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反动时代

文 | 郑非

一

生活在今天的世界里，有很多人会有遗民之感，一个全球自由主义时代似乎已经逝去，但对新的时代到底是什么，还有很多疑问。有许多人认为，在欧美，这是保守主义的回潮，是纠偏，是常识的回归，是走回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白左当道”之前的时代。

我在相当程度上对此表示怀疑。

美国作家埃德蒙·福西特在他的著作《保守主义：为传统而战》中对保守主义政治史有一个介绍，他认为近当代保守主义共分成四个阶段(这个划分当然不一定精确)。第一阶段是从1830年到1880年，第一代右翼政治家、政党和政治思想家们捍卫阶级社会，抵制自由资本主义和宪政制度；第二阶段从1880年到1945年，相当一部分保守主义者接受了自由资本主义和宪政制度，但抵抗“经济民主”/社会主义(当然还有另外一批人拒绝与自由主义民主妥协)；第三阶段则从1945年到1980年，为了对抗苏联，在欧美，保守主义者们与其他人联盟，接受了福利资本主义，但强烈批评现代世界的丑陋和不道德；第四阶段则是从1980年至今，苏联崩溃之后，联盟破裂(新保守主义者接受社会多元但主张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民粹右翼要求国家保护社会但对伦理败坏深恶痛绝)。

在福西特的笔触下，有一件事总在被反复强调——保守主义(与保守主义者)总是处在不断的退却与妥协中，前一个时代他们拼命抵制的东西在下一个时代则成为捍卫的对象。这是个非常机敏的观察。但这种叙事方式有一个副作用，它不太能容纳那些拒绝退却的右翼。福西特把他们叫作“强硬右翼”。虽然对他们仍有描述，但他的整体叙事重心仍然是“保守主义如何变成自由保守主义”，而不是“反动派如何掀翻这一进程”。

而我想说的恰恰是被这套叙事所忽略的两个时段——也许应该叫它们“反动时代”。第一个反动时代是1815年到1860年代，第二个则是一战到二战之间的二十年。理解了这两段，才能理解我们今天所处的位置。

二

这里有必要做一个概念辨析。

1925年，卡尔·曼海姆在他的论文《保守主义思想》中区分过两件事：一是“传统主义”，那是一种弥漫在每个稳定社会中、几乎前政治的恋旧情绪；二是“保守主义”，它是18–19世纪现代性危机的产物，是一种自觉的、对启蒙式抽象理性作出回应的思想风格。曼海姆的高明之处在于看出：保守主义不是没有历史的“自然态度”，而是一种回应特定挑战的现代意识形态。

那么“反动”的位置在哪里？在曼海姆的脉络里，反动是保守主义的一种激化变体——它不再满足于守护现存秩序，而要求复原一个已经失去的秩序。守护和复原，一个是被动的、面向当下的，一个是主动的、面向过去的；前者倾向于谨慎，后者倾向于革命。

在我看来，关于“反动派”的当代研究里，最切近这一区分的是马克·里拉（Mark Lilla）。在《船难者之心：论政治反动》（The Shipwrecked Mind：On Political Reaction，2016）一书里，他把反动派描述成一种现代特有的人格——被时代抛进海里的“船难者”，怀着对一个被想象出来的过去的乡愁，又怀着对当下灾难的末日恐惧。里拉强调，反动派绝不是保守派——他比革命者还要急切、还要激烈。革命者只是相信未来更好，反动派则相信我们不仅失去了未来，连过去都被偷走了。

另一位以同名书籍闻名的政治学者科里•罗宾（Corey Robin，The Reactionary Mind，2011)则给出了另一个版本的定义：反动并非一种独立的姿态，而恰恰就是保守主义本身的内核——它是“对失去权力—感到权力受威胁—试图夺回权力”这一切身体验的理论化。这两人有过著名的笔战，里拉主张严格区分反动与保守，罗宾则坚持二者本是一体。但他们都同意一件事：“反动”是理解当代右翼的一个真问题，而不是一个老掉牙的过时词汇。

三

回到福西特漏掉的两个反动时代。第一个反动时代是1815年到19世纪60年代，第二个时代则是一战到二战这二十年。在第一个时代里，梅特涅、亚历山大一世和神圣同盟横行一时，他们的政治目标自然不是什么“法国大革命走的太远”，要纠偏，而是启蒙运动乃至以后的变革根本就不应该存在。1821年，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弗兰茨一世对一个教师说道：“周围的新观念是我不能，也绝不会赞同的。……任何为我服务的人都要按我的命令从事教育，任何不能这样做的人，或者与新观念有牵连的人，都可以离开，否则我就安排他离开。” 这是一个以审查制度、警察统治闻名的鸦雀无声的年代；第二个时代则是法西斯的时代。在意大利有墨索里尼，在德国有希特勒，在西班牙有佛朗哥，在葡萄牙有萨拉查，在匈牙利有霍尔蒂，在罗马尼亚有安东内斯库，在英国有莫斯利，在美国有威廉·佩利，等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法西斯以崇尚极权或独裁闻名，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它则包括对传统的狂热崇拜、对现代思想的拒绝、对差异的恐惧、对斗争的尊崇等等。这些也都是对启蒙思想和近现代政治发展的全盘否定。

前后两个反动时代，如果有什么共性，那么至少有三个：

第一，它们都是时代性现象，不局限在一时一地，而是普遍发生，说明有某种宏大的结构性要素在推动。而且，不同的反动政体之间存在联盟关系——神圣同盟把奥地利、普鲁士、俄罗斯绑在一起，法西斯轴心把柏林、罗马、东京绑在一起。这种“联盟性”不是偶然，是反动派意识到自己是在与同一个现代敌人作战。

第二，它们所要推行的政治理想，不在未来而在遥远的历史中。。梅特涅心中的欧洲是1789年之前的合法王朝欧洲；希特勒心中的德意志则在第二帝国乃至更早的“日耳曼净化”幻象里。

第三，它们追求某种彻底的reset，对启蒙以来的政治、社会观念做彻底清算，并且愿意诉诸极其激进的手段。梅特涅的反动是审查、警察、出版禁令；法西斯的反动是冲锋队、集中营、种族法令。两者的暴力级别不同，但reset的志向是一样的。

从以上三点看，我们今天所遭遇的时代似乎也可以被称作是一个“新反动时代”。首先，在美国的MAGA运动爆发之前，相似的运动就已经在全球展开。普金在俄罗斯，埃尔多安在土耳其，习在中国，莫迪在印度，欧尔班在匈牙利都各自表达了某种“伟大复兴”的愿景。他们共享一个敌人——自由主义西方世界；共享一套统治工具——国家主义、历史叙事、媒体操控；共享一个愿望——一个多极、非自由主义的世界；共享一个身份——他们都自视为“历史转折点的伟人”。更重要的是，这些“伟大复兴”的领袖之间也存在某种相互呼应，尽管他们各自叙事有本土特色，但却在理念、实践甚至外交上形成了某种“全球非自由主义复兴联盟”(在这里，我不是说他们之间没有矛盾与冲突，而是说他们都在同一个“反扑”的方向上)。

习与普京之间的相互默契与支撑是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欧尔班也多次在欧盟内为俄罗斯说话。值得注意的是，欧尔班与美国保守派之间的关系也很不错，保守政治行动会议（CPAC）自2022年以来已三度在布达佩斯召开，据说是匈牙利以国帑相助。埃尔多安和莫迪虽然在这一联盟中较疏远——尤其是莫迪在乌克兰战争上保持了相对的中立态度——但埃尔多安和习之间、莫迪与普京之间，仍然有较不错的关系。

对这种全球反动联盟，英语国际关系学界近几年正好发明了一个对应的概念——“反动国际主义”(Reactionary Internationalism)。学者把它定义为新右翼共享的一种立场： 他们并不是要退回到孤立主义，而是正在构建一种“反动国际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平等和普世价值被身份的不平等所取代，国际秩序变成了不同文化主权体之间不稳定的、纯粹基于实力的博弈（Nicholas Michelsen、Pablode Orellana， The Reactionary Internationale： The rise of the New Right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2023）。这篇文章指出了新右翼与中国之间存在基于拆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推行交易主义及共同反对普世人权的“机会主义联盟”。这与安妮·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在《独裁公司》(Autocracy，Inc.，2024)中的诊断有所重合却不完全一致——21世纪的威权制度不再以共同意识形态为纽带，而是以一个横向的跨境网络来运作，像一家联合公司：它们交换金融洗钱通道、监控技术、宣传话语、武器订单，以及最重要的，互相提供“政权生存包”。我认为阿普尔鲍姆抓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东西，但她自己可能还没意识到——她描述的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轴心”，而恰恰是一个新型反动派国际。它的“反动”不在于成员国共享一个正面的理想，而在于他们共同针对启蒙以来“普世人权+多元主义内部合法性+自由国际秩序”这个复合体做反扑。这就是新反动时代第一个真正“新”的地方——它的成员之间有协调，却没有共同信仰；他们的纽带是负面的而非正面的；他们要清算的对象比他们要建立的东西明确得多。

其次，几乎每一位要实现“伟大复兴”的领导人，都把其政治理想型定在至少百年之前。习所提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一部分是那个“党领导一切”的毛时代，另一部分则是自秦至明的传统王朝，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执着是有目共睹的。普京的历史态度与习非常相似，在文化和历史记忆层面，普京最推崇的并不是苏联，而是俄罗斯帝国。埃尔多安的新奥斯曼主义虽然起源于外交，但它所包含的帝国想象与伊斯兰政治文化回归，正在塑造埃尔多安治下土耳其的国家面貌。欧尔班理想中的匈牙利等于奥匈帝国时代的大匈牙利加上霍尔蒂时代的民族保守主义，莫迪所宣扬的理想印度指向穆斯林统治到来之前的印度教主导社会。此外，他们都各自在不同的场合把自己的国家定义为某种“文明国家”，有独特的文明架构、千年传承和精神传统，可与西方文明、历史与政治分庭抗礼。在这方面，最显目的行动是由普京做出的，在2023 年批准的新版《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以及 2024-2025 年签署的《历史教育领域国家政策纲要》和《2036年前俄罗斯联邦国家民族政策战略》中，俄罗斯被官方正式界定为“一个独特的文明型国家”。

最后，他们各自在其国内实施了某种政治革命，挑战了原有的“建制国家”和政治规矩。他们都在各自国家内部推动或实施了深层的政治结构性转变，偏离了其国家原有的政治发展方向。普京解构了叶利钦时期的有限民主，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权力中心。美国社会学家弗拉基米尔·什拉彭托克(Vladimir Shlapentokh)在2007年出版了《当代俄罗斯封建社会》，直接认为普京体制将权力私人化，大兴依附/附庸关系，已经将俄罗斯“封建化”了（尽管有些学者不同意俄罗斯现在是一个封建社会的说法，认为2014年之后普京有明显的集权倾向，但大家还是基本同意，宫廷政治现在是俄罗斯政治的重要成分）；习一方面强调党治一切，一方面也已破坏邓小平以来的许多政治规矩和惯例著称，让自己掌握一切权力；埃尔多安改宪改制，重构国家认同(新奥斯曼主义+伊斯兰政治)；莫迪从世俗民主走向印度教民族主义；欧尔班则企图建立所谓的非自由民主。他们都重新定义了国家的政治正当性来源，空壳化既有政治程序，形成了一整套新的意识形态话语。当然，由于继承沿袭不同，他们各自的reset的对象是不一样的——普京要清算的是1991年之后的“屈辱年代”，习要清算的是改革开放后期“被自由主义渗透”的部分，欧尔班要清算的是2010年之前的“后共产自由主义”，莫迪要清算的是尼赫鲁式的世俗民主。但总的来说，他们都推出了一套所谓“文明国家+主权至上+领袖主导”的统治模型，挑战的是自由民主价值体系。

四

MAGA运动也以一种意外的姿态进入了这场全球反动派的竞赛。这个运动受人关注的原因很简单，它发生在这个世界的主导国家之内，发生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中心，发生在一个其政治秩序和政治活动受到最多羡慕、关注的国家之中。“灯塔”的光芒闪烁变暗，总是会更醒目的，也被人看得最清楚。

川普治下的美国是一个反动时代的参与者吗？

大体上，还不是。美国仍然维持着一个联邦民主共和国框架：选举制度、法治、三权分立依然有效；国家治理仍以公民权利和程序主义为共识；宪法仍是政治正当性的基础（美国最高法院在2026年2月以6：3否决了特朗普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征收关税的权力，这是司法系统对行政绝对主义的重要反扑），未出现完全替代性意识形态。但我们可以说，有结构性张力正在撼动这个秩序。

但是以上三个反动时代的标准，在川普主义、MAGA运动那里还是有符合的地方，这让川普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全球反动政治的美国分支（尽管这一分支处于边缘位置）。让我们一项一项予以说明。

(一)理想指向过去

很显然，“让美国再次伟大”本身就是一个时态的宣言——向回走，重建昔日秩序。世人多说这个昔日是一个混合体，纠集了过去时代的若干要素，包括白人主导的文化秩序、性别分工和传统家庭结构，国家主权和对外强硬姿态、中产阶级工人保护主义等等。但如果非要给它找一个时代典范，我觉得1950年代和里根时代都不够契合，反而是更往回走更佳。

让我们来看川普频繁称赞的人——威廉•麦金莱，1897年至1901年在任。在麦金莱的任内，他发动美西战争，提高关税，保护制造业。在多个场合中，川普提及麦金莱。比如在2024年12月22日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造势大会上，川普称：“麦金莱是一个非常好的，也许是伟大的总统……他运用了商业原则，是一个坚定的关税支持者，我们当时大概是史上最富有的国家。”在2025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讲中，他再次盛赞麦金莱：“麦金莱总统通过关税和才能使我们的国家非常富有，他是一位天生的商人。” 并且他在当天就签署了行政命令，把奥巴马时代命名的德纳里峰（Denali）改回“麦金莱山”。

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麦金莱在美国公共政治话语中几乎是“被遗忘的总统”，几乎没有美国总统会在公开场合上提及他的名字，直到川普将他“带回人间”。虽然川普从未直言“麦金莱是我的偶像”，但这些频繁的正面评价显示麦金莱确实成为了川普“美好过去时代”叙事中的典范和精神象征。

一般认为，川普称赞麦金莱，同他自己推崇的高关税、保护主义和“美国第一”政策直接有关，而这些议题恰好是麦金莱的核心遗产。但是，在这里，我想做一项比较大胆的引申——川普对麦金莱的推崇，除了具体政策意义上的，也是因为麦金莱时期的美国代表着“白人美国”的顶峰。所谓“白人美国”，当然不是说美国里面没有多元成分、异己族群，而是指的是美国为白人所有，为白人服务这么一个状态。在十九世纪末麦金莱当总统的时候，可以说“白人美国”的自我意识、种族优越感、国际扩张野心和内部社会控制达到了一个历史性的最高点。我比较怀疑，是这个，而不是具体的政策，产生了对川普的最大吸引力。

这里也可以借用一个旁证。美国作家约翰•岗茨（John Ganz）在《时钟坏掉的那一年》(When the Clock Broke，2024)一书里专门梳理了1990年代帕特·布坎南、大卫·杜克、默里·罗斯巴德、萨姆·弗朗西斯这一脉所谓“古旧保守派”(paleo-conservatives)的思想史。这一脉人正是今天MAGA运动真正的思想前史。岗茨反复引用罗斯巴德的一份演说“右翼民粹主义：古旧派的策略” （Right-Wing Populism： A Strategy for the Paleo Movement，1992）中的口号：“我们要打碎社会民主的钟……打碎新政的钟……我们要把整个二十世纪废除掉。”这句话几乎可以一字不改地写到MAGA运动的纲领里。岗茨自己直接称呼这一脉政治为“极端反动的政治”。也就是说，这群人想回去的，不是冷战中期的1950年代，而是新政之前、甚至是二十世纪之前那个还没有联邦行政国家的旧美国。这是麦金莱进入川普精神图腾的真正坐标。

不管怎么样，当我们说川普心目中的理想美国的时候，我们可以比较有把握的说，十九世纪末的美国，在白人主导地位、宗教保守、传统价值观、“美国优先”孤立主义、工业化等等方面，比起各有“不足”的1950年代和里根时代，是更符合的。

(二)激进手段与清算

另外一个让MAGA运动明显同保守主义拉开距离的特征则是它明显的激进主义色彩。英国保守主义哲学家奥克肖特曾经指出，保守主义“不是一种信条或学说，而是一种倾向”。他在《理性主义在政治中》里有一段名言，原本是用来批评左翼革命家的：“保守就是宁要熟悉的，不要未知的；宁要尝试的，不要未尝试的；宁要事实的，不要神秘的；宁要实际的，不要可能的；宁要有限的，不要无限的；宁要近的，不要远的；宁要充足的，不要过剩的；宁要方便的，不要完美的；宁要眼前的欢笑，不要乌托邦式的幸福。”这指的是，与人相关的事务，处理起来要慎重，切忌根据一两条抽象原则与口号就进行剧烈的政治与社会实验。奥克肖特的成名作就是批评所谓“理性主义政治”，在他看来，理性主义者拥有“工程师的性格”，看不到政治就是权衡利弊、协调相互冲突的利益的过程，因此注定是漫长的、低效的，他担心的是政治工程师们用技术知识取代实践知识、在该用手术刀的地方使用电锯——而且不打麻药。简而言之，欧克肖特认为“理性主义的政治是政治上没有经验的人的政治”。但美国当前的政治现实是，“没有经验的人”大占上风。

这是传统共和党自食其果。他们拥抱激进主义，以获得政治胜利，也被激进主义捕获。他们高持保守主义主张，却摒弃保守主义哲学。他们放弃对理性主义政治的反对，政治素人不再是弱点，反而成为了他们热捧的优势。他们主张，应该放弃那种消极的政治态度，拥抱类似宗教的激情，才能够指引前路。不要自我设限，要相信在政治上改天换地是可能的。人们现在惊奇的发现，在正常的国家中该有的左右两派，在美国居然是缺失的。美国的右派持有右派的主张，却摒弃了右派的哲学与精神，该勒缰绳的那只手却在拿马鞭。

最具标志性的体现是DOGE——“政府效率部”。这个机构的思想原点其实可以追溯到一个网络博主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雅文是所谓“黑暗启蒙”或“新反动主义”的倡导者，被许多人视为当代美国极右翼思潮的重要理论源头之一，与科技寡头彼得·蒂尔（Peter Thiel）和美国副总统万斯（JD Vance）关系非凡。值得专门指出的是，雅文这一脉自称为“新反动派”(neo reactionaries)，是当今英语世界少有的、主动把“反动”作为自我标签的政治思潮。他自己在2008年首次以这个词自命。在特朗普连任后的就职典礼周末，华盛顿特区举办了一场名为“加冕舞会”（Coronation Ball）的派对。雅文在采访中Politico对他的采访中自述，他在派对上偶遇了万斯。万斯见到他后打趣道：“雅文，你这个反动派法西斯” ——半玩笑半真心。

雅文的言论质量其实不足论，但却可以从中一瞥他那个圈子里人的思想成色——他认为西方从启蒙运动以来就在走向衰落，民主是低效、失败的，国家应该被当作一家公司由私人掌控，其统治者最好是具有技术背景和企业家精神的人物。他嘲笑保守主义者因循守旧，主张通过reboot（重启）而不是渐进改革解决政治问题。他在2022年提出了一个具体方案叫RAGE——Retire All Government Employees，让所有政府雇员退休，然后由“国家CEO”用忠诚者取而代之。万斯本人在2021年的一个播客上明确推荐过这个方案，并且加上了一句很关键的话：“如果法院阻挡，就照马歇尔模式说‘让首席大法官自己执行’”——意思是，行政命令直接绕过司法。

MAGA上台之后，这个方案被部分翻译成了行动。2025年1月20日就职当天，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设立DOGE，由埃隆·马斯克出任名义负责人。根据 2025年及2026 年初的公开数据统计，一共有30万名联邦政府雇员离职。这一数字约占美国联邦文职劳动力总数（约 240 万人）的 12%。这就是RAGE的实操版本。

我们能看到，MAGA运动中的相当一批人现在以“革命者”自居。比如班农屡次自称“我是一个革命者”，并将MAGA运动称为第二次美国革命。2025年4月，他再次说道：“我们想要让这场革命永久化。”这种革命比附在MAGA运动中非常流行。比如，传统基金会的主席凯文•罗伯茨在2024年说道：“2024年的美国人正在进行第二次美国革命，以从精英和专制官僚手中夺回权力。”

这种自称“革命者”的姿态有时让人以为他们与“反动”沾不上边，但前面提到的里拉和罗宾已经把这层悖论解开：反动派恰恰是要发动“革命”，只不过这场革命的方向不是向前而是向后。里拉说，正是怀旧的战斗性，使反动者成为典型的现代人物，而不是古老的人物。温迪•布朗在《新自由主义的废墟之中》(Wendy Brown， In the Ruins of Neoliberalism，2019)一书里也有一段类似判断，她说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末日民粹主义，宁可毁灭世界，也不愿忍受一个自己不再独占主导地位的未来”。这种“宁为玉碎”的决心，正是新反动派的标志性气质。

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些只不过是政客的煽动言语。但是，在MAGA运动的基层群众中，某种reset(清算、重置)言论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复。比方说，根据公共研究所(PRRI)和布鲁金斯学会于2023年10月发布的社会调查，三分之一的共和党人现在认为，“真正的美国爱国者可能不得不诉诸暴力来拯救国家”(而民主党人只有13%做如此想)。 至于他们对“深层国家”的普遍鄙视与怀疑，就不必赘述了，相当一批人主张清洗教育、媒体与司法系统。这种激进思想体现在政治行动中，2021年国会骚乱就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否认选举、煽动群众、诉诸暴力以图重建政治合法性。

(三)时代共鸣

更重要的是，MAGA运动的很多参与者明显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全球性政治运动的一份子。他们在匈牙利欧尔班、俄罗斯普京、巴西波索纳罗身上看到倒影。保守政治行动会议(CPAC)积极在欧洲寻找右翼盟友，连续几次在匈牙利召开，并邀请欧尔班作为主讲嘉宾。 而卡尔森等煽动家也对普京青眼有加。

在2022年1月，普京将要入侵乌克兰之前，雅文撰写了一篇名为《对欧洲新外交政策》的文章，直接说道，“让俄罗斯在欧洲大陆上自由行动吧”。在这篇文章中，他倡导一个没有集体安全的所谓“新威斯特伐利亚未来”(换句话说，旧列强国际体系)。对美国该做些什么，他说道：“如果川普在2024年成功连任，他的首要目标一定不是利用权力，而是夺取权力——通过大胆、果断的行动不断扩大其职权范围。而这一行动的合适舞台就是外交政策……在川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对欧洲的外交政策的目标是影响美国国内政治”。他认为，“川普应该让俄罗斯自由行动，不仅只在俄语区，而是一直到英吉利海峡”，因为“这将确保自由主义在欧洲大陆的失败”，而“(在十九世纪之后)现在俄罗斯的命运又一次回到了恢复欧洲秩序的轨道上”。 很显然，雅文在倡导一个新的神圣同盟，而这种呼吁，在相当多的MAGA运动参与者心中引发了共鸣。在CBS该年二月份做出的民调中，41%的共和党人认为俄罗斯是友好的，甚至是盟友。 这与同月皮尤研究中心的另一项报告呼应：共和党人首次将俄罗斯主要视为“竞争者”而非“敌人”，对普京有“信心”的比例自2024年以来明显提升。

更具仪式感的是2025年2月14日万斯在第61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演讲。他没怎么谈乌克兰、没怎么谈俄罗斯，而是用大半个小时在指责欧洲——指责德国“防火墙”（拒绝与AfD合作），指责英国的言论审查，指责罗马尼亚撤销选举。他说：“欧洲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俄罗斯或中国，而是来自内部。”会后他没有会见时任德国总理朔尔茨，反倒会见了另类选择党AfD领袖艾丽斯·魏德尔。这一动作对欧洲右翼来说是公开的认证仪式。

总之，从以上三点来看，这个新反动时代中，美国也没有能够幸免，呈现出了某种时代特征。

五

为什么我们会迎来这个新反动时代？相当多的解释将之归结到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上——全球化带来了相对损失、贫富差距拉大、移民冲击与文化冲突、社会的失落感与身份焦虑。另外一些解释则归结为技术发展——虚拟空间的碎片化使得共同体共识被瓦解，为各种极端或反动思想提供舞台。又有解释说这只不过是历史的波动而已。

我个人觉得，这口锅不能全让全球化和技术发展来背，如果我们目光看得更长远，我们确实能发现很多的历史结构性因素在推动新反动时代的来临。

首先，现有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确实有先天缺陷。

如果说十九世纪国际秩序是所谓“自由放任”型的，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的国际秩序则有了几分“法理管制”的意思。在这种国际秩序下，各国国家的国家安全得到了极大保障，这使得国际关系中无政府状态造成的威胁下降，这就是当前全球化所赖以存在的秩序基础——化剑为犁，各种国际制度向各国国内渗透，形成较同质化的接口，各种交易安全也得到保证，全球金融、资本、技术与商品市场得以繁荣。

但是，这种国际关系状态不是没有弱点和缺陷的。布鲁诺·德·梅斯奎塔在《独裁者手册》中提到这么一种现象，即国际社会对某些国家的社会救援与资助项目实际上延迟了该国进行必要的政治、经济改革，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可以从援助中汲取资源以维系统治。梅斯奎塔举了一个例子——联合国安理会有10个非常任理事国，人们发现，在两年任期内，非常任理事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比没有能当选的其他国家要低1.2个百分点。这是因为非常任理事国更有可能获得国际援助，于是就对有效率的社会和经济治理更不敏感的缘故。

如果我们把这个逻辑延伸一下，还可能会发现另外一个相似现象：跨国资本、商品和技术市场的存在允许也会减少一些国家进行内部改革的动力——如果一个国家是出口导向型国家，其主要经济资源都可以从外部获得，其贸易产权保护主要依赖国际司法，那么该国也类似于获得了某种国际援助，这也许会导致该国政府漠视国内的制度建设。换句话说，这种全球化会产生一些寄生虫式的政权，它们的存在有赖于向国际社会转嫁其制度成本。

也许最糟糕的缺陷是在社会心理上的。由于基本上每个国家的领土与主权完整现在都能得到较有效的保证，这使得许多政府从根本上缺少生存压力，那种变革的紧迫感就不复存在。也由于缺乏竞争压力，反动政府的低效性实际上无法迅速得到反馈。换句话说，如果说一战前的那个世界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崇尚竞争是失之于猛，那么二战后的这个世界却是矫枉过正，失之于宽了，它给当代反动政权留出了足够的生存空间，在适当的条件聚合下，就能够形成某种“感染”与浪潮。

其次，人们常说现代世界是一个民族国家的世界，但这其实是一个大大的误解。因为我们实际上可以观察到，在相当多的现代国家里，其民族国家仍然处于某种未完成的状态。无论是在中国、俄罗斯、印度，还是美国，“谁是中国人、俄罗斯人、印度人或美国人”的问题都远远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在这种情况下，非理性的族裔情绪就始终是一种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在这些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这也就为某种反动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无论是普京的帝国民族主义，还是川普所期望的“白人国家的复归”，都可以看成是其后果。

再次，则是现代技术与反动派的联姻。在过去，技术往往是社会进步的利器，但是在现在，技术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历史回潮的工具。

人们往往只把技术当成“虚拟空间使共识被瓦解”这一类背景条件，把它视为社会原子化的舞台。这种说法不能算错，但还不够。我想说的是，这一轮技术变革对新反动时代的支撑，远比社会原子化要更具结构性，而且是双面的：它既改变了技术精英的客观处境，也改变了他们关于自己处境的自我理解。

先说客观处境这一面。互联网、强加密、跨境数字资产、远程协作的出现，第一次让一类高生产力者在客观上获得了对民族国家的“退出”选项。在工业时代，资本和高技能劳动力虽然也跨境流动，但仍受地理、税务、护照、海关的强约束；到了今天，一个科技企业家、一个加密资产持有者、一个远程经营业务的投资人，对任何一个具体国家的依赖度都被技术性地降低了。一旦“退出”成本足够低，这群人对民族国家——尤其是民主福利国家——的态度就会从“无可奈何地接受”转向“可比较、可挑选、可逃离”。这是新反动时代里“硅谷右翼”那一支为什么会出现的真正物质前提。

再说自我理解。真正让技术精英政治化、激进化、反动化的，是一套配套的意识形态。这套意识形态的代表文本，就是1997年詹姆斯·戴维森与威廉·里斯-莫格那本《主权个人》（The Sovereign Individual），它把民族国家祛魅为 “收保护费的组织”，把民主福利国家诊断为最贪婪的版本，把民族主义贬为对亲属本能的劫持，然后告诉它的读者，信息技术正在让一类 “主权个人”率先脱出民族国家的强制管辖，这是历史规律，不是道德选择。这套叙事的政治后果，是把“我可以不交税”、“我可以不与社会共担风险”、“我可以不效忠任何具体国家”从一种自利选择，转译成 “顺应历史规律的合理行为”。它在结构上同二十世纪某种激进左翼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历史必然”是一回事——都是用决定论修辞为本来需要在道德上辩护的政治选择卸去伦理重负，只不过方向相反。

技术加速在这里产生了一个特殊的耦合：技术给了一群人客观的退出能力，这套技术-决定论叙事又给了同一群人放弃公共责任的伦理豁免，两者合起来，塑造出了一种相当于“新贵族”的政治意识——他们的跨境流动、多重忠诚、低税地位、对国家强制管辖的部分豁免，几乎逐项对应于十九世纪国族化之前欧洲贵族所享有的常态。这不是未来主义，这是用最新的技术手段去复刻一种被两百年现代国家所暂时打断的旧身份。蒂尔公开欣赏君主制、声称民主与自由不可兼容、推崇雅文的新反动主义——这一系列立场，在“未来主义”叙事里是讲不通的，但在“新贵族复辟”的对标下完全自洽。

因此，与前两条结构性原因不同，技术加速这一条对新反动时代的贡献是双重的:它既制造出一支具有跨国基础的、有别于传统民粹的反动力量(科技反动派)，也为这支力量提供了说服自己和劝说他人的话术。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的新反动联盟里，蒂尔、马斯克、马克·安德里森这一脉硅谷富豪——和欧尔班、普京、习这种民族主义强人——能够并肩作战，虽然他们在具体诉求上其实有相当大的张力(前者要“退出民族国家”，后者要“加固民族国家”)。让他们走到一起的，是一个共同的敌人，即二战后那个有再分配色彩的、以公民为主体的自由民主秩序。

六

让我们来猜测一下，这个新反动时代的现实影响。

1，对国际秩序：从“规则世界”退回“势力范围世界”。1945 年以来那套以规则、制度、多边主义为骨架的国际秩序——联合国、WTO、人权公约体系、集体安全体系——会在新反动联盟的合力之下持续被掏空。雅文在2022年那篇文章里所推崇的“新威斯特伐利亚未来”，本质上就是一个回到19世纪的世界——大国划势力范围，小国自求多福，国际法只是大国默契的产物。俄国“国师”亚历山大•杜金在万斯的慕尼黑演讲之后，在X上兴奋的发言：“让国际关系再次伟大”（Make international relation great again），这个指向就再明显不过了。如果以上只是一部分人的愿望，但有相当一部分国际关系学者（如Hal Brands），也在预言地缘政治的回顾。

2，对全球经济：从“超全球化”退到“分块全球化”。全球化会从无差别的“超全球化”退到按阵营、按战略重要性分块的“分块全球化”。关税、产业政策的回归，出口管制的常态化，关键技术（半导体、AI、生物科技）的国家化都是这个过程的标志。川普 2.0的关税战恐怕只是第一波。此外，发展中国家 “通过加入自由国际秩序实现现代化”这条路，恐怕会越来越窄。

3，对国内政治：自由民主的“半空心化”。完整意义上的“民主崩溃”（像 1933 年的德国那种）在大多数老牌民主国家不会发生——制度惯性、司法独立、地方分权、媒体生态都还在。但是，政治文化的反动化已经发生了，这是为什么我倾向于认为这一轮反动不是一两次选举可以解决的事。

4，对少数群体、移民与跨国民间社会：最直接的伤害。新反动时代最直接的成本承担者，是各种边缘人群。这一条不需要太多理论，我们能看到一个共同模式：反动派对“谁是真正的国民”有非常窄的定义，而所有不符合这个定义的人，都会被系统性地边缘化甚至迫害。它的累积后果，是全球公民社会的网络被切断——记者保护组织、人权观察、各种跨境环境与发展 NGO 的活动空间会持续收缩。

5、对技术：AI 与监控的反动化使用。这是前两个反动时代没有的变量。AI技术 在国家镇压能力上对反动政府是一个巨大的赋能。更复杂的问题是 AI 让“宣传成本”急剧下降——任何有一定资源的反动政权或运动都可以低成本制造海量定制化政治内容。阿伦特当年说，“极权统治最理想的臣民，不是坚定的纳粹分子或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而是那些事实与虚构之间的区别已不复存在的人”，AI会让反动派对“事实”的腐蚀在技术上变得空前廉价。

七

这个新反动时代什么时候会结束呢？这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不过很抱歉，我个人倾向于持悲观态度，不认为这会是一个短期现象。从历史上来看，前两个反动时代都至少经历了一代人的时间。如果历史倾向于重复它自己的话，那这个新反动时代是不是也要一代人来付出代价？

全球化的不平衡效应(财富分配不均、地方衰落)不会因为一两次选举、政策调整就解决。数字化带来的信息碎片化、极化效应仍在加剧，不会突然逆转。被激发起来的身份焦虑、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情绪不容易平息，这些情绪往往有代际传播的力量。人群中的“失落感”一旦内化为文化认同，往往需要一代甚至几代人去慢慢化解。此外，如果我们前面对新反动时代成因的两个其他解释有那么一两分道理的话，那些都是结构性因素，要调整肯定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自然新反动时代也不会轻易消失。而且我们也要看到，新反动时代下面的新反动主义者们有结盟相互援助的倾向的，这个也给世界的改善带来了很大的阻碍。

里拉在《船难心智》开头讲过一个意象：反动者站在岸上，看着记忆中的天堂随波远去，他无法回头，也不愿跟着时代向前。这是一个忧郁的画面，但他指出，正是因为怀旧无可反驳，反动者才有用之不竭的政治燃料。我担心的也正是这一点：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要在这种“反方向的革命”和它所制造的废墟之间过活很久，而那些船难者并不会因为我们指出他们的天堂从未存在过就轻易停下来。

总结一下，新反动时代的核心动力还在运作，除非出现系统性突破，否则它不太可能迅速消退。我们更可能进入一个长期拉锯、斗争、试错和重构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