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是坏人，他们只是在保护自己
文 | 库尔特 · 格雷、 译 | 黄子凡
编者按：
在我们的朋友群里，你一定见过这样的场景：同一件事，两拨人剑拔弩张，互相谩骂，最后拉黑了事。任何话题都能瞬间变成阵营对立的战场。我们越来越确信：那些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不只是想法不对，而是蠢人、坏人。
社会心理学家Kurt Gray在《愤怒的真相：为什么很多争执无关对错》一书中把这种心理叫做毁灭叙事。他的研究发现，人们普遍误以为对方阵营中有相当比例的人支持儿童色情这样的明显恶行——而事实上几乎无人如此。这种扭曲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是被那些靠贩卖愤怒为生的媒体和网红精心培育出来的。
但Gray真正想说的是：大多数人，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坏。他提出了另一种叙事框架——保护叙事：人们坚持自己的立场，往往不是为了毁掉什么，而是在竭力保护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你觉得荒谬的观点，在对方眼中，可能是他们抵御恐惧的盾牌。
理解不等于认同。但在下次与人吵架之前，或许值得多问一句：对方究竟在保护什么？
鄙刊觉得这本书值得大家都看看，特此推荐。
这本书将由中信出版社于今年出版，经出版社许可，特转发该书的第一章。
第一章
战争：理解是背叛吗？
美国人感觉自己仿佛身陷战争。左翼和右翼在堕胎、移民、性别认同、多元文化主义和种族问题上争论不休，双方的文化“战士”都使用战争修辞来动员己方。每个人都被己方敦促着为未来“战斗”，去“捍卫”核心价值观，并为国家“赢得战争”。
有影响力的保守派政治评论员马特·沃尔什宣称：“我们终究处于一场战争中，生命危在旦夕。显而易见，我们正在与有史以来由人类创造出的最疯狂的意识形态做斗争。我们力争消灭寄生虫感染似的意识形态。”《纽约时报》的进步派撰稿人瓦贾哈特·阿里（Wajahat Ali）认为，美国民主党人“必须在白刃战中戴上铜指虎，一旦共和党人卑劣出招，就狠击其要害，全面参与到文化战争中，以捍卫女性、有色人种、穷人及其他被共和党的仇恨机器碾压的边缘社群”。
将政治比作战争刺激人们为竞选活动捐款，但这对民主而言是可怕的，因为民主要求我们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合作与妥协。在战争中，我们认为憎恨、攻击对手天经地义。将政治比作战争也损害了我们的心理健康，因为我们总会为对手的下一次进攻忧心忡忡。本书试图超越文化战争的概念，并提供对对立方心理的更微妙的理解。这种“道德理解”可以帮助我们把对立者视为正派的人，从而化解我们的集体仇恨。
然而，寻求理解的难题是：在战争中，试图理解对手可能看起来像是背叛。当双方陷入一场“我们”与“他们”的存活战中，即便是最低程度的同理心可能也显得像背信弃义。当我向人们——无论是进步派还是保守派——提及我正在写一本有关道德理解的书时，有些人立刻就被激怒了。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去理解一个似乎憎恨他们、试图摧毁他们的生活方式的群体。
好消息是，即使在真实战争的白热化阶段，人们依然可以超越他们的分歧。第一次世界大战见证了协约国570万人和同盟国400万人的死亡，以及人类首次广泛使用机枪和毒气。但是在1914年的圣诞节期间，士兵遵照教皇的建议停止互相残杀，作为人类同胞团聚在一起，促成了“圣诞节休战”。一些德国和英国士兵开始互致节日问候、演唱歌曲，甚至交换礼物。当圣诞节终于来临时，许多士兵爬出他们的战壕，进入两军阵地之间的无人地带，在那里一起唱圣诞颂歌，甚至办了一场足球比赛。伦敦步枪旅的19岁列兵亨利·威廉森于圣诞节次日在写给他母亲的信中提到这场短暂的停火：
亲爱的妈妈，我在战壕里给您写信……我嘴里正叼着玛丽公主赠送的烟斗，烟斗里装了烟草。当然咯，你会说。但是烟斗里装的是德国烟草。哈哈，你准以为是从俘虏身上或者攻占的战壕中找到的吧。哦，亲爱的妈妈，才不是呢！那来自一名德国士兵。是的，一名来自他自己战壕的活生生的德国士兵。
昨天，英国人和德国人在战壕间的空地上见了面、握了握手，然后交换了纪念品，又握了握手。真的，整个圣诞节都是这样，正如我写的那样。太神奇了，不是吗？
许多人对这种善意感到震惊。一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年轻德国士兵在休战期间批评他的战友：“这样的事不应该在战争期间发生。你们没有一丝德国人的荣誉感吗？”英国上校霍勒斯·史密斯—多里恩（Horace Smith-Dorrien）爵士在一份机密备忘录中写道：“这正是我们逐渐陷入厌战期的明证。”
希特勒和史密斯—多里恩不必担心，因为士兵们很快重回互相杀戮的状态。但这次短暂停火给今天的我们上了重要一课：即使在战争中，我们也可以找到空间和时间承认他人的人性。即便在冲突不可避免的时候，与对立方建立联系也能防止我们将对立方妖魔化。当然，我们不可能都与对手踢足球，但更多地了解他们会发现他们也是有道德的生灵，由此在我们仍坚持自己的信念的同时，帮助我们抑制恶意。在本章中，我们开启这条通往道德理解的道路，探究政治仇恨上升的原因，以及我们何以普遍高估这种仇恨。
仇恨的上升
政治敌意在许多国家不断上升，尤其是在美国，此处将其作为一个经过充分研究的案例进行探讨。几十年来，社会科学家们一直通过一种被称为“感情温度计”（feeling thermometer）的工具追踪人们对对立党派的情绪的变化。在感情温度计中，0度代表一方对另一方冰冷疏远，而100度代表一方感到另一方非常温暖和亲切。当美国全国选举调查（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urvey）在1978年使用感情温度计评估时，人们对对立党派的评价多集中在50度左右，甚至在不久前的2000年，美国人报告的平均“温度”依然略高于40度——这代表一种矛盾的情绪。然而在今天，美国人对对立党派的评价冷淡至极，平均“温度”约为20度。
这种敌意产生的原因之一，是我们认为对立方不如己方聪明。我所在实验室的研究发现，自由派和保守派认为对立方只有自己党派成员一半聪明。7人们相信己方基于理性考量投票给了最佳候选人，却认为对立方盲目跟风。自由派媒体经常将保守派描述为容易上当的、投票有违自身利益的红脖子，而保守派媒体则将自由派刻画成愚蠢的、不接地气的、投票支持不切实际的政策的城里人。
我的实验室以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为背景，记录了我们身边的人对愚昧现象的知觉。在北卡罗来纳州，有六场对州宪法的修正案的投票。就修正案而言，它们并非极具争议性，而是围绕着保护犯罪中的受害者、道德委员会的规模、司法任命和州所得税展开。保守派倾向于支持这些修正案，自由派通常反对它们。而我们想知道，政治标签是否已经变得如此有危害，以至于人们会认为那些在修正案上与他们意见不一致的人都是愚昧之徒。
在一项调查研究中，我们告诉几百位北卡罗来纳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各党派是如何给这些修正案投票的。随后，他们就另一党派成员“不聪明”“思维不清晰”“无法进行理性交流”的程度打分，最低分1分代表“几乎没有人如此”，最高分7分代表“几乎所有人如此”。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打分的结果显示，另一党派的人的平均得分（大约4分）比他们自己党派的人的平均得分（大约2分）高了约2分。换言之，每一方选民都认为，另一党派成员做出错误的投票选择要么是他们太糊涂导致的，要么是他们太不理性，以至于无法意识到什么才对他们自己和本州最有好处。
我们倾向于认为我们的政治对手是愚蠢的，但并没有一致的证据表明政治意识形态与认知水平之间存在关联。自由派和保守派在SAT（学术性向测验）和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中的得分普遍非常接近，也有相似的GPA（大学平均学分绩点）。一项研究确实声称，持社会进步和财政保守立场的人认知能力更高，但仔细分析就能发现这一结论值得商榷。
在这项研究中，采访者先询问受访者的政治信仰，再通过评估后者的词汇量、聪慧程度——他们在访谈中听起来聪明吗——来测量认知水平。更倾向于社会进步且在财政方面较为保守的人词汇量更大，并被评定为“听起来更聪明”，但这类人群的领先幅度很小（仅4%）。重要的是，使用长且艰深的词令采访者印象深刻，但这并不能充分反映一个人的智力。自由派和保守派在综合智商测试和解决问题型任务中表现接近：无论是匹配词语与其含义，还是解决统计学问题。
然而，智力与政治有一种紧密的联系：当我们思考政治时，我们都因为一个被称为“动机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的心理过程变得愚蠢。我们大多数人倾向于为自己的信念寻找支持，这削弱了我们准确评估证据、从数据中得出正确结论的能力。一项研究表明，在回答一个正确答案与自身政治观点相矛盾的问题时，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数学上的表现都会变差。
在这项研究中，参与者要解决一个由研究者虚构，但参与者认为包含了真实统计数据的文字题。他们被告知，“市政府正试图通过一项法律，禁止普通公民在公共场合隐蔽携带手枪”，而政府官员“并不确定这项法律通过后会导致哪种结果，是持有武器的人数减少因而犯罪率降低，还是遵纪守法的公民更难以在暴力犯罪者面前自卫，因而犯罪率上升”。参与者必须根据以下数据判断哪一个结论得到了支持——禁枪（严格来说是枪支管制）会提高犯罪率，还是降低犯罪率：在禁止于公共场合隐蔽携带手枪的城市中，223座城市的犯罪率上升，75座城市的犯罪率下降；在未禁止于公共场合隐蔽携带手枪的城市中，107座城市的犯罪率上升，21座城市的犯罪率下降。
判断政策的影响需要计算一些百分比。在这个案例中，约25%的禁枪城市犯罪率下降（75/298），而只有约16%的继续允许持枪的城市犯罪率下降（21/128）。因为犯罪率在禁枪城市中下降的比例更高，这个情景支持了禁枪能有效降低犯罪率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者的刻意安排下，一些参与者看到了一个标签对调的版本，也就导致对数据的正确解读变为：禁枪提高了犯罪率。
无论你支持枪支管制还是支持持枪权，都与得出正确答案无关。但是研究人员发现，政治观点而非数学能力，是预测谁能得出正确答案的最佳指标。如果情景表明禁枪降低犯罪率，民主党人答对的可能性比共和党人高出了大约35%。相反，如果情景表明禁枪增加犯罪率，共和党人答对的可能性比民主党人高出了大约35%。换言之，如果结论支持他们的政治观点，各个党派的成员都是出色的统计学家。而如果对数据的正确解读挑战了他们的既有观点，他们的表现瞬间变差了——尽管涉及的数学计算是相同的。
正如我们有动力寻找证据来支持我们的观点，我们也有动力认为对立方是愚蠢的。如果他们与我们意见相左，他们一定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才是对世界最好的选择，不是吗？但有时，我们相信对立方确实知道最好的选择，却故意选择了错误的选项，选择邪恶而非善良。因此不难理解，在诸如堕胎或移民等热门议题中，持不同立场的人为何会被视为不道德的人。但我们的研究发现，这些对恶意的知觉超越了特定的议题：人们经常认为对立方缺乏基本的是非观念。
在一系列研究中，我们询问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他们是否支持被广泛视为错误的行为，比如儿童色情、虐待动物和伴侣出轨。然后，我们要求他们估计其政治对立方会有多少人支持（接受）上述行为。结果令人震惊，双方都严重高估了对立方对明显的过错的接受程度。比如，人们认为对立方中大约有10%~15%的人可以接受儿童色情，尽管实际上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那是不道德的。
对该发现的另一个解释是，人们可能仅仅在用回答诋毁对立方。比如，体育迷热衷于对对手球队的球员说可怕和耸人听闻的话，尽管他们并不认为对手球队的球员是邪恶的。我在波士顿读博的时候，为红袜队球迷针对来自纽约市的对手球队球员的残酷行为感到惊讶。我看的第一场红袜队的比赛是其在主场对阵西雅图水手队——纽约扬基队没有参与。所以，当我看到有人穿着辱骂扬基队的三垒手亚历克斯·罗德里格斯的文化衫时很诧异。更令人吃惊的是，那件文化衫上写着“亚历克斯得了艾滋”，尽管据我所知，罗德里格斯当时没有患任何性传染病。或许这位红袜队球迷掌握了关于罗德里格斯的内幕消息，但我怀疑他只是乐于诋毁人家。
当坚定支持某一党派的人士声称对立方支持儿童色情，可能他们只是在诽谤对立方。为搞清这个问题，我们进行了另一个版本的研究，我们付钱给那些预估正确的参与者：如果参与者准确猜出对立方有多少比例的人支持这些明显的恶行，他们就能获得额外的钱。当我们查看这个版本的研究所获得的数据时，发现结果与之前的研究完全相同。人们确实相信对立方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可以接受通奸和儿童色情的。
如果对立方道德破产了，编造一个黑暗的叙事来解释他们在政策和政治上反对你的原因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对立方看起来不像试图做到尽善尽美的人类，而更像是漫画里的恶人，莫名其妙地企图制造最大程度的伤害。我将这种关于对立方的描述称为“毁灭叙事”，因为我们相信对立方希望毁灭世界。
普通人倾向于通过毁灭叙事看待对立方的行为。我的合作者之一达妮埃拉·戈雅—托凯托（Daniela Goya-Tocchetto）要求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考虑一些有争议的政府政策，包括税收、枪支管控、环境保护和投票权。这些政策要么由本党通过，要么由对立党派通过。15如其他政策一样，这些政策存在权衡取舍，试图实现某些积极效果，但以某些负面后果为代价。重要的是，这些负面后果通常是无心之失且令人遗憾。例如，当民主党人游说争取制定更严格的环境法规以保护生态系统时，他们为化石燃料产业中的蓝领工人将失去工作而遗憾。同样，当共和党人支持放宽环境法规的计划，以便在化石燃料产业中提供更多蓝领岗位时，他们也为对环境造成的伤害而遗憾。
思考己方的政策偏好时，人们明确表示负面后果是无心之失：他们的政治领导人并不想造成苦难，只是在艰难的形势下尽力而为。然而人们却认为对立方的政客想要制造苦难，也就是这些有害的副作用根本不是无心之失，而是他们那邪恶议程计划好的。共和党人声称，民主党人想要保护环境，但也打算摧毁工人阶级的工作。而民主党人声称，共和党人想要保住工作岗位，但也打算危害环境。这些知觉是对毁灭叙事的完美演示：它们将对立方描绘成满腔仇恨、想要造成最大伤害的恶人，而非试图平衡利益与代价的正派人士。
这种毁灭叙事是诱人的，但大多数人并没有毁灭的动机。达妮埃拉·戈雅—托凯托和她的团队进行的另一项研究调查了人们是更在意让自己支持的党派看起来更好，还是让对立党派看起来更糟。他们请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两则新闻中投票选择哪一则应该出现在新闻网站的首页。一则新闻赞扬参与者自己所在的党派，另一则则批评对立党派。例如，民主党人在《民主党人在解决国会僵局方面取得进展》和《共和党官员涉及的财政丑闻的数量明显偏高》中做选择，共和党人则在相同但党派名称互换的新闻中做选择。研究团队发现，三分之二的参与者选择发布表扬己方，而非诋毁对立方的新闻。
当然，人们频繁地贬低他们的对手，有时甚至试图伤害他们，但人们猛烈抨击，常常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威胁或恐惧。在有关头条新闻选择的另一版研究中，研究人员首先攻击了参与者的政治身份。在投票决定发布哪则新闻之前，民主党人看到一篇题为《研究表明，民主党人在投票站违反规则》的文章在社交媒体上获得了大量点赞。共和党人也看到了相同的文章，只不过在这一版文章中，共和党成为被指控舞弊的党派。研究人员发现，当人们感受到威胁时，他们就变得更愿意猛烈抨击：决定发布攻击对立方的新闻的比例从三分之一上升到二分之一。
人们奋起进攻是因为他们想要自卫，这一观点有助于解释新冠疫情期间反亚裔情绪的增长，那时的阴谋论错误地将病毒传播归咎于亚裔。我实验室的前成员杰克·沃米克（JakeWomick）发现，在右翼人士中，反亚裔偏见的强预测因素是对疾病的焦虑和恐惧。这些人越担忧新冠病毒会伤害他们和他们所爱的人，他们越不喜欢亚裔人民。
毁灭叙事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将政治冲突的复杂真相简化为单一的、非黑即白的画面：善与恶的对立。不过这些研究也表明，人们更多地由保护而非毁灭驱动。与其说是毁灭叙事，总结为“保护叙事”能更准确地描述对立方的所思所为。人们尽己所能地保护自己、自己所爱的人以及其他社会成员。这解释了为什么人们更愿意帮助己方而不是伤害对立方，以及为什么猛烈抨击与威胁感紧密相关。
保护叙事得到了关于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以及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的研究的支持。研究者询问卷入这些冲突中的人，他们一方（与对立方相比）在多大程度上是被“内群体偏爱”（in group love）和“外群体仇恨”（out group hate）动员的。在每一种情况下，人们都评价他们的群体行为更多是由对己方的同情心和同理心驱动的，而不是由对另一方的厌恶和敌意驱动的。然而，当人们评价对立方的动机时，这些知觉就反转了：我们只是想保护我们的人，但他们憎恨我们，还想伤害我们。
真相是，在政治冲突中大多数人都专注于保护自身，尽管他们表现得咄咄逼人。我们很难意识到对立方像我们一样，也更多地被保护而非破坏的欲望所驱动。当我们陷入“我们”和“他们”的冲突时，我们更容易将己方视作英勇的受害者，而把对立方视为恶人。
毁灭叙事给民主制度造成了麻烦。如果你相信你的对手正试图破坏民主，你就可能认为拯救民主的唯一方法是自己也诉诸反民主实践，包括非法划分选区、限制言论自由，以及推动形成政治僵局来伤害对立政党。在一项研究中，民主党人认为普通民主党人对民主规范（如自由和公平选举）的重视程度比普通共和党人高77%。而与之相对的是，共和党人认为普通共和党人对完全相同的民主要素的重视程度比普通民主党人高88%。重要的是，这些知觉差异是错误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表示，他们高度重视这些核心民主原则。
麻烦的是，一旦人们相信“另一方不在意民主”，他们也会悬置民主的规则，变得更有可能支持像这样的声明：“（我的党派）应该重新划分选区，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赢得联邦选举中更多议席的潜力，即便这在技术上可能是非法的。”毁灭叙事导致双方都自诩正义地颠覆了民主规范，即便事实上所有人都想要一个健康运转的民主制度。
这项研究发现，支持“民主党人毁灭叙事”的共和党人尤其可能对共和党人的反民主行动视而不见。在2021年1月6日入侵国会山事件之前的演讲中，第一任期即将结束的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毁灭叙事与破坏民主规则相关联，他这样说道：“共和党人必须更加强硬。如果做不到更强硬，共和党将不复存在……当你抓住某个诈骗分子，你可以按照完全不同的规则行事。”
但再强调一遍，好消息是，毁灭叙事是错误的。对对立方非蠢即坏的知觉是误解。大多数人都坚定地站在善良和民主这一边，也更强烈地由保护而非毁灭所驱动。事实上，大多数人甚至没有受到政治立场的驱动。
疲惫的大多数和仇恨的幻影
鉴于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庞大规模，某一方或另一方不可能是完全邪恶的。你可能会想象由一小撮左翼或右翼政客、百万富翁及媒体精英主导的阴谋，但很难想象一群由3600万（2024年美国共和党的注册人数）或4900万（2024年美国民主党的注册人数）人组成的邪恶阴谋集团。某一方也不可能都缺乏基本的道德准则。我们的研究发现，受访者认为对立方有15%的人接受儿童色情，但有540万共和党人或740万民主党人支持对儿童的性剥削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即便是被定罪的杀人犯也厌恶儿童色情。
真相是，大多数投票给任何一个党派的人并未试图毁灭国家。他们在努力过日子，并为他们的家庭和国家做正确的事。很无聊的事实是，大多数人试图回避政治。社交媒体上可能充斥着无休止的意识形态风暴，但在线下世界中，大多数人都想避免骚乱和义愤。
无党派组织“更多共识”（MoreinCommon）的一份综合报告表明，67%的美国人属于“疲惫的大多数”。这2.21亿美国人民不想为政治争吵，甚至不想思考政治。相比于其余33%的更深度参与政治的美国人——他们在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些人务实且不拘泥于意识形态。这些疲惫的大多数只希望政府能完成工作，国家的经济能帮助人们富裕起来。“更多共识”采访到的一位来自新泽西州的54岁温和派女性如此总结“疲惫的大多数”的感受：
能让我再次兴奋起来的是人们能否给其他人一次机会。人们应该意识到我们都是美国人。无论你支持还是反对（总统或国会议员的人选），我们都必须接受我们已经得到的东西，且必须团结起来而不是四分五裂。
谈及政治时，疲惫的大多数通常保持沉默，缺乏道德义愤的倾向。这是令人乐观的现象，因为它表明多数美国人希望在他们的国家里有更文明的对话。而另一方面，他们的缺席使声量最高的人掌握了话语权，并制造了“多元无知”（pluralisticignorance），即人们误以为所有人都持有相同的看法，但实际上只有最引人注目的或声量最高的人如此认为。
“多元无知”使大学生误以为，校园里的所有人都在聚会里酗酒，因为这么做的学生往往声量最大且最引人注目。在自我实现的扭曲中，这种错觉会改变人们的行为。大一新生环顾校园四周，发现“所有人”都在喝酒，于是觉得自己也应该这么做。同样，当美国人看到政治中喷涌而出的义愤，他们就推断所有人都是极化的，于是觉得自己也应该憎恨对立方——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厌恶对立方，而因为看起来好像所有人都在这么做。
一旦人们陷入党派间的敌对情绪中，相互报复的过程会浇灌仇恨的花朵。推动两个人（或群体）之间好恶关系的最强大驱动力之一，是其中一个人认为对方喜欢或讨厌自己。我们通常会参照他人对我们的感受做出相应的回应。因此，如果有人称赞我们的时尚品位、表扬我们考虑周全，我们也倾向于喜欢他们、善待他们。如果有人告诉我们，我们的发型好像被车碾死的松鼠、我们的智识深度堪比喂鸟的水槽，我们则通常对他们心生反感。
问题是，尽管我们通常能准确地预测他人是如何看待我们的，但我们也会犯错。当你与某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事情可能意外地从刚开始就不太顺利。你可能会把一个漫不经心的玩笑看成冷酷的评价，然后对其冷眼相待。对方随之回应这种冷淡，也不给你好脸色看。在你意识到这一切之前，你已经形成了对对方深入骨髓的厌恶。所有这一切都源于一个简单的误会。冲突会持续下去，也因为人们不喜欢更改自己对他人的看法：这意味着承认自己想错了，而没有人喜欢犯错。
政治敌意之所以根深蒂固，是因为有许多名人告诉我们必须仇恨对立方。记者兼作家阿曼达·里普利（AmandaRipley）提出了一个绝妙的术语来形容散播分歧和不信任信息的精英：“冲突倡导者”（conflictentrepreneurs）。他们是从义愤中牟利的网红、电视评论员和政客。例如曾担任福克斯新闻主持人的塔克·卡尔森，他的商业模式正是传播沮丧情绪和挫败感。《纽约时报》对卡尔森那档曾风靡一时的新闻节目的1150期内容进行分析后发现，他最有名的言论是：“他们想要控制你的行动，然后再控制你的孩子。”自由派也有自己的冲突倡导者，他们出现在诸如MSNBC（微软全国广播公司）和CrookedMedia（歪曲媒体）这样的新闻媒体机构中，习惯性地将任何政治问题构建为进步（自由派的立场）与人类最恶劣的本性（保守派的立场）之间的战斗，而非两种善意看法之间的竞争。
两位社会科学家描绘了“义愤产业”（outrageindustry）23的兴起。他们的数据显示，政治话语中日益增长的愤怒情绪主要由精英的煽动性策略所驱动，而非普通民众的政治倾向。这些研究人员分析了最近10周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政治博客、有线新闻节目和广播谈话节目，并发现了高水平的义愤：98.8%的广播谈话节目包含义愤的表达；82.8%的博客带有义愤的文字；电视上的每一场政治讨论都含有义愤的言辞，平均每90秒出现一次。24这些媒体评论员不仅仅提高嗓门提出理性的观点，他们的激烈情绪以不文明行为和逻辑谬误为特征：从侮辱性的语言，到人身攻击，再到滑坡论证。虽然我们没法看破这些破口大骂、疾呼紧急警告的名人心里在想什么，但精英深谙义愤能抓住人们的眼球的道理，而他们——以及广告商——真心想要的，是你的注意力。许多冲突倡导者正是通过推广毁灭叙事，不断重复着“他们恨我们”来致富的。
无论冲突倡导者说什么，我们自己都过分夸大了对立方憎恨我们的程度。贬低外群体、认为对立方比实际情况更蠢更坏或许是人之常情，但人们严重高估了对立方贬低己方的程度。研究发现，人们对对立方如何看待自己的理解——心理学家称之为元知觉（meta-perceptions），或我们对他人的知觉的知觉——过于负面。在一项研究中，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对对立方厌恶己方或将己方去人性化的高估程度均达到50%~300%。由于相互回应的机制一直发挥作用，这些错觉驱使我们以恨意回应对立方，但事实上我们并没有“返还”他们的感受，只是根据错误的假设做出反应。所幸，研究发现矫正这些过度消极的元知觉能够降低党派敌意。一旦你知道他人并不真的憎恨自己，你就不会那么反感他人。
我们不仅误解了对立方对我们的感受，还错判了对立方的身份或特征。民主党人估计，44%的共和党人每年能挣超过25万美元，而事实上只有2%的共和党人能挣这么多。共和党人则估计，38%的民主党人认为自己是同性恋者或双性恋者，而事实上只有6%的民主党人这么认为。尽管许多刻板印象包含了核心真相，但人们对对立方符合各种党派刻板印象的高估程度仍达到了异常的342%。当民主党人想到共和党人时，他们脑海中浮现出富有、年长的福音派南方人的形象；而当共和党人想到民主党人时，他们想象的是有同性恋倾向的非裔无神论工会成员。
当我们以这种方式刻板地描绘对立方时，我们也容易高估对立方政治信仰的极端程度。在“更多共识”的一份报告中，民主党人估计只有50%的共和党人相信美国存在种族主义问题，而民调数据显示，至少有75%的共和党人相信这一点。另一方面，共和党人估计半数民主党人认为“大多数警察是坏人”，但当研究人员询问民主党人的意见时，超过80%的人反对这种说法。真正的政治分歧当然存在，但左翼和右翼人士比我们想象的要相似得多。
本书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他人确实可能持有与你不同的政治观点，但人们不是因为渴望冲突才支持那些立场，而是为了保护自己、家人以及国家。“疲惫的大多数”中的许多人厌恶造成分裂的辩论。当他们被迫义愤填膺时，是受保护而非毁灭的欲望驱动。
接下来的章节概述了这一保护叙事的证据，包括人类的天性如何围绕威胁运转，道德如何建立在对伤害的知觉的基础之上，以及我们何以经常觉得自己像受害者。通过探索伤害在我们的天性、心智和生活中造成的影响，我希望描绘出一种更有希望的政治分歧图景——在那里，我们能够更好地与持不同意见的人交谈。
我坚定地致力于修复我们对“对立方”的知觉，并帮助人们跨越分歧、建立联系。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发表几十篇探讨理解和克服政治敌意的论文，向大学生、社区领袖及非营利组织成员教授道德理解的科学。两个理由促成了我对弥合分歧的决心：其一，是我个人的家庭经历，我很快就会谈到这一点；其二，与我所认为的现代西方民主面临的最大威胁——反多元化（anti-pluralism）有关。
我们为什么需要“对立方”
现代西方民主建立在政治多元化之上，即不同观点和意识形态在社会中共存。只有真正不同的政治观点和政策合法存在，投票和竞选公职才有意义。如今，在美国，我们哀叹“政治分歧”过多，但民主只有在相左的观点同时存在、不同群体愿意妥协时才能最有效地运作起来。
我惊讶地发现，以前美国没有足够的政治分歧。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治学学会的政治党派委员曾公开抱怨意识形态极化的缺乏。他们指出良好运作的民主制度要求其公民能够区分各党派的立场。在社会中，理解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政治分歧至关重要，因为这有助于平衡传统与进步。正如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论自由》中指出的那样，“强调秩序或稳定的政党与要求进步或改革的政党，同为健康的政治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
相比穆勒，如今的人们对政治多元化已不太热情，他们认为如果没有对立，国家能变得更好。根据两项全美调查，15%的自我定位为共和党人的受访者（790万人）和20%的自我定位为民主党人的受访者（1260万人）认为，如果对立党派的成员“直接去世”，国家就能变得更好。然而这些观点都建立在误解之上：人们误以为对立方反对多元化，然后在一场构想出的向下竞争（race to the bottom）中认为自己也要反对多元化。
如上所述，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支持自由和公平选举等核心民主要素，但严重低估了对立方支持这些要素的程度。错误地感知到对立方受到毁灭欲的驱动致使人们篡改规则，因为在人们看来，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手段。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把选区不公正地划分成奇怪的形状，并不是因为他们希望看到国家陷入灾祸，而是因为他们正试图从对立方推行的邪恶政策中拯救自己的州和国家。尽管人们的反多元化行为是出于保护自身的愿望，但它依然对
美国构成了威胁。但好消息是，如今美国的大多数人——以及美国的缔造者——都同意：当人们能够自由讨论立场相冲突的政治和道德观点时，美国会变得更好。在我于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的“道德理解的科学”课程中，我曾见证公开讨论带来的好处。在这门课中，学生们探讨诸如堕胎、税收、种族主义等热点议题。尽管有人抱怨大学生过于脆弱，无法参与这些对话，但我的学生都渴望接受挑战，兴致勃勃地想要了解与自身观点冲突的观点，哪怕这可能使他们感到不适。
有些人不太热衷于多元主义。我经常听到的一个反对意见是“3K党式驳论”（KKK counterargument）：我们真的想要这样一个美国吗？一个持有白人至上主义这样令人反感的观点的人也有一席之地的美国？多元化是否意味着我们不得不支持那些反多元化者，那些想禁止他人自由表达的人？简单的回答是：不。在一个多元化社会中，反多元化者——作为人类同胞——应该享有与所有其他人相同的基本权利，包括言论自由。但任何基于他人的种族、信仰，或其他因素剥夺其基本权利的意识形态，都应当受到质疑和反对。在追求繁荣民主的过程中，我们只应严肃考虑那些肯定民主制度的想法。
尽管支持言论自由，但面对3K党成员及其他持反多元化价值观的人，我仍难以保持耐心。不过，有些人是比我更坚定的多元主义者，例如达里尔·戴维斯（DarylDavis），这位蓝调和布鲁斯音乐人兼活动家，与200多名3K党成员建立了友谊，尽管他是非裔美国人——3K党仇恨的目标。
戴维斯很有耐心。利用共进午餐和喝咖啡的间隙，他友善而坚定地挑战了3K党成员的错误观念。其中一个错误的观念是：黑色人种在基因上具有暴力倾向，因此天然地对自身和社会秩序构成威胁。戴维斯不顾自身安全与这些3K党成员见面，还冒着被黑人社区强烈反对的风险为3K党成员发声——揭示他们的行为更该被解释为保护叙事，而不是毁灭叙事。在他2017年的TED演讲中，戴维斯提到，这些3K党成员与其他所有人一样，声称希望提倡他们所认为的最有利于所有种族的东西，但他们对于种族的假设既是错误的，又是可憎的。
一项研究揭示了戴维斯的方法带来的好处：彼此尊重的对话使人变得更具多元主义精神。2014年，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戴德县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在住房和就业领域歧视跨性别人群。预想到这项法律可能招致对跨性别者的偏见的报复性增长，志愿游说人员和LGBT（性少数群体）组织成员（他们中的许多人自己也是跨性别者）挨家挨户地与迈阿密戴德县的选民交流。这些游说人员接受过培训，能在10分钟的对话里仔细倾听选民对自己观点的解释，克制住指责对方的冲动，并谦逊地分享他们的经历。他们还鼓励选民进行换位思考，回想自己因与众不同而被人指指点点的经历，再将这种经历与跨性别人士的遭遇联系起来。
这些对话的成果鼓舞人心，因为它们增加了人们对反歧视法的支持度。采用“感情温度计”的一项研究发现，这些对话也减少了人们对跨性别者的恐惧。在本案例中我们用0—100分的量表来测量人们对跨性别人群的好感程度。与游说人员交流过的人比未交流过的人在好感程度上平均高出10分。10分很高，它比1998—2012年美国人对同性恋者的恐惧情绪的平均降幅（8.5分）还高了1.5分。这一时期因在接受同性恋者方面取得重大进步而受到称赞，有10个州在这一时期将同性婚姻合法化。回到2014年的这个案例，当研究人员在三个月后随访这些参与者，他们发现对跨性别者的恐惧情绪的减少效应依然持续。
达里尔·戴维斯坚信每个人都心存善良，而这有助于引导出3K党成员最好的一面。我们大多数人不太有兴趣与极端分子对话，但研究发现，我们普遍共享着戴维斯的信念：人人都有一个善良的“真我”。即使有人做了坏事，我们也倾向于认为在他们内心深处，他们依然想要做正确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电影中看到恶人最终悬崖勒马时频频点头，尽管他们犯下了滔天罪行。我们相信，几乎每个人在内心深处都是善良的。
我坚信他人的内在本质是善良的，不仅因为我是社会心理学家，还与我和我的保守福音派基督徒家人的相处经历有关。我的内布拉斯加家人——与我不同，但仍有道德在我5岁时，我的父亲与我的继母结婚。她来自内布拉斯加的一个保守福音派大家庭。
我的内布拉斯加家人与我非常不同。我是一名科学家，在刚读本科时主修地球科学，学习化石如何揭示地球古老的过去。不过，我的一位表亲相信恐龙化石是作为一种对宗教信仰的考验而被放置在地球上的，以检验科学是否会引导人们偏离《圣经》里的创世“真理”。每个礼拜日，我们可能都会听教堂音乐，但我边听边给我的孩子们做法式吐司，而我的内布拉斯加家人端坐在教堂的长椅上聆听。在美国政治议题的立场上，我更偏左，正如许多在加拿大大城市出生的人一样；而他们更偏右，正如大多数在内布拉斯加小城镇里出生的人一样。
尽管我的内布拉斯加家人与我可能在政治上有不同看法，但我从未对他们套用“毁灭叙事”，因为他们显然都是好人。他们帮助他们的社区，支持他们的朋友和同事，捐钱给慈善机构，并为他们看起来正确的事发声。与保护叙事一致，他们尽最大的努力保护自己所爱的人。即便我没有出生在他们的家庭里，即便作为继子和外国人，我相对而言只是一个外人，我仍总是深切地感受到他们的关爱。这些表达爱与保护的行动通常对所有人来说显而易见，比如制作我最喜欢的食物和赠予精心挑选的礼物，但有时，这些行动会更加独特。
10岁时，我在内布拉斯加与我的姨妈和姨父住在一起，我的姨父后来成了牧师。每到礼拜日早上，我们全家一起来到教堂，大人们做礼拜，我们小孩在地下室参加主日学校的课程。我们在地板上围坐成一个圆圈，四周环绕着五彩缤纷的墙面和上帝把整个世界掌握在手中的海报。当天的课程与受洗有关，在简短讨论施洗约翰以及受洗的目的后，老师问道：“那些没受洗的人会怎么样？”
我不清楚主日学校的老师是否知道我没有受洗，但我怀疑她知道。那是一个规模很小的社区，我家庭里的所有人一定都知道我没受洗。我是整座教堂里唯一没有受洗的人，因此这位主日学校的老师的问题听起来太“恰到好处”了。一个孩子自信地举起手，老师赞许地向他的热情点点头。他大声喊出他的答案“他们会下地狱”时，我很难忽略自己受到的冒犯：这个孩子坚信我注定受到永恒的天谴。我也对我的家人感到恼火，这看起来像是圈套，一场信仰突袭。
但没过多久，我便开始从更积极的角度看待主日学校的这堂课，尤其是当我得知，我的姨妈、姨父以及表亲们每天都为我祷告。他们确实试图让我感到不适，但并非出于残忍的目的。相反，他们的行为受到了爱的驱使。他们真诚地担忧未能受洗可能伤害到我，希望保护我免受这种伤害。当然，相比10岁的我，他们对伤害有不同的假设，他们相信存在永恒的灵魂、深重的罪孽以及受洗的救赎力量。而关键在于，他们的行为受到了对伤害的真诚知觉的驱动。纵观全书，我们将认识到，从道德上理解对立方的关键在于领会他们如何理解伤害。
我的内布拉斯加家人不仅关爱小时候的我，我长大成人后也常常感受到他们的关爱。他们确保邀请我参加每一次家庭重要活动：盛大的婚礼？受邀。毕业派对？受邀。订婚宴？受邀。他们慷慨地向我发出各种邀请，我都不好意思承认自己很少去参加这些活动。不是因为我不想去，而是因为我总有工作任务或其他提前订好的行程缠身。
尽管我不停地谢绝这些邀请，但他们仍然参加了我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举办的婚礼——那里有时因其左翼倾向而被戏称为“剑桥共和国”。我的内布拉斯加家人们驱车数日才赶到那里，在这场充满酒精而只字不提耶稣的婚礼中表现得彬彬有礼。直到他们为我们主持早餐祷告时，我的牧师姨父才在我们用餐前献上了真挚的祷词和祝福。那是一个美好的时刻，我很感激他们的到来，即便我们常常在政治上有不同的看法。
并非所有的家庭互动都如婚礼宴前送上祝福那般美好。我得承认，讨论政治话题时，尤其是在线上，我与这些亲戚的交流会变得充满火药味。大家会说些刺耳的、伤感情的话，但总能很快忘记这些短暂爆发的义愤。因为我们明白彼此真实的自我是善良的。他们知道我并无恶意，我也这样看待他们。
要理解与我们观点不同的人本质善良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尤其是他们曾自私、刻薄地对待你，甚至——但愿不至于——对你使用暴力。然而，即便是那位曾在黑暗的停车场里拍打我的司机，也没有让我在次日早上醒来时满怀仇恨。与那晚保持一定距离后，他的行为在我看来越发清晰，应该更准确地用“保护叙事”而不是“毁灭叙事”来描述。
一个使我们忽视保护叙事的原因是，我们很容易假设我们的政治对手是真理、正义、善良等一切事物的敌人。将人划分为全善或全恶的思维方式简化了我们的道德世界，而承认与我们意见不一致的人可能也是好人是一件耗费心力、在情感上令人不适的事情。
另一个使我们没能拥抱保护叙事的缘由来自有关人类天性的迷思——有一个错误的观点认为：在内心深处，我们是“杀戮猿人”。
小结
• 文化战争在美国蔓延，政客和“文化战士”敦促他们所在的一方不遗余力地战斗。这场战争被错误的知觉激化：对立阵营的成员非蠢即坏。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误认为有10%~30%的对立党派成员支持明显的错误行为，例如儿童色情和虐待动物，而事实上几乎没有人支持这样的行为。
• 这些错误的知觉助长了“毁灭叙事”：双方都相信对立方想要伤害自己。毁灭叙事是一种自然而然地看待道德对手的方式，然而不断和自己讲这种关于对立面的故事制造了敌意，削弱了我们对于民主的支持。
• 幸运的是，毁灭叙事是不符合事实的，“保护叙事”更好地捕捉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人们主要受保护自身和所爱的人免受伤害的欲望驱动。本书将提供支持保护叙事的证据，让我们从来自远古时代的证据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