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望赤县：蒋介石对大陆情势的忖量 （下）
讲 | 黄骏
六、对大陆民意的想象
下面谈蒋介石到底怎么看大陆老百姓的想法。我们前面讲过，蒋并不是一直都没有民意。实际上，他也有过民意很高的时候，比如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但之后民意就像流水一样迅速流失，尤其到了1948年金圆券发行之后，人民对国民党政权怨声载道，这种情绪当然也会投射到蒋介石本人身上。
历史学家顾颉刚当时人在上海，他在1949年的日记里，就不断痛斥金圆券，也连带着痛斥国民党。但蒋介石似乎并不这么认为。他对自己仍然高度自信，始终认为大陆民意对他是向往和期待的。1949年8月20日，他说自己接到报告，称华北和上海“人心思汉，望国军之拯救，有如大旱之望云霓”，“人情未去，民意尚在”。但我们都知道，1949年的上海人恐怕根本不是这么想的。
上海人真正记住的，大概是另一幕：1949年5月27日，解放军进入上海后夜宿街头，不扰民，这一幕给很多上海市民留下了深刻印象。蒋所说的“望国军如大旱望云霓”，更多是他自己的想象。他始终相信，大陆老百姓仍然对他抱有期待。
1950年2月28日，他又说，最近军事行动有所进步，其中之一就是对上海的轰炸“效果显著”。这里说的，其实是1950年2月6日对上海的大规模轰炸，那次破坏非常严重。他认为，正因为轰炸得厉害，所以“人民盼我反攻，心理日益急迫”。这当然也还是一种自我想象。
实际上，当时上海还有不少英美企业没有撤走，一轰炸之后，英美企业怨声载道，因为生意根本做不下去了，电厂都被炸掉了。而且那次轰炸给上海市民造成很大伤亡，大概有上千人的死伤。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恐怕不但不会因此对他产生期待，甚至可能会激发一种“血债血偿”的心理。所以这些判断，基本上都是他自己的想象。
而且在上海解放后不久，也根本看不出上海人民对他有什么怀念。反倒有上海市民主动给报纸写信，要求把以蒋介石命名的“中正公园”等名称全部改掉。到了10月，他又说，虽然共产党宣传很厉害，但大陆“人心思汉”，“其奈我何”。这其实已经接近自说自话了。不过，他不只是停留在这种想象层面，更重要的是：他会用这种“大陆民意仍然支持我”的想象，来合理化自己的政治布局。
什么意思呢？1948年他当选总统，第一任任期到1954年；第二任从1954年到1960年。问题来了：第二任结束后，还要不要继续当总统？如果进入第三任，总得有个理由。以后如果还要第四任、第五任，也总得给出一个解释，至少要给自己一个交代。
他给自己的理由是什么？他说，国民大会选总统的时候，有三个因素决定了自己不能辞职。第一，如果自己不做总统，敌人就会壮胆。第二，大陆同胞会因此失去希望——他认为大陆人民会觉得“反攻无望”。第三，台湾老百姓也会失去依靠，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他说，只要这三个因素还存在，他就不能不继续当总统。换句话说，他的逻辑是：不是我要做总统，而是人民需要我做总统。
他的第三任，其实在1959年就已经开始考虑了，所以他必须提前把理由准备好。而且1948年的“中华民国宪法”其实并没有明确禁止反复连任。只是一般来说，一个总统任期六年，两任已经十二年了，再往下做，总得有个说法。他给出的理由就是：如果我不做，总统这个位置一空，敌人胆子就大了。所以我们会发现，虽然他本质上是独裁者，但他仍然需要一种“自我合理化”。不管别人信不信，自己总得给自己一个交代。
甚至到后来第五次当总统的时候，他仍然如此。当时正好赶上尼克松访问大陆，他认为局势复杂，只有自己继续做总统，才能“镇住局面”。所以无论如何，他始终要给自己一句话、一个理由。
（听众：他自己肯定不会骗自己。）
他未必完全相信，但他需要一个交代。找一个理由，就能够完成心理上的合理化。
接下来，就是他对大陆民意的进一步想象。他始终相信，大陆内部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潜在力量，在等待他回去。1957年反右之前的“鸣放”时期，社会上确实出现了大量批评共产党的言论。《人民日报》甚至也刊登了一部分。他就把这些现象当成了一种信号，认为共产党已经“撑不住了”。1957年7月，他甚至说，大陆“革命已经到了成熟阶段”，只要国军有所行动，就能够成功；唯一的问题，是美国人拖他的后腿，否则“指日可待”。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情，让他更加觉得“大陆内部有力量”。当时上海造了一艘万吨轮船，叫“跃进号”。第一次远航时，这艘船突然沉没了。这在当时是件大事。蒋介石第一反应就是：一定是有人在船上安装了定时炸弹，把船炸沉了。也就是说，他认为大陆内部存在反共力量。这其实和大陆那边的逻辑有点像——大陆也总怀疑是不是“阶级敌人”搞破坏。双方在思维方式上，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出了问题，就认为是敌对势力在内部活动。但实际上，“跃进号”只是触礁沉没。稍微了解那个年代远洋航运的人都知道，船员背景审核极其严格，不可能有什么国民党背景的人混进去。
可他还是愿意相信这是“内部破坏”，因为这能给他一种心理期待。
那么，大陆人民真的天天在想念他、盼望他回去吗？其实他自己心里也并非完全没有疑问。有时候，这种念头会一闪而过。但问题在于：过了这么多年，他仍然执着于这个想法，执念太深。
当然，也不能说他完全没有一点现实依据。比如困难时期，福建一些渔民因为生活困难偷渡到台湾。他就认为，这说明大陆人民“冒险来归”，是因为对他有所期待。
（听众：那时候那些人也会给他上奏、捧他。）
对，他多少会从这些事情里“听气息”。
但问题在于，这些个别渔民，与大陆六亿人口相比，数量实在太微弱了。就像当时也有少量解放军飞行员驾机投奔台湾，但这不能说明整个解放军军心动摇。可蒋介石会把这些个别事件不断放大，当成“大陆人民仍然向往自己”的证据。
后来，真正让他重新燃起巨大希望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清除阶级队伍”。为什么？因为“清除阶级队伍”意味着还在继续追查所谓“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从字面上理解，认为经过十几年以后，大陆内部居然还在和“国民党残余”斗争，这就说明大陆仍然有人心向国民党。于是他从中看到了希望。
1968年4月30日，他看了《人民日报》和一些大字报后说：“实际上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他认为，大陆内部还有很多人深受“三民主义”影响，自己的策反和情报工作已经发生重大作用，对方已经“图穷匕见、穷途末路”。但实际上，当时造反派之间互相攻击，动不动就给对方扣“国民党反动派”的帽子，并不代表这些人真的是国民党支持者。大家比的其实是谁“更忠于毛主席”。蒋介石其实未必完全不明白这一点，但他需要从这些现象里给自己寻找希望。因为“反攻大陆”已经不仅是政治目标，更是他的精神支柱。
当然，希望也会破灭。1954年1月4日，他看到美国方面有人说：“重返大陆只是你的梦想，除非有神仙出现，否则绝无可能。”他说自己看到之后，只能压抑情绪，不能发作。
另外，他多少也知道一些真实情况。有一次，蒋经国接触逃港难民后，发现大陆青年长期受到共产党宣传，“毒化太深”，对国民党的负面印象已经很难消除。蒋介石知道，这些难民反映的情况，其实是真实的。1969年10月25日，他快到82岁生日时，在日记里想到母亲，情绪低落，又想到“光复大陆遥遥无期”，心中十分彷徨。
所以我刚才讲，他并不是完全没有无助感。只是这种无助感，往往只能在日记里偶尔一笔带过。
因为他必须不断给自己希望。毕竟，“反攻大陆”既是他的精神支柱，也是他统治合法性的来源。否则你这个“总统”，天天待在台湾、回不了大陆，那你到底是什么总统？因此，这种怀疑只能在心里一闪而过，不能深想。只能不断告诉自己：未来总有一天还是能够回去。
其实也有人提醒过他。有一个人叫胡世泽，是职业外交官，北洋时期就进入外交系统，参加过巴黎和平会议，曾给顾维钧做助手，后来长期在国民党外交系统工作。胡世泽曾对蒋介石说：他在联合国时，瑞典大使告诉他，共产党内部虽然有斗争，但军队并没有乱，所以共产制度不会动摇。大陆人民即使生活艰苦，但至少还能勉强活下去，因此也不会爆发内战。蒋介石听了以后非常不高兴。他认为这是外国人的看法，外国人不懂中国。他坚持认为，共产党“随时都可以消灭”。
这其实还是那个问题——“反攻大陆”已经成了他的精神支柱。无论如何，这个信念都不能动摇。
七、误判的成因分析
好，我们刚才讲到，蒋介石有很多判断错误。简单来看，或者初步来看，大概有几方面原因。
（一）国民党在中共高层无人
首先可以确定一点：国民党绝对没有人在中共高层内部。
这个问题可以形成一个很鲜明的对照。照片里这一位——我们看到1948年蒋介石在南京讲话，旁边有个人在做记录，这个人叫沈安娜。她从1935年一直潜伏到1949年，也就是国民党在大陆崩溃之前，整整隐蔽了15年，其中有11年是在国民党最重要的核心权力部门做速记员。她和丈夫两个人都是中共方面的地下人员。她利用速记员身份，出席各种国民党中央高层会议，接触大量机密材料。会后整理记录，再由她丈夫——姓华——负责送出去。这个就很厉害了。不是一天两天知道情况，而是长期、持续地知道。所以延安方面对于国民党的政治状况，大体上是能够判断的。
国民党当然也对中共有渗透，但绝对没有达到这种程度，这个不用多说，大家都明白。所以很多事情，蒋介石没办法，他只能在外面“飘”，在外面猜。
（听众：渗透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
所以很多事情，他确实没办法。
1950年代到1960年代，国民党有一些武装特务，曾经突袭进入福建某些县城。这种事情是有过的。收缴物资的时候，可能会拿到一些大陆出版物，从中了解一些情况，这当然是可能的。但是我们知道，1949年以后大陆实行严格的信息分级制度。不同级别的人接触不同信息，重要文件还要编号发行。这样严密的信息制度，决定了信息流动本身就是有限的。所以，一个县城，更不用说农村机关，对外界知道的情况其实非常有限。就算打进县城，也未必能看到多少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而且，这种缴获文件本身也是片段性的。今天打一次，隔几个月再打一次，没有长期连续性。至于用“华侨”之类身份进入大陆，也只是蜻蜓点水。待五天、十天、一个月，很难真正了解大陆社会，更不要说了解高层政治。
所以很自然，蒋介石对大陆情况并不熟悉，更不用讲中共高层内部的真实运作。
（二）“匪情专家”水平有限
第二个原因，就是国民党所谓的“匪情专家”。“匪情专家”这个词，本身就是蒋介石时代的说法，专门指研究中共的人。确实有这么一些人。
这个人叫郑介民。1920年代国共合作时期，一批国民党人士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那个学校主要学习党务工作，因此对苏联比较了解，也知道苏共对中共的影响。郑介民就是这种背景。他回国后长期在国民党的军情系统工作，因为有苏联经历，所以蒋介石很看重他。1959年郑介民在台湾去世。蒋介石在日记中特别提到他，说郑介民研究中共，“无一不从苏俄着手，这是正确的方法”。
但问题其实也就在这里。郑介民对于中共和苏共的认识，主要停留在1920年代到1930年代初的经验。可后来中共内部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是毛泽东地位确立以后，中共并不是事事都听苏联的。苏共当然仍然有影响，但并不是“马首是瞻”。所以凡事都从“苏俄因素”解释，其实已经有问题了。但郑介民对蒋影响很大。比如他说毛泽东不做国家主席，是因为苏共施压，蒋介石就很认同这种解释。
除了郑介民，还有两个人：浦道明和叶青。
浦道明是1920年代的大革命时期党员，也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被捕，之后转向国民党，被视为国民党的“苏俄通”。1945年重庆与苏联谈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陪同蒋经国赴莫斯科的就是浦道明。1950年代后，他在台湾负责成立“国关中心”，挂靠在政治大学下面。名义上是研究机构，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大陆情报研究机关，负责编写所谓“匪情月报”。但说到底，他还是研究型人物。另一个是叶青。1927年时，他还是省委书记，被捕后转向国民党。他比较擅长写理论文章，尤其是批判共产党的理论文章，因此后来还做过国民党宣传部长。
但问题是，这两个人都属于“理论派”。写理论文章可以，但真正了解中共内部具体运作，时间已经隔得太久了。他们都是20年代的党员，对后来的党内情况已经很陌生。
下面还有“行动派”。蔡孝乾，这个人很有名。他是台湾人，日据时代思想左倾，来到上海，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受到影响后加入共产党。当时上海大学聚集了很多共产党高级知识分子，瞿秋白就在那边教书。蔡孝乾后来去了苏区，还真的跟着红军长征，是著名的“参加长征的台湾人”。抗战爆发后，因为他熟悉日本情况，中共让他负责相关工作。1945年又被派往台湾开展工作。但后来在台湾被捕，很快转向国民党。1950年后，他在国民党内地位很高，最高做到少将，专门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但国民党其实也不完全信任他，经常派人监视。他的级别已经不低了——大概相当于省一级，因为他曾任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一直活到1982年。
另外还有陈建中。陕西人，也出身上海大学。1933年在西安被捕后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长期负责对中共特务工作。抗美援朝时期，台湾曾派人赴战俘营策反、调查志愿军战俘情况，带队的就是陈建中。他当时的身份是“中六组”副组长，而中六组组长是蒋经国。但问题仍然一样：这些行动派，最多也只接触到省一级。再往上的中央高层，他们也不了解。
所以国民党始终无法真正掌握中共最高层的真实情况。
国民党方面，唯一理论上“有可能”了解高层的人，其实是张国焘。因为在离开中共的人里面，他地位最高。但问题是，张国焘离开中共太早了。1937、1938年就离开了。之后中共内部发生巨大变化，尤其高层生态变化极大。像刘少奇这些人，对张国焘来说其实已经很陌生。毛泽东、周恩来他还知道一点，但那也只是30年代初的情况。所以，对于1942年延安整风以后形成的新政治生态，他其实并不熟悉。蒋介石后来在台湾也想到过张国焘，还给过他经费，希望咨询意见。上面这封信，就是张国焘写给蒋经国的，说自己愿意献“六策”。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一旦涉及金钱，就容易产生迎合心理。拿了你的钱，下次还想继续拿，那就可能会迎合你的判断，讲你愿意听的话。所以这些“匪情专家”，实际上并没有给蒋介石提供真正有效的帮助。
（三）个人主观因素
下面讲主观因素。蒋介石对自己高度自信，甚至有点超乎想象，高估了自己的影响力。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3月7日蒋介石就在日记里写：斯大林死了，就没有我的对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四巨头”只剩下丘吉尔和我了。他觉得自己可以超过其他三个人。这种自信，已经到了非常强烈的程度。由于过度自信，他经常高估自己，也高估自己对于局势的理解能力。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对大陆政治语境已经非常隔膜。时间太长之后，很多事情他已经无法理解。我们看一段很典型的例子。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林彪以“接班人”身份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代表毛泽东和党中央讲话。毛泽东本人在现场反而几乎不讲话。这件事让蒋介石非常困惑。他觉得：你既然是最高领导人，为什么不讲话？为什么让下面的人讲话？那天不只是蒋介石困惑，他家里人也在讨论。蒋孝勇——蒋介石最小的孙子——当时就在旁边。蒋介石显然有意培养他，还安排他进军校。蒋孝勇的判断更离奇。他说：会不会是毛泽东已经失去人身自由，被林彪控制了？否则为什么突然穿军装、戴军帽？因为过去毛泽东长期穿中山装。这个想法，在大陆政治语境里其实根本不可能成立。但他们太不了解大陆的政治仪式了。蒋介石觉得蒋孝勇“少年人没有主见”，胡乱猜测。但他自己其实也困惑。蒋孝勇完全是把毛泽东想成汉献帝，把林彪想成曹操。可实际上，穿军装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象征，表示局势非同寻常，要激发红卫兵斗志。而且8·18上天安门之前，正是毛本人提出要穿军装。从1949年后，毛已经很久不穿军装了。突然决定穿军装，当时内部还忙成一团。一种说法是临时赶制；另一种说法是王东兴从8341部队里找了一名身材接近的战士，把军装调来给毛穿。包括胸章，都是临时配上的。至于毛泽东不讲话——其实在当时的政治氛围里，根本不需要讲话。他不断挥手致意，就已经足够。真的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下面山呼海啸般地喊“毛主席万岁”，播放《东方红》，这本身就是固定仪式。
类似场景，其实不到一个月前已经出现过。1966年7月29日，北京召开大中学校积极分子大会，刘少奇作检查。刘少奇说自己是“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毛泽东在后台听完后，走到前台，一句话不说，只是挥手致意。
结果全场欢呼雷动。领袖和群众之间，在那个时代形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政治互动模式。邓榕后来写《我的父亲邓小平》时，还专门提到这种场景，说毛泽东具有“无人企及的巨人风采”。所以，1966年8月18日，毛依然一句话不说，全场却照样沸腾。
但蒋介石对此始终理解不了。月底写“月反省”时，他还在琢磨：“毛不发一言，形同哑巴”，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刚才讲，他对大陆政治已经非常隔膜，很多事情真的是理解不了。
（听众讨论：如果看到现场照片，其实不难判断。）
（讲者回应）所以我也不太明白，他为什么到了月底还想不通。
（听众：他愿意相信毛在走下坡路。）
（讲者回应）是，他其实总希望对手在衰落。但更重要的是，他不了解大陆的“造神运动”。
（四）对《人民日报》的反向解读
下面讲《人民日报》。蒋介石确实长期阅读《人民日报》，而且看得不少。但问题在于：他采取的是一种“深文周纳”的反向解读方式。比如1962年2月，他在日记里写，说《人民日报》提到“解放军官兵思想问题严重，纪律涣散，不安于心”。但实际上，《人民日报》根本不可能公开这样写。
我后来去查，原文其实只是谈学习教育、帮助战士认清形势。但蒋介石的理解是：既然强调“认清形势”，说明思想已经出问题。可在大陆政治语境里，很多时候并不是“出了问题”，而是“要求更高”。比如批评“学习毛泽东思想不够深入”，不代表没学，而是说还不够。但蒋介石几乎全部按“反向信号”理解。
这样当然容易形成一种非常简单直接的判断逻辑：凡是强调教育，就说明内部出了问题。但这种解读方式，往往失之简单。
不过下面这个例子，我觉得已经不仅仅是隔膜，而是主观性太强。1966年5月31日，他看到《人民日报》刊登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的照片，就写道：“毛神已散，身体越来越不好，虽然还能站立，但恐怕不久于人世。”可问题是，当时大陆公开宣传中的毛泽东，恰恰是“红光满面、神采奕奕”。怎么会从公开照片里看出“病势沉重”？这已经不是误读，而是主观愿望压倒了基本事实。
（听众：六十年代毛身体其实还很好。）
（讲者回应：是，真正明显恶化，那是“九一三事件”以后。
他后来又说，1967年“五一”天安门烟火大会显得“勉强挣扎，欲盖弥彰”。可那天广场上其实至少几十万人。又比如1968年国庆，他说“凄凉，毛权力丧失殆尽”。但从公开场景看，根本谈不上“凄凉”。这些东西都是公开可见的。所以我刚才说，前面那些误判，还可以理解为长期隔膜；但后面这些，已经明显是主观性过强，以至于脱离基本事实，在自我想象。
八、结语
好，最后简单做一个结语。从蒋介石日记里可以看出来，他的个性非常固执，自我评价也很高，对自己的历史定位尤其高。研究蒋介石日记，首先必须了解其中提到的人和事，不能直接把蒋介石的判断当作基点。因为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他有大量误判，很多甚至带有强烈想象成分。
但另一方面，也正因为这些错误没有被删改，反而说明日记本身很有价值。其实他完全可以修改。撕掉几页、删掉一些内容，都很容易。可他没有。很多明显错误的地方，比如连邓小平名字都写错了，他也不改。如果真是为了塑造形象，完全可以把这些不利内容删掉，只留下“正确判断”。但他没有这样做。
所以恰恰说明，这些内容真实反映了他当时的心理状态和思考方式。这也是蒋介石日记的重要史料价值所在。
第二点，蒋介石虽然和毛泽东缠斗几十年，但他对于中共高层运作逻辑，其实相当陌生；对于1949年以后大陆政治，也存在严重隔膜。
第三点，为了“反攻大陆”，蒋介石不仅对美国有布局，对苏联其实也有布局。美国方面大家比较熟悉，但苏联方面，很多人并不了解。我刚才提到，苏联曾长期、断断续续派人与台湾接触。这种事情，不可能是下面人私自决定的，一定涉及勃列日涅夫层面的安排。而且这种接触一直持续到1970、1971年前后。这些内容，其实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东亚冷战格局。因为直到今天，苏联档案里很多内容仍未公开。比如勃列日涅夫究竟如何考虑与蒋介石接触，目前并没有完整资料。很多线索，反而只能从蒋介石日记中看到。
所以这些材料，对于拓宽冷战史研究，其实是很有价值的。好，今天耽误了大家时间，就讲这些。讲得不对，请大家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