰·伯奇协会与三K党也将这场冲突视为介入时机，纷纷卷入其中。随着多方势力的加入，抗议迅速演变为暴力冲突：极端分子用炸药和燃烧弹袭击公立学校，也有人向校车和警察开枪。最终于1974年11月，卡纳瓦县各方达成协议，允许家长为子女自主选择阅读教材。
四年后，同情摩尔和抗议者的苏特尔（Phil Suiter）当选为该州的助理学监，推翻了过去的教材。并且几年后，苏特尔离开了政府职位，在西弗吉尼亚推动在家教育合法化运动在1983年，并且扩展到了全美。
宗教右翼、在家教育和右翼政治的整合
美国在家教育，特别是基督教的在家教育基本上是当代美国社会种族和政治冲突变迁的缩影。1960年代之前，基督教白人福音派（包括基要派）通常极少参与政治，也不与单一政党结盟。这意味当时美国两党的政治两极分化相对较小，并且福音派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治派别。他们既可能投民主党的票，也可能投共和党的票。到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党派分类的加快和两极分化的加剧，福音派领袖呼吁在堕胎、冷战政策和种族等各种政治问题上，白人福音派领袖的立场越来越保守，最终成为冷战的坚定捍卫者，反对一切形式堕胎、以及抵制民权运动。
这个过程正是美国宗教右翼的崛起。以白人身份政治与宗教相互整合的宗教右翼，开始向美国各地的地方教会扩散，并逐渐与一批有影响力的资本家合流，演变为一场全国性运动。这一运动的核心组织架构，主要由政治战略家保罗·韦里奇（Paul Weyrich）主导搭建——他先后联合创立了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1973年）、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ALEC，1973年）和自由国会基金会（Free Congress Foundation，1974年），并于1979年与杰里·法威尔（Jerry Falwell）共同创建“道德多数派”（Moral Majority）。运动的参与者涵盖多个领域：宗教领袖如推广家庭教育的詹姆斯·多布森（James Dobson），政治组织者如上文提到的马什纳，以及思想来源如拉什多尼的神权重建主义。里根新政府上台后，其中不少人也获任命为政府官员。新右翼的战略包括：通过传统基金会等智库阐明意识形态导向的政策议程，并动员基层团体通过筹款和大众传播来扩大影响力。
从1970年代开始，这些宗教和政治右翼就已经开始利用新兴的计算机技术和从商业营销中汲取的技巧，通过邮寄筹款的方法，为运动建立了财政基础。根据1977年《华盛顿邮报》报道称，美国保守派“直邮政治”的奠基人理查德·维格利（Richard Viguerie）当时就积累了一个拥有1000万人姓名和地址的庞大数据库，他在弗吉尼亚州福尔斯教堂（Falls Church）的工作人员每年可向这些数据库发送2.5亿封信件。这种模式直接影响到了21世纪的美国茶党和白人福音派运动。
1970年代时，尽管基督教在家教育开始蔓延到美国各个州，但是因为各州立法的不同，在家教育在不同地区面对不同的质疑，甚至在有些州被视为违法。在家教育此时在美国社会还处在边缘，许多家长担心家庭安全受到政府当局的威胁。拉什多尼他的相关研究机构以及律师推动各州组成了家庭学校法律辩护协会和卢瑟福研究所（Rutherford Institute），目的是为了在全国各地的法庭斗争中集中和支持家庭学校教育者进行辩护。这些地方活动家、法律倡导组织和新的全国性利益团体，不断向州议员和地方学区官员施压，推动了家庭政策的发展。
1982 年，亚利桑那州和密西西比州成为首批通过家庭教育政策的两个州家长们第一次可以决定在家教育而不必担心法律后果。在取得了初步胜利之后1983年，威斯康辛州和蒙大拿州通过了家庭教育政策，随后佐治亚州、路易斯安那州、罗得岛州和弗吉尼亚州也相继通过。1985年，又有八个州通过了类似政策。基本上到1990年代，美国大概有33州确认在家教育具有合法性。
因为初期作为白人身份-信仰，以及反对民权运动等复杂的社会起源，以及持续近20多年的边缘性，反而导致美国基督教在家教育团体更具有一种强烈的身份政治倾向性和组织化。而如何给这些在家教育的孩子找到出路，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而，白人政治和宗教右翼的野心却不仅如此。例如，和基督教在家教育运动相关的坐落在弗吉尼亚州的帕特里克·亨利学院（Patrick Henry College），在 2000 年代发起了一个名为“约书亚一代”的基督教青年组织，该组织为在家上学的学生提供了一个为政治运动提供志愿服务的机会。而这些人也为后来美国的转折点组织（Turning Point USA），在资金来源和人员中都有高度的重合性。
这并非是宗教和政治右翼所信奉自发产生的一种秩序，而是从1960年代开始，白人福音派和政治、资本融合的目的之一。正如1997年一份关于在家教育的杂志中，就发表了白人至上主义和身份政治的代表人物塞缪尔·弗朗西斯（Samuel Francis）的一篇评论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我的观点是，家庭教育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近十年的特点之一是，全国各地的普通公民都开始悄悄地、合法地反抗主宰我们国家生活的巨型组织。家庭教育运动是这种反叛的主要特征之一，但还有其他一些特征。过去几年中，要求控制移民、反对民权法案、支持传统地区和文化象征（如邦联旗）……草根活动都遍地开花……”。
近年来大行其道的反疫苗思潮，也是以基督教在家教育的组织进行着扩散，而主导的叙事仍旧是阴谋论和个人自由。例如在家教育联盟反对怀俄明州大学生接种脑膜炎球菌疫苗的要求，认为这可能会损害家长和学生的自由。
在家教育联盟通过长期的发展，因为教育产业化本身巨大的商业和政治利益，既得利益者就不断地扩展和捍卫这些利益，而避免法律的监管。例如，有估计表明，在家教育课程市场的规模已达到10亿美元。这个日益壮大的公民社会（其中的活跃企业家阶层，与部分福音派的“成功神学”密切相关）也在政治上十分活跃，且极易被动员起来，为在家教育者的权益及相关保守议题辩护。在美国的许多地方，家庭教育政策禁止校区或社会福利或公共卫生办公室的官员进入私人家庭对家庭教育进行评估，除非有虐待嫌疑。
在2018年，美国媒体报道称，在洛杉矶东南部的佩里斯镇，一对夫妇多年来一直残忍地囚禁着他们的13个孩子，同时声称他们的孩子是在家中接受教育的。被指控的虐待行为似乎已持续多年，但却没有出现任何警示信号因为从来没有社工来过这个家，孩子们也与邻居们隔绝开来。而在家教育联盟的鼓吹者，德克萨斯州家庭学校联盟主席蒂姆·兰伯特（Tim Lambert）则用了一套修辞来为此辩护。他说，佩里斯事件只是一起孤立的虐待事件。接着，他仍旧把在家教育权力和枪支权利打包在一起，让宗教和政治右翼的支持者产生共鸣。兰伯特主张，正如反对者对枪支暴力反应过度一样，教育倡导者也对家庭教育中的问题反应过度，他们以侵犯自由方式矫枉过正。更进一步，他将这一问题政治化，将反对家庭教育与立法反对者联系起来，甚至他认为温和派共和党人也是敌人，这些人与教师工会结盟，来争夺在家教育的利益！
走向何方？
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在家教育的主要推动人，家庭法律学校保护协会（HSLDA）的负责人迈克尔·法里斯（Michael Farris）在《华盛顿邮报》写了一篇题目为“我帮助创办了道德多数派。特朗普与我们的愿望背道而驰！”法里斯的结论是，虽然他不会支持希拉里，但特朗普也不是他的候选人。因为特朗普缺乏担任总统的品格，是自己过去四十年来为之奋斗的一切的“对立面”，尤其是在婚姻、堕胎和宗教自由等问题上。“现在，我们被要求放弃自己的品格，只投票给共和党人，”法里斯写道，“这可能是许多选民的选择，但这并不是像我这样的福音派人士参与政治的原因。”然而，在特朗普当选后，法里斯却说，“事实胜于雄辩”，为特朗普的政策进行背书。
和法里斯在一开始从批评到事后的背书有所不同，他的组织在特朗普第一次选举却在密苏里州、宾夕法尼亚州、佛罗里达州和威斯康星州的四场重要参议院竞选中，动员了近千名的“约书亚一代”和“走出投票计划”有关的家庭教育竞选志愿者，影响了超过65万名选民。特朗普和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赢得了所有四场竞选。而作为回报，该组织的人员也被任命为特朗普过渡团队的成员。
从柏拉图时代开始，人们就开始关注城邦和教育之间的关系，教育通常也被视为政治教化的一项功能。那么美国基督教在家教育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政治学者布朗（Heath Brown）总结到“三十年来，在家教育运动屡屡在政策上取得成功，加之其高效的游说能力，促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支持在家教育的权利。接受在家教育，不再意味着生活在美国政治的边缘地带；它就像住在封闭式社区、加入茶党，或投票支持唐纳德·特朗普一样，已成为美国政治现实的一部分。事实上，自1980年代以来定义美国政治的这类“平行政治”现象——包括在家教育、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ALEC）以及私人民兵组织的兴起——表明，那些看似边缘、甚至隐匿不显的现象，实际上已经对主流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一种在大多数社区中仍属边缘地位的教育形式而言，在家教育者在阻止政策变革方面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功。他们不仅塑造了周边的保守主义运动，也在选举中持续为共和党动员支持。这一
成功背后的关键，在于“政策反馈”理论：即一项政策的制定如何影响选择参与其中的个人、相关的利益团体，以及最终这一政策是否能够持续存在。各州的在家教育政策不仅改变了那些选择在家教育的特定群体及其代言组织，也改变了在家教育蓬勃发展的更大社区。然而，这两个群体——在家教育者及其所在地方社区——经历的变革却并不相同。在家教育已经被转化为一种政治身份，其背后有着丰富的新型政治组织网络，专门用于捍卫在家教育者的利益。与此同时，在一些在家教育盛行的地区，社区或州却出现了衰退的迹象。在家教育者离开了公共机构，也带走了原本属于这些机构的重要社会和政治资本，在他们离开的地方留下了一个空洞。”（Homeschooling the Right: How Conservative Education Activism Erodes the Stat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1，17-23。）
在中文世界中，一些人喜欢用抽象的词汇“保守”、“自由”、“家庭价值”等等来呼应美国的社会运动和意识形态。本文并没有否定在家教育对于一些家庭的积极作用，如体育和其他天赋的少年，以及特殊需要的孩子。但是对于美国基督教在家教育和右翼政治-宗教运动的结合，我们很清晰地看到白人种族主义反对民权运动、资本和右翼政治在背后所起到的推动作用。这也是美国社会的复杂之处，不仅要看人们使用的词汇和叙事，更要看一些特定话语的“来龙”和“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