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反和平演变”的高层决策

文 | 徐庆全

编者按：对中国政治稍有了解的人，都对“反对和平演变”这样的话语并不陌生。

1989年的天安门屠杀之后，高层政治中的保守派势力卷土重来。而随之而来的东欧剧变以及苏联的猝然解体，使得中共的领导人不由得感到不寒而栗。他们不仅恐惧天安门事件卷土重来，更担心的是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以及配合其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否会使得中国变成第二个苏联？1976年之后，见证了毛时代的极权主义体制的中共领导人，一方面不得不部分接受毛打造的社会控制体系以及意识形态话语，另外一方面则小心翼翼地与西方试探，试图以进入国际经济循环，通过经济利益打造新的合法性，并借由经济发展的合法性，进一步控制中国社会，打击潜在的反对力量。

1989年之后邓小平不仅要面对国际上的制裁与谴责，还要面对党内保守派势力的卷土重来。根据美国政治学者苏阳在《Deadly Decision in Beijing》一书中的研究，邓小平在1989年的春夏之交动用军队解决学生运动，不仅在于对自由派官僚的不满，同时也为了震慑保守派，显示自己捍卫政权的决心，洗刷长久以来对自身政治立场的质疑。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反对和平演变运动”以一种中国人熟悉的“运动”式的方式展开。

随着李先念、王任重、邓力群等保守派的离世，在邓小平南巡的影响之下，开放的政策有惊无险继续成为中共的基本政治路线。“反对和平演变运动”也随之悄然落幕。然而，运动潜在的影响力，以及意识形态的论述方式，则以另一种方式影响着中国政治。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2011年提出的“五不搞”，2013年起中共组织党员干部观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制作的内部教育纪录片《居安思危·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俄罗斯人在诉说》，以及领袖“竟无一人是男儿”的感叹。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共同的意识形态话语与统治心理——正是因为经济改革的突飞猛进，反对和平演变才显得更加必要。而当经济发展的进程受阻，那么相辅相成的意识形态的机制则再次死灰复燃，重新展示着意识形态背后神秘且强大的国家意志。而此时“定于一尊”的高层政治格局，则再无八十年代在反思文革的前提下，短暂存在并展示着某些希望的“党内民主”。

一、研究“国际大气候”，接过“和平演变”概念

1989年6月9日下午，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并发表讲话。指出：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而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经历的风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他们是支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虽然有一些同志一时还不理解，但最终是会理解的，会支持中央这个决定的。

这里，邓小平提出了“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概念。如何理解这两个概念？有一批人（有很多人隐瞒真名实姓）抛出连篇累牍的大块文章，进行解读。

新华社主办的《瞭望》杂志率先发表文章，给“大气候”和“小气候”框定范围：

当前，对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都有一个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问题。“大气候”就是某些西方国家的反动势力颠覆社会主义国家之心一直不死，一有机会就以“人权”等为幌子，向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压力，妄图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为他们那种所谓的“自由制度”。“小气候”就是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一股反社会主义势力，这些人虽然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但对社会主义格格不入，他们追求和向往的是资本主义那一套。在我国，就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

7月12日，《经济日报》发文，专门解释“国际大气候”：“实际上指的是导致这场暴乱的错综复杂的国际背景。而这种背景的形成，正是美国及一些国家奉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产物”。文章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使西方国家极为恐慌。当他们使用武装干涉和颠覆的办法不能得手时，立即改变斗争策略，制定了“和平演变”的办法，把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自由势力”自己起来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他们长期的战略方针。

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邢贲思言简意赅的总结说：“国际大气候就是指国际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策略，国内小气候就是指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 、

邓小平与江泽民

在此前后，对于“国际大气候”的解释，慢慢地集中到一个词——“和平演变”。

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吴戈《“美国之音”的表演与“和平演变”策略》，从50年代杜勒斯的“和平演变”预言，揭露到“美国之音”的煽动和支持。文章说：

奉行“和平演变”的策略，是美国朝野的反共人士在武力干涉失败后，或在社会历史条件变得使武力干涉成为一种不现实的选择时所作的一种策略转换。从四十年前的艾奇逊到五十年代的杜勒斯，再到今日美国反共势力的若干作为，就体现了这种策略转换的历史轨迹。

7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署名“解犀、施路”的文章《平暴“备忘录”——兼答“戒严部队不入城是否会发生反革命暴乱”等疑问》，专列“从杜勒斯的预言到美国之音的谣言”一节，剖析美国“和平演变”中国的策略：

对50年代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要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预言，现在20多岁的年青人是陌生的。进入80年代后，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多年的和平生活，使许多人对这种“和平演变”的危险丧失了警觉。事实上，近十年来，国际资本主义的反动势力认为，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暂时困难和改革开放，是实行“不战而胜”、“和平演变”战略的最佳时机，因而加紧进行政治、思想上的渗透和从内部的颠覆。

他们以“民主、自由、人权”为旗号，兜售资本主义的议会制和多党制。他们利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曲折，大肆宣传“共产主义已经死亡”，提出要鼓励“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趋势”，支持“一切削弱共产党领导的工潮、学潮和民族纠纷”，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政治庇护，大力扶植“反对派”。

他们利用我国扩大开放的时机，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宣扬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念和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以求在思想文化观念上实行“软着陆”，腐蚀共产主义的精神支柱。

其他报刊也跟进，一时间，从1979年的“西单民主墙”、“北京之春”，联系到这次“北京暴乱”；从60年代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军事反攻”，钩沉到将策略转向“政治登陆”；从杜勒斯的“和平演变”预言到今天美国的煽动和支持，诸如此类，满眼的都是一个词：“和平演变”。

这种语境，慢慢地进入中央高层。

二、中央高层念念有词“和平演变”

1989年7月15日，李鹏总理会见捷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雅罗米尔．日阿克时说：

中国生活在国际社会中，不能把大门关起来。我们进行四化建设，有必要学习外国，包括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利用一些外国资金。同时我们告诫自己的人民，必须警惕某些西方国家对中国搞和平演变的企图。

1989年9月7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会见出席经贸部驻外部分地区参赞、领事工作会议的与会人员时说：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某些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没有改变，颠覆与反颠覆、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是长期的。

1995年访问墨西哥的李鹏。

8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宋平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说：

从这场斗争暴露出来的问题看，我们决不能低估国际上敌对势力通过和平演变的手段，妄图改变党的性质、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所造成的危害；决不能低估长期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在党内造成的思想混乱；决不能低估赵紫阳同志的错误所造成的影响。

在宋平看来，“国际大气候”就是“和平演变”，“国内小气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说：

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所造成的恶果，在70天里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1989年7月4日，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薄一波在接受《党建》记者采访时说：

从国际看，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正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严峻挑战。国际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加紧推行“和平演变”的战略，采取各种形式进行渗透、颠覆，包括在共产党内寻求他们的代理人；国内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为了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必然会与国际敌对势力遥相呼应。因此，今天每一个共产党员不仅继续面临着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还尖锐地面临着反“和平演变”斗争的考验。实际上，这些考验也是对党员党性的一种最实际最深刻的检验。

1989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乔石在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讲话，“要求来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进一步认清形势，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乔石说：

国际敌对势力，从来没有放弃过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企图，他们始终把“和平演变”的希望放在我们的第三代或第四代人身上，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渗透。……我们对国际帝国主义妄图使我们和平演变的反动战略的斗争，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斗争将是长期的，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的放松。

1989年9月8日，陈云同李瑞环谈话中说：从历史事实看，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兼用，现在“文”的（包括政治、经济的和文化的）突出起来，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的“和平演变”。那种认为列宁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

1989年9月12日，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李先念会见尼加拉瓜客人时指出，中国与外来势力之间“颠覆与反颠覆、渗透与反渗透、干涉内政与反干涉内政、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长期的”。李先念说，中国发生的这场风波既有外部势力的插手，也有内部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件好事，因为人民因此提高了对反动势力企图颠覆社会主义人民中国的阴谋的警惕。

1989年9月16日上午，邓小平会见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时说：“西方世界确实希望中国动乱。不但希望中国动乱，也希望苏联、东欧都乱。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别国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中国的事情我们就得管。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行，不坚持社会主义不行。”

1991年面对支持群众的叶利钦。

1989年9月9日—14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陕西考察工作时指出：我们最大的教训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仍然在继续，但是若干年来，我们的这种观念单薄了，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搞和平演变而我们却失去了警惕。现在国际上要和平、要发展的总趋势没有变。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国际形势不都是平静的，对立和斗争，特别是两种制度的斗争，有时会非常激烈。西方敌对势力多年来制造舆论、散布流言、挑拨离间，还派人进行煽动，支持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组织和个人。“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不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也是不对的。这是我们用鲜血换来的沉重教训。

回顾“七十天”小组，提出“反和平演变”。

中央既然把美国及西方的“和平演变”视为大敌，时任中宣部部长王忍之就要动起来。8月16日，中宣部邀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黄庭炜做《对国际大气候的几点看法》的报告。

在“关于国际大气候的基本含义和形成”一节中，报告人指出：

国际大气候是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动势力利用国际形势趋向缓和,利用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中普遍遇到的困难,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往,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用渗入“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念等办法,使社会主义国家朝着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社会多元化的方向变革,以达到西方不战而胜的目的。就中国这次风波而言,他们插手动乱,出谋划策,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妄图借助我国国内的反动政治势力,颠覆我国社会主义政权。

报告人说：

中国这场风波与国际大气候密切相关,它受到国际上三股思潮的冲击和影响：

第一股思潮是指西方刮起一股“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思潮。西方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失误,大肆宣扬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所谓“全面危机”,叫嚣“共产主义理想、信仰已完全贬值”,“共产主义终将崩溃”等等。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大肆美化资本主义,吹嘘“资本主义在各个方面都优越于社会主义”。这股思潮主要来自美国,在西欧也大有人在。由于这股思潮的冲击和影响,在我国少数人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全盘西化的思想大肆泛滥,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发生动摇,甚至进行漫骂和攻击。

第二股思潮是指波、匈等东欧一些国家出现一股政治多元化的思潮。今年初波党通过“政治多元化”决定后,召开了有反对派组织参加的圆桌会议,团结工会随之合法化,并在议会、参议院选举中取得胜利。在匈牙利,自去年5月以来政局发生较大变化,出现了各种思潮和不少政治派别。党内有人主张议会民主,并通过了实行多党制的决议。在苏联,也有人主张讨论多党制问题,而且出现了许多“非正式社会团体”。这些新情况对我国产生一定的冲击和影响。极少数人不顾我国国情,想照搬这些做法。

第三股思潮是指第三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一股政治“民主化”的思潮。这股思潮最早在拉美刮起,嗣后波及到亚太和我周边地区,对我国也产生了某些间接影响。

上述三股思潮汇合在一起,使我国这场风波比人们预料的来得早、来得猛。

在“关于国际大气候的主要内容及其特征”一节中，报告人指出：

国际大气候的主要内容是指西方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尽管西方对“和平演变”战略称呼不一，如美国称之为“超越遏制”战略,西欧称之为“融合战略”,但其本质内容是一致的,都是所谓的“不战而胜战略”,都是以和平手段为主,包括在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宗教等各个领域里进行渗透活动;企图建立所谓“以合作、信任、自由、人权为基础”的新型东西方关系,以及建立以西方价值观为基础的“公正、人道的国际新秩序”。其总的目标就是要把社会主义国家融合于西方主宰的“国际大家庭”或“国际新秩序”内。

报告人指出：

西方国家为实施其“和平演变”战略,在策略手法上有以下共同的特征:

(1)把波兰、匈牙利作为突破口,逐步波及东欧其它国家,进而影响苏联和中国。目前对东欧,主要采取区别对待的做法,大体上把东欧分为三类国家:第一类是波兰、匈牙利,把它们视为政治、经济改革走得最远、受西方影响最明显的两个国家,实际上作为推广西方模式的试验基地。第二类是民主德国、保加利亚等国,对它们采取适当发展关系、不给实惠的政策。第三类是罗马尼亚,取消了以前给予的最惠国待遇,把它作为孤立对象。

(2)循序渐进,不操之过急。对苏联既压又拉,安抚苏联说西方对东欧的作法不会损害苏联在该地区的利益。在具体作法上,避免对苏过于刺激,考虑苏联的承受能力。同时,积极同苏联发展关系,开展经济合作,迫使苏联对东欧的改革进程采取克制态度。

(3)利用社会主义国家迫切需要资金和技术,以经济手段作诱饵,把私有化、市场经济输入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中去,进而推动政治改革的进程。

(4)以“人权”为核心,向社会主义国家兜售西方的价值观念。

(5)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手段,积极支持和扶植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各种反动政治势力或反对派组织。

上述报告，成为中宣部部署反和平演变的提纲。

与此同时，中央常委决定，由宋平组建中央政策研究室，启用邓力群参与其事。研究室主任王维澄，副主任滕文生、卫建林。

邓力群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年十三大上，由于他的左倾名声，在中央委员差额选举中落选，紧接着，又在中顾委常委选举中落选。邓小平说：承认选举，不作变动。故此，邓力群对邓小平一直耿耿于怀。邓力群所著回忆录《十二个春秋》说，中委和中顾委常委落选，对我有刺激。

胡锦涛与“伯乐”宋平。

王维澄，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1987年1月，胡耀邦被迫辞职后，2月，中宣部部长朱厚泽被撤职，王忍之接任部长；3月，王维澄任常务副部长。此次宋平任命维澄为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当然有邓力群力荐的原因，但更与王在那场风波的表现有很大关系。

两位副主任滕文生、卫建林，以前在邓力群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任职，可以说是邓的老部下。据卢之超回忆，从1989年5月22日开始，已经“和上面接上头”的王忍之，召集卢之超、滕文生和卫建林几个人，“主要是做两件事，就是准备写文章和参加一些文件的起草工作”。 卢之超说，“那时胜负未决，许多人同情赵紫阳，他们的人数和能量都不小，所以我们几个人做这些事情还是有危险的。当时的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王维澄开玩笑地说，我们这些人是敢死队，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 风波结束后，“由宋平协助江泽民，正在组建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宣部等其他单位也要健全起来”， 滕文生、卫建林顺理成章地担任副主任。

对于宋平这种安排，邓力群感觉欣慰，认为是“选对了三个人”， 并赞赏说：“他们在九十年代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在组建研究室的过程中，宋平拟安排邓力群任职，邓提出当顾问，但报到邓小平那里被否决。“邓小平的理由是：如果他当了顾问，给新的班子为难啊，新的班子有什么意见，邓力群不同意，这不就难办了吗！”

中央政策研究室组建不到一个月，宋平提出，要研究室对刚刚过去的那场风波的经验教训“很好地总结一下”，并提议由胡乔木和邓力群来主持这项工作。王维澄立即给中央打报告，9月18日，宋平批准。随后，由邓力群主持的“七十天问题座谈会”不间断地进行。

在主持这项工作之前，邓力群在烟台休养，已经在总结这场风波的经验教训了。邓力群说：

我一直在思考，现阶段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的状况怎么样，显示出一种什么动向。这次北京发生动乱暴乱，使首都险象环生，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天安门广场可能会被他们继续占领下去，北京以至全国的乱子会越闹越凶。我们自己解除了思想武装，才使得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那么快地发挥了那么大的作用。不用阶级斗争的学说，不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这些问题没法解释。……新华社编的《西方政界要人谈和平演变》一书，值得一看。人家要搞垮社会主义国家；是一点不合糊的。这本书所收材料还不够：如布热津斯基《共产主义大溃败》一书，甚至可以全文翻译出来，作为党内的一份反面教材。

邓力群的总结，简单说起来，是两条：第一条，阶级斗争还存在；第二条，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才导致这场风波的。他继续分析说：

这次的风波，他们撕下了伪装，就使我们认识他们的面貌，有了一个好机会。美国当局和一批反共反华政客，对待社会主义国家的整套伎俩、十八般武器全部用上了。这是他们和平演变策略的一次大暴露……

他又从历史上说事，进一步分析说：

美国的所谓和平演变政策，拿艾奇逊最早的说法，寄希望于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还要通过这些人来培养一批新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表面上看，他们好象只是一个一个，或者一批一批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有了这批人，正如主席说的，他们就要用自己的思想来改造世界的面貌，改变国家的面貌。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这批人成为一股社会力量，就要起来闹事，在政治、经济、思想领域的各个方面闹事，把社会主义演变成资本主义。从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看出一个特点，即所谓“精英”同地痞流氓相结合，然后动武。放松了整个社会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就是列宁所讲的，你不向党员、向人民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想法，他不接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就会接受那种思想的影响。在这方面，毛主席有些话还是真理。每一个阶级，无论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或者封建阶级，都要按照各自的面貌顽强地表现自己。削弱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崇拜自发性，马克思主义不去领导他，人家就去领导。青年人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本来很多人在中学时期不错，一考上大学就变了。争夺青年的斗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确实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西方一些人寄希望于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可以说部分地实现了。在匈牙利、波兰实现的部分很大了，南斯拉夫也剩下不多了。

总之，在邓力群看来，只有防止“和平演变”，才能防止西方敌对势力“把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

前中宣部长，“左王”邓力群。

另一个主持人胡乔木，在改革开放的十多年中，一直与邓力群有着相同的观点，这次也一样。在1990年3月8日全国党史工作部门负责人座谈会上讲话中，胡乔木“分析了去年春夏之交七十天政治风波形成的原因和党中央决策的正确和必要”后指出：

当时的国际大气候仍在继续并发展，出现了许多值得严重注意的新情况。很明显，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反对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内政进行干涉渗透、企图在我国实行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斗争，成为摆在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长期的、严重的任务。

两位主持人都这样重视“和平演变”，那么，在围绕着“七十天问题座谈会”中，如何分析“和平演变”，进而如何防止“和平演变”，就成为重要议论的话题。

讨论中，“文革”前曾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许立群提出，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有“和平演变”的战略，我们也应该有反和平演变的战略。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央有关人士的重视。

1989年11月23日上午，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南方委员会主席朱利叶斯·克·尼雷尔。在谈到国际形势时说：“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东欧的事情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西方国家对中国也是一样，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1989年9月29日，江泽民在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国际反动势力从来没有放弃敌视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立场。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他们在武装干涉的一手失败以后，就把政策重点转向“和平演变”，运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手段，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暂时困难和实行改革的机会，进行渗透，施加影响，支持、收买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培养对于西方的盲目崇拜，传播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价值观念以及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在他们认为有机可乘的时候，就制造谣言，挑起事端，策划动乱，进行颠覆活动。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国际敌对势力也正是从这里找到了他们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根据。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长期的。对于这一点，全国各族人民、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

1989年11月6日—9日，十三届五中全会召开。接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在讲话中说：由于一个时期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许多理论问题被搞乱了，一些干部包括一些领导干部程度不同地受到影响，有的人甚至站到动乱一边去了。国际敌对势力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将长期存在。在国内，四项基本原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和斗争也将长期存在。

11月12日，江泽民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目前的国际形势，总的是由紧张转向缓和，由对抗转向对话。但是，必须看到，国际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他们对我国进行武装侵略、武装干涉失败后，转而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运用政治、经济、文化手段，千方百计进行渗透。我们在反和平演变的同时，也还要看到帝国主义的另一手。

12月2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校举办的党建理论研究班上的讲话中谈到当前中共所面临的局势时指出：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充分认识党面临的严峻形势和担负的历史重任，充分认识国际敌对势力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对我们党的严重威胁，充分认识在新时期情况下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全党同志一起努力，下工夫把我们党建设好，保证社会主义的中国能够经受住任何考验，立于不败之地。

此后，在江泽民的讲话中，“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的问题是主要内容之一。

与此同时，苏联东欧局势逐渐动荡。中央一些人认为，苏联和东欧局势出现这样的局面，就是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结果。因此，对于宋平主持的中央政策研究室来说，要研究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提出我们自己的“反和平演变”战略，把正在动荡中的苏联和东欧作为解剖的麻雀，就很必要。

十四大上的邓小平与江泽民。

1989年12月9日，中央政策研究室向中央送上《关于成立苏联和东欧国家局势研究组的请示报告》，报告说：研究组于一星期内组建完毕，在中央常委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主要任务是：分析苏联和波、匈、民德、捷、保等东欧国家局势演变的内外原因、经过情形、经验教训和未来趋向，提出综合的和专题的研究报告，以及编辑有关的重要资料；分析西方反动势力对苏联、东欧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途径、手段、措施，提出研究报告和编辑有关的重要资料；对社会党国际的历史和现实状况，也做些必要的研究；研究我们对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的演变应该采取的态度和对策，提出建议，供中央参考；请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对苏联、东欧国家局势的研究，研究组可进行一些必要的联络、协调工作，并及时组织交流各部门的研究情况和研究成果；研究组由王维澄、王忍之、袁木、李淑铮、田增佩、卢之超、滕文生、王梦奎八同志组成，王维澄同志牵头；研究组下设办公室，承担具体的专题研究、资料编辑、情况反映和研究报告的撰写工作，由卢之超、滕文生、王梦奎同志负责。

12月9日当天，宋平批示同意；11日，总书记江泽民批示同意；14日，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

此后，这个研究组“马上进入状态，迅速组建苏联和东欧国家局势研究组办公室（简称‘苏东办’）”。

12月20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中联部关于苏东情况的稿子，江泽民说，苏联、东欧的事情难以预料，又不好公开地批评，涉及到国与国、党与党关系的原则，只能由我们自己去认识和研究它的性质，所以成立了研究组。现在美国、苏联、欧洲和中国，都是思想准备不足，觉得太突然。为什么这么快？一个是修正主义的和平演变，一个是本身工作上的失误，还有戈尔巴乔夫理论的影响。要研究他们对我们的影响以及我们的对策，要低调地报道。

12月23日下午，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交给“苏东办”一项任务：就苏联、东欧局势马上发一个给党内的紧急通知，主要内容是：东欧局势是资本主义和平演变和苏联政策导致的结果，这个东西不是改革，要密切注意、高度重视；中国同苏联、东欧的情况不同，六四平暴是完全正确的；要注意和打击、取缔非法活动和非法组织；要切实解决目前的矛盾和困难；要改善和加强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

“苏东办”当然马上照办。24日上午，这个通知经政治局常委讨论后，当天发。

据听过传达的《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陆超祺回忆：这个“文件把东欧国家民主化改革进程，一是归因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所谓和平演变，二是归因于戈尔巴乔夫的‘出卖’——‘新思维’的负面影响，三是归因于各国经济没有搞好，人民群众有意见。”

卢之超回忆说：

当时，东欧几个国家都在变，变化特别快，每天都有新情况，我们党内没有思想准备，而且我们的动乱刚刚过去不久，各地党政领导特别需要了解情况和中央精神，以便在党内和群众中做统一思想的工作。所以这样的通报非常重要。以后我们又根据中央精神起草了好几个这样的通知。

当然，若从陆超祺的回忆看，“苏东办”不管起草过多少通知，但大致脉络离不开上面那三条。其中，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被看作是最重要的原因。

从回顾总结七十天提出“反和平演变”的对策，到“苏东办”研究苏联和东欧被和平演变的过程，“反和平演变”就被中央接过去，提高到战略高度来认识。

加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被认为是反和平演变的基本战略

1989年12月27日下午，正值在罗马尼亚形势突变之际，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有关形势。

江泽民说从来没有想到这么快，李鹏说中国的情况与他们不同。北京市和教育部汇报学生动向，强调要回答：马克思主义灵不灵？社会主义道路走不走得通？共产党领导要不要？罗马尼亚事件会不会在中国发生？讨论对外对内我们应当如何做。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的杨白冰说，六四以后许多问题都回答不清楚，部队的思想工作不好做。时任北京市长的陈希同说，罗马尼亚的事情发生以后，大学生有很多思想问题，我们要去做思想工作，要去宣传，应该给我们一个东西。他们两个都提出要编写一个宣传提纲。江泽民认为，这个提议很好，并希望时任中宣部长的王忍之牵头，“搞个宣传教育的东西”。

稍后，王忍之即以个人名义写信给李瑞环并转江、李、宋，提议集中一些人住在玉泉山，用一个月时间搞这个提纲。中央同意后，王忍之牵头，“集中了首都理论界的许多名人，花了很大力气”，组织编写这个提纲。 写了四五个月，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学习纲要》一个文件。

1990年5月，中央宣传部将这个文件下发。虽然注明是“试用本 发到县团级”，但是，至少在北京市的高校中，达不到“县团级”的一般普通教职员工也都得到了一本——我手上这本保存至今。

最后一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长杨白冰。

在编写这个文件的同时，参与编写文件的邢贲思等人，近水楼台先得月，一鼓作气，根据这个提纲的精神，主持编写了《社会主义若干问题教育辅导材料》一书。1990年6月，这本署名：“主编：邢贲思、程连昌；副主编：徐颂陶、虞云耀、蔡德明、成银生”，由时任《人民日报》社长高狄“作序”的书出版，北京市高校教职员工也是每人一册。我手上这本也保存至今。

记得当时我们被组织认真学习的时候，还议论过，这本“跟风而来”的“辅导材料”，发行量很大，编者肯定赚了不少钱，“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双丰收，也算是比较成功的商业运作吧。

在这份“学习纲要”中，已经将“反和平演变”提高到战略高度来认识。专门列出两节来论述：第四节“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是当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斗争的重要形式，挫败这种演变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第五节：“中国平息反革命暴乱是反和平演变斗争的一次胜利，对捍卫和发展社会主义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在“辅导材料”中，则第一次提出了“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措施和对策”：

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既有坚定的的战略目标、明确的政治口号，又有灵活的策略手段、多种多样的途径和方式；既有严密的组织系统、雄厚的物质基础，又有资产阶级的国际联盟配合和强大的军事实力作后盾；同时，他们还把颠覆、渗透、演变密切结合起来，纠集一切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破坏活动。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特殊战争，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来研究对策，采取有效措施，使帝国主义的图谋和行动永远不能得逞。

首先，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还要处理好四个坚持与改革开放的关系，反右防“左”的关系。这是政治上反对“和平演变”的重要措施。

第二，要聚精会神地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从严治党，加强党的领导，切实提高党的威信和战斗力，这是防止“和平演变”的根本措施。

第三，要重视和强化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工作，切实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同时，还要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充分发挥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公安干警的巨大作用。这是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的重要战线。

第四，要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的战略方针，切实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切实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以推动我国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全面发展。这是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的物质基础。

第五，要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搞颠覆、搞渗透、搞“和平演变”的统一战线。同时，还要总结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学会以革命的“两手”对付敌对势力的“两手”，立场要坚定，策略要灵活，有理有利有节地斗争，经过长期的努力，就能彻底挫败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

这个“辅导材料”虽然把“反和平演变”提到战略高度，口气也很大，却基本上是空话、大话。连参与“学习纲要”写作的卢之超对这份东西的评价都不高：

这个提纲写出并下发以后，对于学校、部队等基层的学习宣传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作用不太大。原因很复杂。一是国际国内大的气候，社会主义正在向低潮下滑，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趾高气扬，客观上难以令人信服你的道理；二是我们搞的时候仍然按照老的思路，如马克思讲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一定要胜利等，内容和语言都比较老化，传统的思路与现实形势的发展比较脱节，有的问题解释不了，或者解释不好，自己都想不清楚的事情还要跟人家讲，战斗力就不强。就是说我们的理论研究落后于形势的发展。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大的形势发生变化后，怎样讲清楚这些问题确实不容易！现在形势有些变化，世界左倾革命力量有所发展，美国为首的国际资本主义倒霉的东西多些了，但是社会主义仍然处于低潮之中，讲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一定要胜利还是比较困难。

在王忍之主持起草这个“学习纲要”的同时，中央政策研究室“苏东办”也开始加强对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

1990年12月初，宋平在听取“苏东办”工作总结汇报时，强调要进行理论研究。他说：要研究为什么那么大的党（指苏联—引者）几个月就垮了，我们真正的共产党员也面临这个问题。江泽民说对外不公开论战不等于内部不进行教育。他说：研究东欧是很重要的任务，中央要抓，你们也有人。要把苏东研究机构的人员组织起来。赞成从动态转向深层次的理论研究和专题研究，社会主义怎么搞，很现实，东欧乱了套，苏联也乱，中国稳定，但要研究解决一些问题，资本主义咄咄逼人，社会主义是低潮，是否能够生存，问题是如何斗争，苏联东欧的变化是探讨的好时机，一天等于50年，变化得特别快，变化中正好研究。宋平指出：东欧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敌我矛盾，但最终却是共产党下台，走向资本主义。我国民主党派拥护社会主义，有不同意见，欢迎。那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对派是什么矛盾？方励之的目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改不了，这是两类矛盾的问题。还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邢台的私营商店已经占了百分之七十，国营的仅占百分之三十，共产党领导下有一定的发展并不可怕，不是共产党领导，私营经济的发展就很危险。

宋平要求：题目想得好一点，我出面讲话，把各单位的人组织起来，帮助中央政策研究室把这个工作做好，中宣部如何加强对这个方面的领导。要有准备地开点座谈会，扩大影响，使研究深化。要搞好材料。要规定时间碰头，有些疑难问题研究后要向中央汇报。

1990年12月13日，由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持召开加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工作会议。江泽民、宋平、李瑞环出席会议，都讲了话。江泽民说：“当前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要在实际中、在研究国际范围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中来回答这个挑战。……社会主义内部产生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比西方的颠覆渗透更危险，因为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这种思潮宣扬抽象的人道、民主、自由和所谓全人类价值等等，如果还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政治观，有一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在国际斗争中就不会这样提出问题。如何划清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同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成为当前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在这里，中央领导显然认为，多宣传社会主义，多批判资本主义，就能够“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理想，筑起抵御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

1990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宣部部长王忍之的长篇文章《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引人注目的地提出了改革姓什么的问题：是“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

什么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作者给出了界定：“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

文章还质问：“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有没有经济上的根源？有没有一种经济上的力量支持他们？”这一追问，很轻松地就把私营经济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联在一起。

至此，以对改革“姓资”还是“姓社”追问，拉开了否定改革开放的序幕。

王忍之的长文发表后，接下来，《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当代思潮》等刊物跟进，或者署名，或者评论员文章，一方面质疑私营经济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坚持计划经济，批判市场经济，把私营经济和市场经济统统归于“资本主义化”之列。

那一年，在《人民日报》评论部工作的马立诚回忆说：

评论部订了许多报纸，报社图书馆报纸更多。看看这些报纸的粗黑大字标题：《怎样认识社会主义，怎样认识资本主义》、《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观念》、《用科学态度对待社会主义》、《重视对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社会主义——历史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的发展和中国的光明前途》、《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选择》、《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保卫社会主义》、《批驳“社会主义失败论》……

身在其中的马立诚的感受是：“中国紧张地注视着，惶惑不安笼罩着人们心头。谁要是提改革开放，就有“自由化”之嫌。人们在会上发言，都要跟报纸对口径。”

邓小平对此有自己的看法。12月24日，邓小平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说：

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就没有控制，就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1991年初，邓小平来到上海，与上海市干部多次谈话，主要内容是后来收入《邓小平文选》的《视察上海时的谈话》。邓小平对京城一些人提出问一问姓社姓资、批判市场经济很不以为然。他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时任《解放日报》负责人的周瑞金等人根据邓小平在上海的讲话精神，以“皇甫平”的署名，撰写了《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等文章，宣传邓小平的谈话精神。北京以《人民日报》为主体的报刊，开始对“皇甫平”兴师问罪。

1991年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文章《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算是对“皇甫平”批判的一篇有代表性的文章。

文章认为，现在全党全国人民面临着“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这就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做了修改，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并列，一个中心变成了两个中心。加一个阶级斗争为中心，实际上就是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

三、七一讲话强调两种改革观，“反和平演变研究班”开班

1991年6月18日，主持总结“七十天”工作的邓力群，专门就“和平演变”、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我国的影响讲了一番话。邓力群说，中央对反和平演变是很重视的，已经上升到战略高度。要在经济上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就要在政治上进行反和平演变的斗争。经济上有了十年规划、五年规划，政治上反和平演变的规划也在研究。

邓力群所说的中央的“重视”，体现在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两次讲话中。

1991年4月27日，江泽民、乔石、宋平、李瑞环在中南海怀仁堂同出席全国党建理论讨论会的代表座谈。江泽民在讲话中指出，国际形势风云变幻。要识别和挫败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图谋，最重要的是靠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思想上筑起抵御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江泽民还说，关键是我们的精神状态要振奋，要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努力提高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扎扎实实地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搞好。

江泽民的第二次讲话，即这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

关于江泽民在七一纪念会上的讲话的起草过程，卢之超有详细地回忆。

1991年1月初，中央政策研究室牵头组成讲话起草小组，成员有王忍之、王维澄、卢之超、袁木、沙健荪、有林、金冲及、滕文生、卫建林等。

让卢之超感到奇怪的是，总书记江泽民对这个讲话的起草有些漫不经心。“江泽民倒很放手，就是让我们起草，别的什么也没说”，以至于卢忍不住埋怨：“总书记连原则性的指示也没有”。“中央的一些领导人也没有出什么主意。政治局讨论的时候，虽然提了不少意见，但很不集中，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看得出来，有人有不同看法又不好说出，结果言不及义、不知所云”。

在这种情况下，七一讲话稿的设想，只能由卢之超等“几个人议论出来”。后来江泽民讲话中强调两种改革观，针对美国讲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和苏联东欧局势，侧重讲反对和平演变的问题等，都是这样议论出来的。

关于两种改革观，讲话中指出：“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这实质上在强调改革有个“姓资姓社”的问题。

讲话中多处提到“和平演变”，尤其强调在意识形态领域“反和平演变”：

意识形态领域是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重要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和斗争，实质是要不要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斗争，但这种政治斗争大量地经常地表现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理论斗争。思想宣传阵地，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资本主义思想就必然会去占领。各级党委要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各部门的领导权。

讲话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不仅要继续经受执政的考验，而且面临着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考验，面临着反对和平演变的考验”，要“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理想，筑起抵御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

而邓力群所说的“政治上反和平演变的规划”，大致就是7月1日在中央党校举办的“反和平演变研究班”。

关于“反和平演变研究班”的来历，卢之超有这样的回忆：

关于这个大约是六月底，王维澄和我们（在场的还有郑科扬，他当时是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党建小组的工作人员）说，中央党建小组建议搞一期“反和平演变研究班”，大家可以议一下哪些人参加、怎么搞法。议论人的时候，大家提出要找中央部委一级的领导、部分省市的主要负责人、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和专家学者。中央有关部门有教育部、文化部、安全部、广电部等，地方主要是沿海开放的省市。意识形态方面有文化、宣传、教育和报刊等单位，我们提的主要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名单。议论的意见通过郑科扬反映上去，我们也议论了一下当时的形势、办这个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包括国内各种思想混乱，需要研究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活动；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势力所采取的渗透和制裁要有一套办法；苏联东欧正在发生非常快的变化，除了继续观察外，要研究他们的教训，采取防范的措施等。

关于这个研究班的具体情况，是另一篇文章的题目了。

邓小平叫停“反和平演变”，江泽民删掉“问一问姓社姓资”

在卢之超看来，从1991年下半年开始，形式“就逐渐起变化”。这个变化是：“江泽民也开始转向，和左派划清界限，如批评某某左了，批评改革宣传少了等等。”

从资料上看，7月31日，江泽民在“反和平演变研究班”（也即“第三期党建理论研究班）上讲话中就有很大的改变。针对有的同志主张一方面抓经济建设，一方面反和平演变，江泽民指出：中心只能有一个，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搞“多中心论”。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其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已包括反和平演变的要求。要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反和平演变的关系。关键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我们的经济搞上去，把国内各项工作做好。反和平演变的工作必须抓紧，但不能搞运动。

大概在此前后，邓小平对媒介上出现的筑起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等提法提出批评，说不要再这样提了。

9月1日晚，江泽民在看了央视《新闻联播》节目提前播报的《人民日报》第二天的社论提要之后，当晚下令，要《人民日报》删去社论中的“在改革开放中，我们要问一问姓社姓资”这句话。本来，在原来的社论中没有这句话，是社长高狄在修改时特意加上的。

此后，报刊上问一问姓社姓资的文章，数量减少了许多。

但是，形势还有反复，因为有人不服气。

1992年1月5日，北京出版的刊物《理论动态》刊出以“华之俏”为笔名撰写的《反和平演变三论》，宣扬以反对和平演变为中心。熟悉的人知道，作者是邓力群。邓力群说：“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焦点、中心，还是个政权问题。”“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阶级矛盾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斗争还存在，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还存在，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顽强地表现自己……我们要进行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要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

邓力群的文章刚发表，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意见。他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着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色彩，好象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卢之超也主动对号入座：“最后这句话是跟我们这个研究班有直接关系的，因为这个班研究了经济领域公有制越来越下降的问题，提出要警惕‘改革’旗号下的和平演变。”

不管如何，此后，持续了两年的“反和平演变”的浪潮，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