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路中国系列：甘南川西二十日（下）
文 | 维舟
炉霍 甘孜
色达的对外交通很不便，国营的汽车站简陋得简直难以想象。不得已我们和一个司机约好次日去炉霍，准备到那里再转车。结果因为联系司机的不是我们本人，在传话中出现了误会，我们以为司机不去炉霍了，不得已再问当地人，得知还有一个卡萨活佛开的“卡萨汽车站”，于是去那里买了去甘孜的票。不料到晚间，面包车司机找到我们，说我们背信弃义不去炉霍，现在他蒙受损失，要求我们退了甘孜的票，明天坐他的车走。他在争执中显得极为愤激，说我们出尔反尔欺骗他，与他同来的司机甚至说“你们欺负我们少数民族，是不是？”但票最终还是退不了，我们补偿了那位司机老兄40元，否则看架势他次日清晨肯定会闹事让我们走不成。
从色达到炉霍开车4个小时，抵达后司机宣布下午一点才发车，使我们意外地获得在炉霍游览2小时的机会。正午阳光灿烂，虽然直射的光线对摄影来说不算好，但至少景致很鲜明。时间不算多，我们只在寿灵寺一带转了一圈，向来炉霍、道孚以民居风格华丽著称，的确与阿坝等地黄土夯筑的大不一样。午后再沿达曲溯源而上，翻越高原进入甘孜。在盘山公路上看到山谷里蓝盈盈海洋一般的卡莎湖，车厢里几乎每个游客都取出相机狂拍。不过在回程再次经过时，在灰蒙蒙的天气下，它却显得颇为暗淡。
川西的两个藏族自治州，分别以阿坝、甘孜命名，想来也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两地都坐落在宽广富裕的平坝中，往往一条河谷中密布着七八个乡，而壤塘、丹巴等地则县城逼仄、各乡镇散布。这两个州现在首府的迁移大致都是为了主政者便于从成都就近控制罢了。和阿坝一样，甘孜县也是我们未有大的期待、而收获颇多的地方。甘孜县城看上去已经有些老旧，但明显较为繁盛。黄昏我们沿着雅砻江边的川藏公路走到城外，雨后的黄昏光线漂亮之极，照耀着这片河谷里的所有村庄。从公路上眺望，可看到下面打金滩一带的房子，几乎每家的院落里都种着许多花，这是让苏打最为惊叹羡慕的事。
由于甘孜是来回的必经之路，我们没有多做停留，等回程时才想起去甘孜寺走走——我们去后就懊悔没有早一点过来了。倒不是因为甘孜寺本身——因为今年7/29-9/10之间正值该寺夏令安居仪轨期，此间严禁女士进入。苏打在门口坐着，我进去也只稍稍转了会，出来后苏打说，后来门口的喇嘛表示汉族不受此限，不过苏打决定不入内，他还是竖起大拇指表示赞赏。固然当地的习惯我们要遵守，不过另外也在于我们一路已看了太多的寺庙，相比起来我们对村庄里的普通人生活更感兴趣。甘孜寺下面的四个村庄：根布夏、曲勒郎果、益西卡、曲仁卡都是典型的藏族民居式样，让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喀什老城。这几个村实际上都已密集地连在一起，分成很多迷宫般的小巷子，事实上是城，却还用村的名义，其概念实际上更接近于日本的“町”或中国古代的“坊”。
由于交通太不方便，我们放弃了去白玉的计划——事后包车去白玉的7个人说，他们一天内在路上花了11个小时，期间只有4个小时看亚青寺和白玉寺；路况极差，“轻易不要尝试”。向西到马尼干戈，远远地已可望见雀儿山。新路海就在雀儿山下，这里由于摄影者的涌到，近年来也已声名大振。新路海和九寨沟的长海一样，是冰川堰塞湖，湖四周密布着高大的云杉，可能是湖水中含有矿物质，在阳光下显出一种淡淡的玉色。因为位置偏远，这里游客不多，湖面风到，令人一阵惘然。这个湖看起来不大（比杭州西湖略小），但转湖一周得一天的时间。我们没有深入到里面的草原、冰川地带，走得累了就坐在石头上歇息一阵，虽然阳光炽烈，但树阴下坐久了就一阵寒意。
同行的三位走得很里面，足足呆了7个小时，出来时已近下午5点，过了我们约定时间近一小时。下午3时后湖周围就已不大有游客，因为绝大多数游客都要继续赶路，以便在天黑前抵达德格或甘孜，因此我们进去找人时看到湖周围一片寂静，不禁生出一股惧意。这里手机没有信号，呼喊则根本没有回声，深入寻找则不仅费力，在密林中也很难看到人影。不得已我们等待，准备过5点后再不见人就要求景区人员进去搜救。事后司机说新路海密林深处还有野人，“有些路我们藏人都不敢走”，我并不相信，不过他说得却极肯定。
翻越雀儿山的路很颠簸，半小时内，要从海拔4040米的新路海翻到5050米的垭口，然后又是近一小时不断的下山急转弯。远近的山谷里都是砾石，山顶的岩石都有明显的冰蚀痕迹，除了修路养路工人，远近更无人烟痕迹。景色的确壮观，不过在前现代条件下过这样的地方，可想是多么可怖的体验。周霭联《西藏纪游》中说，他曾六次翻越四时积雪的西藏鹿马岭，“天气阴惨，非雾非烟，苔厚尺余，并无路径，似鸿荒以来从未开辟之地，人迹亦未尝一至者。时胡雪方云：幸有吾两人同行，否则疑入冥间矣！”回程在甘孜时遇到一个独自骑车出游的人，他从西宁一路到拉萨、樟木，再沿川藏线至此，其间从德格翻越雀儿山到甘孜，花了12小时（汽车一般3.5小时），在雀儿山下坡时还摔了一跤，几乎命丧悬崖之下。不过现在以这种方式出游的人，也万中无一了。
德格
德格县城和壤塘、丹巴相似，也是夹在四面山之间，空间极为逼仄。不过此地是川藏北线的必经之路，所以小城也颇繁盛，到这里的人大多是准备继续前进到西藏去的，因为前方不远过金沙江就进入西藏境内了。
德格印经院
第一次去德格印经院，吃了个闭门羹。说是今天正逢活佛出关，会做法事，所以雕版、印刷的工人们全都放假一天。德格是个坐落在山谷中的狭长小城，并无多少地方可去，在更庆寺转一圈也不过三小时，因此接下来的半天时间，我们也去河边的草地上，无所事事地和当地藏民一起参加那场漫长的法事。
法事的地点并不难找，因为几乎半城的人都在朝那个方向走。一路尘土飞扬，人声鼎沸，路边有不少乞讨的喇嘛，小吃摊则更多，售卖各种饮料和烧烤，乍一看我们似乎一头闯进了一个藏式庙会。苏打最喜欢这种活生生的市井场景，当然吸引她的是这种节日气氛，而不是背后的宗教因素——对此我想多数游客既不在乎，也很隔膜。
这块狭小的空地上挤满了人，山坡上、河滩边、甚至旁边烈士陵园的土墙上都坐满了人，四周还搭了不少帐篷，看得出来有很多是全家人都到了。我们到时已近午，早上的唱经已经结束，人们正在小坐着休息。令我略感意外地是，竟然没什么人确切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我问了几个人，得到几个不同的答案，一个卖烧烤的藏族少妇说是“喇嘛的节日”，有说是辟邪的，有说是更庆寺活佛做法事，还有人干脆说不知道——又或许是他听不懂我的汉语。不过对于生活在一种文化中的来说，这种“创造性麻木”也是常有的现象，他们也许根本就不在意那究竟是什么，就像转经的人除了知道那能增加功德以外，对佛教教义大半也从不深究。
原则上来说，所有传统节日都具有宗教或巫术色彩，只不过这一点在汉文化里现在已很淡漠，如各地庙会已基本只剩下商业-娱乐色彩，德格这里看来还远未经历这样剧烈的变迁。我们一直坐在那等待着下面的跳神，不过这一段却迟迟不开始，午后先是一个年老的堪布为众人摸顶赐福，足足耗费了近三小时。旁边有个喇嘛为他撑着一把孔雀羽毛制成的翠盖，另一喇嘛则把信众举起奉献的钱都收起来，远远地看到喇嘛们用拂尘轻拂信众的头顶。这一幕似乎与两三百年前并无不同，乾隆时周霭联《西藏纪游》里也说过达赖下山谒佛，“凡番族，越数千里来者踵相接，以金珠珍宝陈列于首而跽献之。达赖喇嘛若受之，则以尘尾拂其首或手摩其顶者三”。
三时许，跳神终于开场。五名喇嘛击鼓吹法螺，然后一名装扮成巫师样的人戴着白牦牛毛编织成的头饰（遮盖住脸面）随音乐节奏缓慢入场。其后又有戴面具者等一一入场，但节奏始终很缓慢，表演者也毫无时间观念，又无任何唱词，看得我们一头雾水。旁边的藏民对内容的理解看来也没比我们好多少（至少无法清楚地向我们解释），不过仍然看得津津有味。这样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后，十个少年和一头白狮入场，节奏稍快，还伴有他们旋转的舞蹈（按藏传佛教教义，转动始终是顺时针的），但转了十几轮，始终也是同一个动作。由于一年仅一次这样的仪式，他们看来也完全是业余的。
第一场跳神有一个多小时，音乐和舞蹈的节奏基本都是如此，舒缓而重复出现，想来上古《诗经》歌谣也大略如此。东亚一带的古典乐舞，似乎都有点这种味道。16世纪末一位西方人曾说，看日本的能剧对他来说犹如“上大刑”——我们这次看到后来，也觉得冗长沉闷到有点煎熬的滋味。也无怪唐代帝王喜爱中亚和印度急管繁弦式的音乐，节奏感强的音乐舞蹈相比起来更能调动人的情绪。西藏和日本在这方面受到冲击比较小，与它们的相对封闭也不无关系。
第一拨出场的十个少年，对汉人来说，他们的服装总有点似曾相识——细看下来很像是清朝的官服。他们此后再次入场，又换上了武士服，背上竟绣着汉字“清”、“福”、“寿”、“士”、“兵”等字样，手里持刀，而主舞者则手执弓箭。这些服装式样很可能是德格土司府一直流传下来的，更庆寺与德格土司本就大有渊源，而此地的封闭性则相对完好地保留了这些服制，一如日本人也很骄傲于“要看唐式建筑，须到日本”，孔子所谓“礼失求诸野”吧。不仅是服饰，这种法舞本身透露的思想也很古，如其中不断出现的巫师和武士，原始的舞蹈大抵都带这种色彩，南太平洋和非洲土著的舞蹈也都是持刀枪的武士作出种种威武夸张的动作。汉语里舞、武、巫本出同源，《韩非子·五蠹》载舜“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那种舞想来也类似阅兵式操练，殷商的“桑林之舞”据载是很恐怖的。
节日的这种宗教性色彩，一般的演化是逐渐由娱神转变为娱人，直到最后大众意识中把宗教仪式理解成一种纯粹的表演，没有必要继续遵守。它成为文化、娱乐、或染上商业色彩，而宗教色彩淡化。在德格，未来恐怕也难以避免这一变迁，因为以往使它幸免的封闭，如今已不再那么难以打破。
黄昏在德格县城，看到人们纷纷站在路右侧（左侧不站人不知是何缘故），迎接喇嘛们回寺。这仍然是人们生活中罕有的大事，但并没有人跪倒在地；我在人群中，无法判断人们在这里到底有多少人是出于信仰，有多少人是为了看热闹。每个喇嘛都表情肃穆，手里各持一朵大波斯菊——虽然拈花，但并未微笑。苏打后来一直回味这个场景，说“太可爱了”，喇嘛们竟然人手一朵花，不过他们本人肯定不觉得这是“可爱”，甚至肯定也会有人觉得这“可笑”。同一件事，很多时候还是取决于你怎么看待。
德格和川西藏区绝大部分地方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印经院——其他地方的著称多半是因自然风景，而它却凭借的是文化遗产；藏区的三大古文化中心（另两个是拉萨和夏河）里，它也是唯一一个不属黄教的，因为德格土司信奉萨迦派。当然，藏区的文化遗产基本上不可能避免宗教的笼罩性影响，印经院也不例外。
在德格的两个早晨，我们都看到很多老年人绕着印经院在转经，乍一看这似乎有些荒谬：人们怎么会把一个印刷机构当作圣地来尊奉？现代人再怎么崇拜机械文明，也不会去朝拜印刷厂。但德格印经院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印刷厂，它实际上是更庆寺的一个附属机构：不仅是印刷佛经，而且只印刷佛经。印刷机构从属于宗教团体，现代人也是很难理解的，但在古代却是常事。按钱存训的观点，“世界上许多地区，印刷术的最早出现都和几大宗教联系在一起”，因为宗教热情是导致经文复制需要诞生的强大动因，隋初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佛教鼓励大量复制佛经，认为可增加功德，祈求佛陀降福，“佛门子弟复制大批佛经的热情大大影响并促进了中国印刷术的诞生”。日本直至16世纪末，印刷都完全由佛寺所垄断。
因此，问题不在于此，而在于：不论西欧或是东亚，在印刷术诞生后，宗教机关总会逐渐失去对印刷的控制，印刷趋向工业化和商业化，印刷品中非宗教内容也逐步上升。如汉地经过宋元发展，到明代几乎无省无府不出书，内容极为广泛，但藏区却从未发生这样的变化。这原因之一当然是它印刷术起步较晚，但更重要的恐怕是在藏传佛教的压倒性影响下，几乎不存在任何非宗教性的文化内容可供复制，人们也没有宗教以外的印刷需求。
德格印经院占地并不大，一整个早上我在里面转来转去，不停地在想这些问题。如今它被视为一项极为珍贵的藏文化遗产，受到周密的保护，因为世界其他地方也再没有这样的工艺了。但以此来判断它的价值，只是因为比较之后而产生的稀有性。犹如在西方人发现只有中国小块地方才有大熊猫之前，国人并不把这种动物视为“国宝”——这只是熊的一种罢了。而且，游客来到印经院，大抵是因为“印刷工艺”，而藏族人对它，却向来不是因为这一点，而是从宗教意义上去理解的，工艺不过是手段而已。
印经院内部很幽暗，因为建筑、经版都是木制的，最怕起火，经文当然更不必说，所以里面不用灯烛。宁波“天一阁”就是因藏书最忌火，才取“天一生水”之意。工人在这里印刷、校订，都是借助天井里的自然光。现在各道工序都保留得很完善，包括朱砂制造——藏文书籍的印刷，一般用黑墨，极贵重的佛教经典才使用朱砂。雕版工人都是西藏江达过来的，女人们则负责造纸。
印经的寺院，藏区本来不止一个。如阿莽·贡却坚赞的《拉卜楞寺志》1821年在夏河的阿木去乎噶丹法轮寺雕版印行，那也并不是大寺院。但德格的无疑发展得最为完备，保留最好，这背后当然也由很多因素所促成。印刷所必须的三个基本条件（木板、墨、纸）中，纸是最重要的，德格一带恰好具有瑞香狼毒草根（有轻微毒性，可防虫蛀）可作原料，而雕版印刷所需的大量木材，也排除了草原地区成为印刷中心的可能。此外，虽然印刷术相比起手工抄经成本降低近90%，但仍需要大量财力，一本佛经所需的雕版有时达数千块，木版、纸张、人工费等都耗费不少。而德格土司恰可以提供财力支持。
藏区与印度一样，本是重精神导师口传胜于典籍的。《雪域求法记》中谈到，1940年代的西藏喇嘛，讲经根本不需要看经书，完全凭着自己的记忆和理解，就能极流利地复述佛经，不像汉地的和尚照本宣读。作者的意思当然蕴涵着对汉地教授方式的不满，但这种差异不仅在儒家文化与印度文化之间，也由印刷术造成。西汉纸张尚未普及时，汉人学经也都必须从师，训诂句读，全靠口授；藏区和印度、东南亚都是长期缺少纸张的地区，没有纸印刷也无从谈起，这样一切文化宗教的传承都要依靠口述，这种传统下记忆力不强才奇怪了。1940年代德格当然早已在印经，但印刷量既小，价格也贵，可想难以普及到打破这种传统的地步——《雪域求法记》说，当时西康“印经的人要自备纸墨，另外还要付给印刷工人工资，就可挑选自己喜欢的经板进行印刷”，问题是这样印一套经肯定得花不少钱，又有多少人买得起？
有关德格印经院的所有资料及我此行所见的游客们，都无不对这些工艺啧啧赞叹，尤其集中于雕版的精美，却从没见到有人疑问：为何是雕版？画版肯定得雕刻，但经版全是文字，而藏文只有30个字母，不像汉字有数万之多，因此按理说，藏文印刷用活字要远比汉字方便简易得多，但它从来也没演变出这一步。这个问题本身也许是伪问题，但对它的解释，也可以引发很多思考。在印经院屋顶上的那个微雨的清晨，这也是我一直在想的问题。
答案我想离不开这几点：1）德格的雕版印刷从汉地传入，而在内地雕版印刷一直是主流，“活字印刷仅是偶然的插曲”（《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2）德格的印经可想数量不多，因为穷人根本购置不起，而喇嘛们不少仍重视口述传统。而活字印刷一定要成百上千地印刷时才能体现出优势，只印少量，活字印刷并不省事；3）活字印本容易出现讹夺误植、字行不齐、行距不均等明显特征，如追求佛经的精确精美，雕版肯定更好。这三点中，第二点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
这所印经院也可看作是藏族文化命运的一个缩影：宗教促进了它的诞生，但其笼罩性的强大影响又限制了其发展；然而这种限制以及地理上的隔绝性，又使它相对完整地保留了这门工艺。德格的印经和跳神中出现的服饰一样，实际上很多本出自汉地（雕版、造纸、及经文的木牍编扎法），如今汉地早已失传或进入博物馆，独有此地保留，反被人认为是藏族的文化遗产。这种“慢一拍”，到底是其幸运还是不幸？
丹巴
德格是我们此行最西的一站，此后就一路东行回成都了，离沪已有两周，竟不免有些想家了，我们都感觉自己老了。此后在甘孜稍作停留后就直往道孚，一路天气都不好，景致比来时逊色不少，一时兴致也大减，已有点强弩之末的味道。抵达道孚时天气仍是灰蒙蒙的，时当正午，饥肠辘辘，苏打及另一同行的女孩子却坚持要找个性价比高的旅馆，结果看了7家，最终还是觉得第1家最好，我的不快已差点忍不住要爆发了。郁郁之下，饭后去网吧虚耗了一小时，出门已3点，太阳终于出来了，随即去鲜水河边与她们会合，此刻又一次强烈地感到光线真是高原地带景色的决定性因素。
远远地看到东南方向光线很好，我们于是又花4元叫了辆出租车开过去，到后又意外地发现白塔边的草地上，一群盛装的藏民正在一起聚会。我们愕然之下还以为是赶上了人家婚礼，一问才知是当地电视台在拍节目。十几个小学女生穿着藏式、蒙古式服装，妆也化得很浓，宛如选美。她们想来都是城里的孩子，脸蛋粉嫩，没一个带“高原红”的。不管怎样，看她们在一起游戏，的确十分赏心悦目，只可惜没有看到藏族小男生也参与进来。其后的中老年人跳锅庄，我倒是兴趣一般，大抵节拍很慢，想来本也都是大家业余时自娱的，不必专业水准。
道孚以民居著称，不过起初在县城我们并未见到多少藏式建筑，黄昏回城时才发现北部山脚下有不少，沿着民族路、团结街、河滨街一带，家家都是华丽的藏式小院，院内鲜花怒放，但我们在白塔边看歌舞耽搁了太长时间，以至没能在太阳落山前好好地游览这一片街区。
从道孚至丹巴，海拔下降了一千米（两座县城的海拔分别是2980米和1935米）。出道孚后东南过龙灯草原，翻越大雪山山脉后，地势就一路下降。进入丹巴的东谷河河谷后，更是感到暑气扑面而来，已看到孩子们在清澈湍急的河水里游泳。这一带河谷深切，气候明显呈垂直分布，资料上说河谷与山顶气温可相差24℃以上。在高原上呆了十几天，至此我们才终于又想起现在正是八月盛夏。
丹巴碉楼
丹巴以碉楼著称，主要是三地：甲居、中路、梭坡，都距县城10公里以内。整个丹巴的地形被五条河流纵深切割，平地极少，居民大多只能在河谷两侧的山坡上以梯田为生；只有北部丹东、巴底、巴旺三个乡平地草原较多，草原多马匹易统一，因此以往此地主要就由丹东等三家土司控制，县名也因此而来。由于崇山峻岭的阻隔，听当地人说，丹巴五条河谷各有方言，彼此难以通话——这种方言区与流域一致的情况倒与福建极类似。
丹巴因靠近内地（成都至丹巴8小时，比九寨沟还近），旅游开发明显比我们一路经过的地方都成熟多了。三个碉楼的寨子都各收门票，我们去的甲居是30元，进村后不论住哪家，一律是每人一宿两餐50元，这个价也不算低了。不过这显然也使村民中产生暗地对比的情绪，我们路遇村民时，他们往往问：“你们住哪家？”
藏区多数地方一年中最好的季节是7-9月，而丹巴这里现在却是旅游淡季。听主人家说，甲居除了风大，四季温暖，罕有冰雪，春天梨花开，秋季霜叶红，游客都较多。甲居在一个口袋型的山谷里，俯瞰大金川，基本都是小块的梯田。这里吸引人的地方主要是满地的石砌房屋及碉楼，这种建筑形制的确颇为特殊，与大部分藏族地区也都不一样，据去过桃坪羌寨的朋友说，倒更像是羌寨。
“甲居”的含义，一说是“一百户人家”，又说是“梯田上的白云”，后者明显是附会，前者还近似（德格话“一百”读dza）。藏语里“汉人”也叫“甲”（Rgja)，丹巴藏人被称为嘉绒（Rgja-rong），是因被视为汉人。这里的居民现在多被定为藏族，但看上去的确非常像汉人，尽管男性传统服装与一般藏族无异，但女性服装却与大部分藏族迥异，作为其特征的头帕（所谓“一匹瓦”）倒与羌族、喜德彝族接近。而在接受外族文化时，一般总是男子服装的变化速度远快于女子服饰，清朝中叶云南维西一带，“男皆与汉人无异，妇女装束全似番人”。 这一带的藏族很可能本是藏化的羌族。结果他们被汉人视为藏民，而被藏人视为汉人。这在边缘地带也十分常见，青海的保安人，明清时被藏人视为“汉四寨子”，却又被内地汉人看作是“番子”。
这一带的碉楼，和福建的土楼、广东围屋及开平碉楼等一样，实际上都是家族械斗的产物。一般人总以为这些建筑都是为躲避兵灾匪乱而建，乐于把当地人设想成一群爱好和平的桃花源居民。但以上这些地方都并非连年战乱之地，避难之说实难说得通，至于躲避政府压迫之类就更荒谬了，丹巴这些碉楼，再坚固的时候也一样在土司的管辖之下。相反，因为这些地方都山多地少，争夺田地、学额一向是中国南方连年械斗（家族之间、土客之间）的根源，这才引发对防御工事的竞争性需求，在闽广，这些楼还要坚固和巨大到足够容纳、保护整个家族的人。一言以蔽之，以上这几类建筑都不是“抗拒外敌”的结果，而是“内战”的结果。中世纪罗马情形也一样，“城中经常的内战造成建筑房屋的第一个目的是防御，第二个才是美观和便利”。
当然，不分村内村外，对敌人来说，这些碉楼都是很棘手的东西。乾隆平准噶尔部，辟地二万余里，用兵五年，费银3000余万两；而大小金川地仅千里，而用兵也五年，用银7000万两，超过当时清政府全年财政总收入。原因就在于蒙古草原交通、补给、攻击都比大小金川河谷要便利得多，而碉楼这种东西在没有炮火的情况下极难攻破。如今商品经济自然已无孔不入，碉楼也难例外。
丹巴以下，距内地就越来越近。沿着大渡河河谷，从丹巴到泸定短短的一段，足足开了4个小时，这一段路本不好，大渡河上又在进行水电站梯级开发（猴子岩、长河坝等电站）的施工，使道路更显拥挤。数年后假如重来，这条奔腾咆哮的大渡河大概也要变成平静的高峡平湖了。著名的泸定桥看起来只是座普通的铁索桥，并无特异之处，县城也和内地无异，可能是我们一路看到的最无藏族特色的藏区县城。1948年，年轻的美国人鲍大可从雅安步行五天翻山到康定（今天坐车约4小时），1988年他重访故地，路仍崎岖不平得可怕，“走得越远，我就越感到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是不应该在这样的道路上行车的”，二郎山的路常有急转弯，“几乎让我稀疏的头发都竖起来了”。不过自2002年二郎山隧道通车后，这一段路也不再那么惊险了，我几乎没什么感觉就过去了，印象远不如雀儿山深刻。
从雅安上高速公路，2小时抵达成都。一望无际的成都平原上热气蒸腾，远近的稻田、房屋，看上去都和南方的颇为相似，既熟悉又陌生，使我一阵怅然若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