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作家眼中的战前南斯拉夫：当巴尔干半岛的悲剧，成为全世界的回响
文 | 柏琳
2018年9月，深秋时节，一个细雨微凉的早晨，我在贝尔格莱德老城跳上电车，去参加塞尔维亚书展。场馆位于新城区一个大型展览中心，和马路之间隔着一段杂草疯长的铁路。“假如你找不到入口，就从铁路旁破洞的铁栅栏那里钻进来，穿过铁轨，跳上台阶，就到了！”塞尔维亚友人给我发来一条指路信息。我快速找到了这条“捷径”，觉得自己像铁托队伍里的游击队员，扒拉开眼前肆无忌惮缠绕的树枝，踩着雨后泥泞不堪的土地，来回张望，确保火车不会马上开过来，一个箭步跨过生锈的铁轨，双手撑上水泥高台，像个猴子似的手脚并用登上了台阶。然后，我笑出了声，脑海中出现塞尔维亚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的电影《生命是个奇迹》里的画面：喝醉酒的波斯尼亚民兵挤在火车头上对着天空放枪，塞尔维亚工程师卢卡躺在铁轨上准备自杀时睁大了双眼。他们眼里都闪耀着某种堪称迷醉却完全不知所措的火光，火车或把他们带去前途未卜的黑暗隧道，或带来出人意料的救赎——一头失恋的驴子挡在卧轨者身前，流下了眼泪。南斯拉夫，万物有灵的地方，它曾经在地球上存在过两次，又两次都被轻易抹去。它的历史复杂深邃，让壮胆去了解它的人迷失在隧道尽头，可它的历史又足够魅人，持续形塑着今日巴尔干的模样。南斯拉夫的诞生与消失，是人类关于自我的难解谜题。
关于人性的不解之谜——我们如何了解自己的命运以及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英国女作家丽贝卡·韦斯特借着厚达千页的游记《黑羊与灰鹰》（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在她魂牵梦绕的南斯拉夫的泥土和空气里，在连绵起伏的丘陵和墨绿的河流中，“上穷碧落下黄泉”，苦苦思索答案。在韦斯特看来，无论个体还是国家，要想领悟自己的命运，了解自己在宇宙秩序中的处境，答案就藏在巴尔干半岛。
《黑羊与灰鹰》让丽贝卡·韦斯特享有经久不衰的盛名。这部被誉为“二十世纪几乎没有人能够超越”的游记脱胎于韦斯特在1936年至1938年间三次游历巴尔干西部的经历，韦斯特的足迹由北向南，游览了克罗地亚、波黑、塞尔维亚、马其顿和黑山等地区。彼时，这些区域都属于历史上的“第一南斯拉夫”，而这个脆弱的巨人已经在纳粹铁蹄逼近的脚步声中摇摇欲坠。韦斯特和她的苏格兰银行家丈夫安德鲁斯一道，坐上前往萨格勒布的火车，进入南斯拉夫被历代列强严重撕裂但依然跳动着的强健心脏的深处。这部浩大之作，一边记录沿途所见的风俗民情，一边跳脱出现实而遨游于历史的追忆。在研究南斯拉夫漫长而复杂的历史时，韦斯特用巨大的耐心和超大的词汇量，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南斯拉夫人的心灵画卷。
让韦斯特在五年时间里殚精竭虑、投入巨资的这部杰作（共有50万个英文单词）经常让她觉得“可怕得让人难以忍受，它所记录的痛苦、暴力和流血被不同的民族长期忍受着”，而穿越南斯拉夫的旅程，也比以往生活中的其他事对她的影响都更深。这位英国女文豪70年的文艺生涯留下了20多本著作，被认为最优秀的作品散落在新闻报道、评论和游记等非虚构领域。这位性别的叛逆者，是博学的记者、犀利的女权运动家，更是一位疾恶如仇的作家。她反复阐述道德的价值，猛烈鞭笞卖国主义，从来不肯轻易附和文学与政治上所谓的“公认观点”。但即使是这样坚毅的知识分子，面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自由主义行将就木的欧洲，她依然只是脆弱的个体，既困惑又无力抵挡欧洲大陆即将陷入集体疯狂的厄运。
韦斯特信奉帕斯卡尔的名言——“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一直以来，她都急于知道自己的命运，弄清英国乃至欧洲的命运，她寻找着走出生存迷宫的契机，而一则关于刺杀的新闻点燃了她。1934年，“第一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一世在法国马赛被刺杀，幕后主使人是墨索里尼。得知这个新闻时，韦斯特刚刚做完一个手术，正躺在伦敦某私人医院里听收音机。这则新闻让韦斯特回想起几位死于刺杀的历史人物：奥匈帝国皇后伊丽莎白、塞尔维亚国王夫妇、奥匈王储斐迪南夫妇……这些事件环环相扣，究其源头居然都是谜般难解的东南欧的斯拉夫问题，这个问题盘根错节，导向各种危险的分叉路径：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种族问题……种种威胁个体与集体命运的预兆，让韦斯特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脆弱。彼时欧洲的天空之上，法西斯乌云犹如手术台灯般阴郁，韦斯特感到自己和自己的国家都仿佛正躺在手术台上，准备接受邪恶的“治疗”。在绝望中，她发现自己对产生谜题的南斯拉夫竟然一无所知，于是有了那三次深度之旅。
南斯拉夫之旅是韦斯特的救赎之旅。在她写作《黑羊与灰鹰》的五年间，纳粹德国入侵巴尔干，二战战事正酣，英国在张伯伦的带领下屡屡受挫，甚至有成为纳粹羔羊的危险。韦斯特在此情境下，却看到南斯拉夫以飞蛾扑火般的抵抗精神挫败了纳粹的作战计划，为盟国的胜利争取了时间。秉持道德正义、蔑视绥靖和苟且的韦斯特表现出对南斯拉夫由衷的同情和欣赏，自然十分正常。
英国作家杰夫·戴尔评价《黑羊与灰鹰》，说它“有两个主题：一是南斯拉夫，二是其余一切” 。读完此书再来品味这两句话，则能体会出更细致的层次，尤其是“其余一切”。中文版《黑羊与灰鹰》分上中下三册，前两册是高潮之前的“其余一切”，是阐述“南斯拉夫之魂”的前奏曲，从巴尔干西部的地域风情到南部斯拉夫人的民族性格，从始于罗马帝国的历史传奇到近代列强在此对垒的地缘政治状况，可谓包罗万象。而下册则携带着阐释书名“黑羊与灰鹰”的使命，以塞尔维亚的历史和现实为中心，展现了韦斯特对于这块“血与蜜”之地那难以言喻的深情和颇为矛盾的认知。
关于“其余一切”，从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的火车站月台起步，我们随着韦斯特夫妇和她身边三个背景不同却骨子里具有斯拉夫人一致性情的当地朋友一起，一路遇见形形色色的巴尔干人民，浏览这部堪称“巴尔干民族志”的大部头书籍。韦斯特的写法浩浩荡荡，支流蜿蜒，时而是长篇历史故事，时而是大段景物抒情，又穿插着大量令人忍俊不禁的人物对话。如果要定义此书的结构，可以说它宛若一首从头到尾充满即兴演奏片段的爵士乐曲，每一个乐章的细节处布满缱绻诗性——韦斯特描写风景的文字之绮丽清新，让人无法忘怀。即兴片段最终汇成流畅而略带忧郁的乐音，从四面八方合力演奏着南斯拉夫这片山峦嶙峋的贫瘠之地的丰美与神奇。
韦斯特观照了14世纪中叶至二战爆发这600年的巴尔干历史。南部斯拉夫人长期受到环绕四周的几大帝国的盘剥。西北边是哈布斯堡王朝和奥匈帝国，西南边是威尼斯共和国，东北边是俄罗斯帝国，东南边则是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几百年里处于帝国夹缝中的巴尔干半岛，受制于各个心怀鬼胎的帝国的钳制和挑拨，在民族认同、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上逐渐分裂成彼此难以融合的破碎之地。
韦斯特敏锐地察觉出第一南斯拉夫内部的各种“隐疾”：信仰天主教的克罗地亚在心理上亲近奥地利和西方，与信仰东正教、更受拜占庭影响的塞尔维亚有死结一般的矛盾；备受威尼斯人剥削的达尔马提亚无法摆脱意大利的消极影响；波斯尼亚斯拉夫人的桀骜不驯最终成为毁掉奥匈帝国的导火索；马其顿在奥斯曼帝国的消极治理下显出无望的贫穷；黑山停留在荷马的英雄时代，前途未卜；至于塞尔维亚，它的悲剧精神成了南斯拉夫的灵魂，既拯救了它，也让它滑入深渊。
在进行各国“民族志”的描写中，《黑羊与灰鹰》的特色之一是对日耳曼人犀利甚至刻薄的批评。在韦斯特笔下，我们无法忘记塞尔维亚诗人康斯坦丁的德国妻子格尔达堪称丑陋无知的模样。她那颇有种族霸权的言行举止，不但指涉韦斯特眼中的日耳曼人，更代表可怕的未来世界中“一股难以阻挡的侵略势力”。在二战的大背景下，韦斯特表现出亲南斯拉夫、贬日耳曼（列强）的强烈“偏向”，这点读者其实可以理解。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知晓韦斯特写下《黑羊与灰鹰》的时代，“日不落帝国”已经衰落，自15世纪地理大发现往后发展了500年的强盛的近现代英国旅行文学传统，已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球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和一战的混乱之后，伴随大英帝国的衰落而衰落了。事实上，自20世纪初始，英国旅行文学已从先前的展望世界帝国愿景、建构帝国子民的全球意识等“向外”的扩张性特征，逐渐发展成“帝国的怀旧”、探索人性等“向内”的反思性特征。
在韦斯特之前，早有约瑟夫·康拉德、D.H.劳伦斯、毛姆和E.M.福斯特等英国作家在旅行文学作品中对帝国体制和本族中心主义进行了深刻反省。面对异族生活的世界，他们开始卸下傲慢的帝国面具，承认自己的无知。韦斯特秉承前人作家的先进意识，在书中坦言：“我生来就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帝国之一的公民，而我还成长为它的尖锐批判者。”正因如此，《黑羊与灰鹰》不仅是一部探寻巴尔干“火药桶”之谜的地缘政治“游记”——它精准而悲伤地描述了南斯拉夫内部兄弟阋墙和外部势力的残忍给巴尔干带来的苦难——它更深层的目的还在于试图从南斯拉夫的苦难中获得英国乃至欧洲在新一轮邪恶中何去何从的启示。
在描写南斯拉夫的核心塞尔维亚以及科索沃（老塞尔维亚）的部分，全书达到了高潮。韦斯特用惊人的篇幅讲述了中世纪塞尔维亚王国的历史和1389年科索沃战役作为巴尔干转折点的故事。她以艺术家的直觉，准确地用“黑羊与灰鹰”来概括塞尔维亚乃至南斯拉夫的悲剧性灵魂。在塞尔维亚人人都会背诵的“灰鹰诗”里，1389年，拉扎尔大公在战前蒙受“先知灰鹰”的启示，决定用世俗的失败换取天国“神圣王国”的永存，全军覆没于奥斯曼土耳其人，改变了整个巴尔干的历史走向。
韦斯特说拉扎尔大公错了——怀抱仇恨的人决绝如灰鹰，准备杀害无辜以换取利益，而无辜的人却偏偏急于殉道。南斯拉夫忍受了那么长世纪的苦难，心中却依然涌动着一股为神圣牺牲的渴望，不惜作为羔羊把自己献祭给失败，以此达到永恒。面对黑漆漆的科索沃平原，韦斯特陷入了巨大的恐慌：正是灰鹰与黑羊的合作，让科索沃成了血腥之地。
然而，1941年的欧洲大陆，在纳粹的践踏下，“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科索沃，是一片惨不忍睹的血腥的土地”。德国空军在英国上空盘旋，法国全然放弃抵抗，波兰和捷克遭受了非人之苦，平民被屠杀，正义被蔑视……南斯拉夫却没有屈从于纳粹，而是选择了抵抗——在明知失败的情况下慷慨赴死——此时，拉扎尔大公和灰鹰的诗再度出现在巴尔干的上空。
韦斯特此时全然明了，南斯拉夫的赴死行动，不再是科索沃战役时对牺牲和失败的病态迷恋，“是他们的抵抗，而不是他们的失败成了严峻考验中的圣洁元素”，“黑羊”与“灰鹰”已经合体，他们不再赞美死亡意念，他们要用抵抗来与生命气息相通。
如果我们记得2017年的电影《至暗时刻》，我们就能对韦斯特写作《黑羊与灰鹰》的时代身临其境。英国首相丘吉尔面临“灰鹰”的审判：是向纳粹妥协，还是团结人民反抗？最终他集结整个国家为自由而战。南斯拉夫的向死而生，同样打乱了纳粹的计划，为悲痛的国家洒进阳光，它是世界在至暗时刻的火把。
（本文来源《活在文学中的人》，由出版社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