跃跃欲试的民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政治

奥古斯特·温克勒 | 文

1895年5月，31岁的国民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弗赖堡阿尔贝特—路德维希大学做就职演讲，题目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Der Nation alstaat und die Volkswirtschaftspolitik”）。这位年轻学者趁机抱怨德国资产阶级政治上不成熟，与老普鲁士容克地主阶级在经济领域做垂死挣扎的当下失去了必要的强权本能。韦伯认为不成熟的原因在于德国资产阶级历来不

问政治，那是俾斯麦统治留下的遗产。克服此弊就是要以英法两强为榜样进行世界政治方面的教育。“一种伟大的政治能否再把强权问题之重要性摆放到我们眼前，这对我们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我们必须认识到，德国的统一是这个民族在年老时犯下的青春恶作剧，倘若这统一是德国的世界政治的终结而不是起点，那就还不如因耗费巨大宁愿舍弃统一。”

社会学者马克斯·韦伯

30年前，德国进步党右翼议员奥托·米夏埃利斯也曾做过类似的论述。1865年6月13日，这位自由主义派议员在下议院要求普鲁士必须确定“伟大目标”，高举普鲁士和德国的反奥大旗；因为没有这个“理想目标”，民众就会失去“与我们一起为宪法而斗争”的必要张力。1895年，韦伯看到自己一直还面对着像1865年米夏埃利斯那样的同胞。这位弗赖堡的经济

学家兼社会学家与当年的米夏埃利斯一样，也追求一种对外政策，此政策能为反普鲁士容克地主阶级的权力斗争注入新能量。由于此时自由主义的民族目标已经达到，德国已实现统一，所以对外政策的目标不可能是30年前的那个反奥目标。现在要把奥地利换成世界—不是把世界当作攻击对象，而是当作活动范围。

韦伯指出波兰流动短工越来越重要，这是他对普鲁士容克批判的要点：来自俄属波兰那些要求很低的农业季节工日益取代德国的临时工，后者对旧的家长制庄园关系十分厌恶。韦伯得出结论说，“从民族观点看，那些以损害德国人而得以维持的大型农业企业应该消亡”，意思是它们应靠自己维持，而不应通过保护关税和损害社会利益去人为地维持。但经济上必然走低的容克地主阶级依然是政坛最具影响力的阶级，更有甚者，韦伯和他的专业同行维尔纳·松巴特（Werner Sombart）以及法学家胡戈·普罗伊斯（Hugo Preuß）都看出，从事企业经营的德国资产阶级正在以最好的方式适应贵族价值理念。他们谋求贵族头衔和购得庄园财产，模仿庄园领主的生活方式，羡慕预备役军官的地位和要求决斗的勇气，凡此种种都在支撑以下论点：德国高层资产阶级“容克化”或“封建化”了。但社会上取向于贵族并不局限于德国，在德国又以老普鲁士的领地最盛行。部分资产阶级“贵族化”与部分贵族“资产阶级化”联袂发生。企业资产阶级“贵族化”了，但他们仍保持其传统习俗。“封建化”并非资产阶级学者杜撰，但它比批判者所认定的范围要小。“资产阶级化”的容克实力相对更强一些，他们不管有意无意都在为威廉时代社会的“资产阶级化”忙碌。

人们围绕普鲁士容克阶级展开新的讨论，讨论始于19世纪最后10年，这并非偶然。起因是易北河以东容克地主对俾斯麦的继任者卡普里维宰相改变贸易政策的反应方式。卡普里维正确认识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发展不可逆转，德国未来的经济将依赖出口的增长。1891年12月10日他在帝国议会上说，“我们要么出口商品，要么出口人。居民人口增加若无工业相应增长，我们就无法继续活下去了”。在卡普里维时代，1891年德国先同奥匈、意大利、比利时和瑞士，1893—1894年又同西班牙、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俄国签订贸易协定。德国用拆除关税壁垒的办法，包括降低对易北河以东农业尤为重要的粮食关税促进工业品的出口。

1891年，保守党人和大庄园主开始反抗。当帝国宰相将其贸易计划扩大到农业国罗马尼亚和俄国时，他们反抗得就更加激烈了。1893年2月成立的农场主联盟，就是有组织地表达对政府政策的抗议。大地主是这个联盟的推动力量，但这个联盟从一开始就以争取所有受持续工业化威胁并与这种发展趋势对抗的阶级为目标，尤其争取“农民阶级”和“中产阶级”。

这种努力对手工业者成效甚微，对小农业主则成效显著，后者在20多万联盟成员中占比近十分之九。

诚然，普鲁士的大地主们在领导机构中奠定了基调，他们毫不避讳地以宣传的方式夸大自己的利益，这在德国是前所未见的。1892年12月，西里西亚的总承租人阿尔弗雷德·鲁普雷希特— 兰塞恩（Alfred Rupprecht-Ransern）就成立这个联盟对德国农场主发出呼吁。这呼吁堪称早期宣传鼓动新方式的典型：“我们要深入社会民主党人中组成反政府阵线，向政府表明，我们不愿像当今这样继续受虐待，要让政府感到我们的力量，除此之外我不再建议什么……我们必须停止抱怨，但必须大声疾呼，让疾呼声传到议会大厅和宰相府—我们必须大声疾呼，让这些声音传到王座，轰然入耳。”

让人听到宣传鼓动者的大声疾呼还需要一点时间，宰相府里反对他们的人可不愿为他们张目。以下事实证明卡普里维及其帝国内阁和普鲁士各部同事的改革意志，证明他们信誓旦旦真诚实行经济和社会政策“新方针”：签订各种条约，厉行国内改革，包括禁止周日加班和禁用童工，建立行业法院—一个有官职的人任院长，雇主方和雇员方各派一名代表任副院长，在普鲁士实施累进所得税。然而卡普里维在将意图付诸实践时屡屡犯错。1892年3月，原本兼任普鲁士首相的他就因为不贯彻一个对教会友好的教育法案而辞任普鲁士首相。这个法案使那些至今与他合作良好的自由思想党人怒不可遏，天主教中央党也利用他撤回草案之机大肆攻击他。

1893年5月帝国议会征求对扩军草案的意见，两个多数议会党团投票反对政府的草案，也反对中央党议员许纳（Huene）提交的被政府采纳的妥协议案，这样，扩军草案便胎死腹中。卡普里维的回应是解散帝国议会（帝国议会根据1883年3月规定的5年任期要到1895年2月才重新选举）。对于自由思想党人而言，1893年5月6日的投票后果十分严重。卡普里维草案在一个重要点上大大迎合了自由主义党：军人服役期限从3年缩短到两年。6位自由思想党议员投票赞成许纳的妥协议案。该法给予警方解散联合会和集会的广泛权限。萨克森在反击社会民主党方面更有效果：1896年3月，地方议会用三级选举权取代现行财产调查的选举权。其结果是，社会民主党人在其堡垒地区萨克森再

也提不出地方议会议员了。萨克森无产阶级对这一挑衅愤愤不平，猛然向左回击。

3年后，帝国领导层再次尝试从法律上打击社会民主党。1899年5月《监禁草案》（Zuchthausvorlage）加重了对“强制性联合”（Koalitionszwang）的处罚，就是加重对试图强迫工人参加罢工或强迫工人在某个工会活动的行为的处罚。除两个保守党外，没有哪个议会党团同意这个新特别法。《监禁草案》是帝国法律最后一个镇压社会民主党的草案。人们在法律层面和事实层面对社会民主工人运动追随者的歧视仍屡见不鲜，其中就有1898年6月连天主教中央党都赞同的普鲁士“阿伦斯法”（Lex Arons），此法案旨在解除社会民主党人的各类学术职务和教师职务。

光凭强制措施不可能取得反社会民主党的胜利，对此，所有阵营的明白人都一致认同。另一方面，他们也不会忽略下列事实，即国家的社会政策并非阻挡人们投奔社会民主党洪流的万全之策：在1893年的帝国议会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自1891年爱尔福特党代会起使用这名称—得票率从19 . 7 %升至23 . 3 %，

议席数从35个增至44个。这一令人清醒的经历导致在“霍恩洛厄时代”，即1894年至1900年在社会政治领域没有取得重大进展。

也许，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即通过“聚集”所有对现存国家和社会制度认同的势力，达到阻挡社会民主党的目的。“聚集政策”（Sammlungspolitik）原本的设计师是约翰内斯·冯·米奎埃尔，此君自 1890年起任普鲁士财政大臣，1897年被皇帝封为贵族。这位民族自由党的帝国议会议员，曾先后任奥斯纳布吕克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市长，早就背离以自由贸易和自由就业为标志的经济自由主义。1879年，他要求政府和统治阶级结束对手工业者的忽视，因为这种状况“非常危险，尤其在革命者宣传鼓动反对我们社会制度的基础之时特别危险”。他1884年在其草拟的《海德堡宣言》中提出要保护德国农业。两个集团在19世纪90年代“聚集政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是米奎埃尔力促包括工业界、农业界、自由主义派和保守派的精英大联合和中产阶级组成以独立手工业为核心的广泛的社会基础。

迎合保护手工业的要求相对比较容易。1897年根据行业制度补充条款创立手工业同业协会，它是公众权利的代表和带强制性的机构，手工业行业的独立经营者如果投票拥护此机构，就必须成为它的会员。相对困难很多的是平衡工农业之间的利益。与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Centralverband Deutscher Industrieller）的要求—米奎埃尔同意这要求—相一致，1897年在帝国内政部成立了一个为贸易政策和举措做准备的经济委员会，即由各工农业组织的代表组成的顾问咨询委员会，其任务是制定关税税则，即卡普里维签订的各条约在1903—1904年到期后的关税税则。

在这个委员会里，易北河以东的农业界和西部重工业界的保护关税者占绝对优势，这符合米奎埃尔的意图。气氛如此压抑，以致出口和成品行业在1895年成立工业家联合会和维护化学工业利益联合会，这是反贸易保护主义的抵抗战线。保护关税的老关键词是“保护民族劳工”，这个口号由米奎埃尔弄权提出，也被威廉二世皇帝接受，但遭自由贸易商人的反对。

他们1898年3月发出呼吁并指责“满足农业特殊要求”“必然造成广大阶层增加生活开支的恶果”。这等于“牺牲大众而优待少数”。1900年11月在柏林成立了贸易条约协会，可以将其理解为反对大农业主的论坛。米奎埃尔的“聚集政策”在关税政策领域首次受挫，保护关税没有，或者说根本没有成为工农业总体聚集的地盘。

然而在世纪之交，人们已找到一个办法有望促进经济界各种利益矛盾的平衡，那就是海军舰队政策。德国“海军之父”是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海军少将，1897年起出掌帝国海军部。他意识到，对既有文化素养又有钱的资产阶级灌输海军战舰观念，成功的希望极大。1852年，德国第一艘由当时临时核心权力机构于1848年建造的军舰被拍卖，那次可耻拍卖的后续影响犹存。至迟从革命时代起，社会上就存在一种广泛被传播的倾向：将德国战舰视为商业船队的武力臂膀，视为与贵族军队迥异的“资产阶级”军种。

在帝国议会，对于皇帝和蒂尔皮茨意欲大力扩建海军自然还存有严重顾虑。1873年那个建立海军的简朴计划赋予海军保护德国海上贸易、保卫海岸线安全的重大使命，现在依旧通行。一个长期的建设海军计划要求一个长期的预算法规，也就是说如果议会预算权限不自行缩减，此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此外，大力扩建海军就意味提升进攻能力，这又给对英关系，即对首屈一指的海上强国英国的关系蒙上一层负面阴影。有鉴于此，帝国议会1896年本来是同意建造3艘新巡洋舰的，翌年就拒绝建造了。帝国海军部大臣霍尔曼（Hollmann）少将退职是这次帝国领导层失败的直接后果，间接后果是任命蒂尔皮茨为继任人。随着蒂尔皮茨上任，德国海军政策开始了新篇章。外交大臣马沙尔（Marschall）男爵3月18日在议会争论建造巡洋舰问题时说出了海军政策的箴言：“德国是否应奉行世界政策，这个问题与另一问题密不可分，即德国有没有世界利益。这个问题早已被确定……”奉行世界政策就是要与英国

平分秋色，没有强大的海军，就不可能达到此目的。蒂尔皮茨谋求的德国海军量级是能与英国抗衡。同时，建造军舰的矛头也直指国内的敌人社会民主党。1895年末，蒂尔皮茨在一封致海军部领导机关首领的信中直言不讳地说出此意图。他写道：“德国必须向世界政策过渡，绝不应放慢这过渡的步伐，绝不应因为在新的伟大民族使命和与之紧密联系的经济利益中存在一个巨大的痛点，即对付有教养和无教养的社会民主党人而放慢过渡的步伐。”

帝国议会1898年3月末不顾社会民主党等党派的反对通过了蒂尔皮茨首个海军法案。此法案规定未来6年内增加19艘定期航线上的军舰，8艘近海装甲战舰，12艘大型巡洋舰，30艘小型巡洋舰。两年后，即1900年6月，1898年已选出的帝国议会批准了海军部一个规划战舰数量翻倍的草案。该计划完成后，德国战舰的实力将是英国舰队的两到三倍，这意味着在北海的实力相当。1898年这个法案只不过是大规模扩军计划的第一阶段罢了，这在1900年后已不存在任何疑问。

议会多数赞同蒂尔皮茨的海军法案绝非偶然。蒂尔皮茨善于高超地创造条件，使自己的海军政策得到公众舆论的支持。1898年4月在他配合下成立的德国舰队协会（Deutscher Flottenverein）对他助益良多，这是个类似于农场主联盟的现代“压力集团”（pressure group）。参加舰队协会活动的，有来自重工业、造船厂、大商贸和海外贸易以及出口部门直接或间接感兴趣的人，还有各个政治党派，从自由保守党、民族自由党到自由思想联盟，也有广泛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阶级。支持海军建设使他们滋生一种情感，即参与履行一项伟大的爱国主义使命。1900年，此协会有27万的个人会员，如果算上社团成员（及参加舰队协会的各组织成员），1908年成员已逾数百万。

蒂尔皮茨的海军政策未受到“权力精英”的特别欢迎，普鲁士保守派和地主觉得，凡是与海军有关之事都十分可疑：他们无端猜测德国战舰是在同普鲁士军队竞争；经济得利者只能是工商界，只能是让易北河以东农业倍感受到威胁的现代社会。然而，保守党反对海军法案也并非轻而易举，因为它一反对，就把卡尼茨（Kanitz）伯爵、海德布兰德（Heydebrand）先生领导的这个党与欧根·里希特和倍倍尔领导的各党搞成邻居关系了。

保守党同意1900年第二个海军法案，它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承诺提高粮食关税。1902年12月，帝国新宰相、自1900年10月起履职的伯恩哈德·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兑现了此承诺。帝国议会以多数票通过《比洛关税税则》（Bülow-Tarif），1906年5月1日生效，它提高了小麦、黑麦和燕麦的关税（尽管没有保守党农场主联合会所要求的那么丰厚）。米奎埃尔“聚集政策”的最重要目标，即工农业在税收政策上达成一致，通过海军这条“迂回之路”实现了。米奎埃尔1901年9月谢世，没有看到这一胜利。这个成就，主要归功于比洛和蒂尔皮茨第一个研究德国“聚集政策”和“舰队政策”之社会基础的作者埃卡特·克尔（Eckart Kehr）1928年用下列名言概括这场斗争的暂时性结果：

“工业界和农业界的一致意见是，不能独自一家统治国家，不能排除社会下层享受立法机构创造的收益之权利，而是建立一个针对无产阶级的农工共管制度。”所以，初始的德国世界政策显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内政结果，正如马克斯·韦伯1895年关注到的：这世界政策没有消除普鲁士容克地主阶级的政治特权，反而帮助他们巩固了其社会基础。

（本文由出版社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