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躁郁（下）：为Z世代量身打造的极化世界
文|钟梓安
既然电子社媒对个体造成了那么大的影响，并且导致了诸多个体身心健康问题，那么这些个体一旦进入群体，必然也会促发诸多未必很健康的群体性现象。电子社媒综合征也已频密现身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领域。
一、原子化与焦虑的再部落化社会
信息过载导致的前述各种个体表现，也在各种社会群体中显现。美国大众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在其新书《焦虑的一代》中详细解读了自从2010年以来所谓Z世代（1995-2009出生者）“数字原住民”在智能手机到来之后生活状态的巨大变迁——其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便是原子化、脆弱与焦虑。海特关注的核心，是通过智能手机展示魔力的电子社媒，是如何摧毁孩子们的。仅就其对儿童的伤害，海特将其归纳为四个方面，即社会剥夺、睡眠剥夺、注意力碎片化和成瘾，这些本文都已经在前文阐述过，只是并未专门针对儿童——因为电子社媒对成年人造成的危害虽然可能没有像儿童们那么严重，但也已经出现许多并不轻微的问题。
电子社媒与智能手机其实是这个数字时代的一体两面。没有智能手机的应运而生，电子社媒不可能如此大展身手，而没有电子社媒，智能手机的功能至少要减少80%以上。
电子社媒在智能手机的加持下，现在已经成为人们不管去哪里都会随身携带的电子瘾料。人们使用智能手机上的社交媒体，尤其在科技公司千方百计用大数据推送留住用户专注力的时候，一旦中招，人们就会收缩甚至无心线下社交。这逐渐地促成了生活的原子化。人们因为使用智能手机上的社交媒体，使得自己无时无刻不在关心各种信息（错失恐惧症），这些信息占据了他们生活的全部——虽然一旦离开一阵子就会发现这些信息在其生活中其实可有可无。人们还因为智能手机的使用，给自身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那喀索斯敏感（过度自恋导致的焦虑）、专注力崩溃、情绪变异（情绪过载、情绪脆化、情绪极化）、情感错置（包括情感虚置与亲密匮乏）等，严重的时候，甚至催生各种精神疾病比如抑郁症。
电子瘾料正在重塑这个世界，它让人们各过各的，放弃以前最普通的正常社交；它让人们通过自己的各种偏好，重造自己的各种独立同温层；它许诺人们，从这些同温层出发，你可以征服世界。最后，你会待在一个看上去个个跟你一样脆弱，跟你一样焦虑，跟你一样随时都会神经质地刷新社媒，跟你一样情绪翻腾无度，跟你一样冷漠应世的虚拟空间里。在那里，你们热烈交流，以为自己征服了世界——而其实那只是一个由电子社媒创造的虚拟部落。
二、电子社媒推助甚至促成进步主义意识形态的观念独裁
最近一二十年，世界性的极化政治现象已经愈演愈烈。这与电子社媒关系密切。极化政治的最初反应来自左派，随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进步主义思潮在欧美高校展开之后，到21世纪，这股思潮已经几乎一边倒地统治了欧美意识形态领域。不可否认，进步主义思潮带来了诸多观念的进步性变迁，比如平等主义、男女平权思想等，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但任何一种思潮一旦成为垄断性的统治力量，它就有可能让原本丰富多彩的人类思想走向窒息。从进步主义思潮中衍生出来的政治正确，在欧美就成为了这样一种威胁甚至有时直接扼杀其他思想的力量。于是，不甘被压制的各种思潮从对峙走向反弹，甚至走向相反方向的极化。
这个过程中，电子社媒发挥了巨大作用。
当原本分散的思想观念、情感、情绪通过电子社媒分类集群后，这些不同的思想观念、情感、情绪，便逐渐重新部落化，各自为政、各自为战。不同的电子社媒部落之间时常因思想观念的分歧而网络鏖战，这是自有电子社媒以来就日常发生的现象。
进步主义思潮在电子社媒上是一个巨大的存在。从小学开始，直到大学，欧美左派思潮已占据主流意识形态数十年，电子社媒时代，由它们成为社会思潮的主角也天经地义。但因电子社媒的前述整合能力，使得与西方左派有分歧的那些意识形态与思潮，在与左派思潮论战过程中屡屡落败，这终于导致了进步主义思潮压倒性的优势。这些意识形态网暴的方式与后果都相当恶劣，比如，通过推特、脸书、YouTube等电子社媒，人们铺天盖地地发表谩骂与羞辱性言辞、集体抵制受害者道德作品、给受害者贴极端污名化标签、专门泄露其隐私、对其进行死亡与暴力威胁、甚至配以“接地气”地从键盘走到人家门口的线下骚扰。受到惊吓的合作方，常常会迫于压力而争先恐后地与受害者切割，受害者的作品被割裂、圈内的名人也会公开与受害者划清界限，其荣誉或纪念物遭破坏等；这些网暴并且可能长期持续，数年不间断地舆论清算，观点持有者被彻底标签化、剥夺发言空间。
哈利波特原著作者jk罗琳与演员爱玛·沃特森，两人因为对性少数群体意见不同已经形同陌路。
这些年来，仅仅因跨性别议题引发的左派意识形态严重网暴就有多起，比如英国政策研究员玛雅・福斯塔特（Maya Forstater）、美国顶级脱口秀演员戴夫・查普尔（Dave Chappelle）、格莱美灵魂乐歌手梅西・格雷（Macy Gray）、《曼达洛人》主演吉娜・卡拉诺（Gina Carano）、英国知名哲学教授凯瑟琳・斯托克（Kathleen Stock），以及迄今尚未完全断根的著名的JK·罗琳事件。
至于欧美大学中思想偏右或者原本中立而被左派认为是右派的教授们，也时常遭到左派意识形态的电子社媒网暴。
比如2022年，华盛顿大学计算机教授斯图尔特・里吉斯（Stuart Reges），反对高校强制“土地致歉声明”这一左翼DEI标准流程便遭到了电子社媒的左派意识形态网暴。里吉斯在课程大纲中附上自己的学术观点，认为依据洛克产权理论，原住民并不具备现代完整土地所有权，主张高校应允许教师客观讨论殖民历史多元视角，并非否定原住民苦难。他的这一声明引发了大量学生的愤怒与投诉，并在网络上遭到群体攻击。校方随后以该言论“冒犯性”和“造成重大干扰”为由，展开了长达数月的纪律调查与骚扰审查，并且警告他不得再持有该观点。里吉斯因此起诉校方违反第一修正案，初审法院驳回里吉斯支持校方，上诉后，第九巡回法庭于2025年底推翻了该判决，裁定“公立大学不能以学生对教授观点感到‘不适’为由，对教授进行报复或实施观点歧视，里吉斯受到校方惩罚的事件侵犯了其第一修正案权利。”
斯图尔特·里吉斯
此外，米德尔伯里学院受邀政治学教授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伦敦城市大学性别研究博士后劳拉・法瓦罗（Laura Favaro）、《纽约书评》前主编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等也都因其学术性的观点或编辑行为而遭受左派意识形态网暴。布鲁玛并且因此被迫辞职，甚至在他离职半年后因在《金融时报》发文《愤怒时代的编辑工作》，反思社交媒体民粹舆论扼杀多元观点而再次遭到左翼知识分子集体围攻，被指责为 “受害者心态、洗白施暴者”。
正如布鲁玛在后续受访时所总结的，美国知识界正在形成一种世俗清教式激进意识形态，只要在身份政治、#MeToo议题上稍有异议，就会被全网联合封杀，被电子社媒追讨，编辑、学者不敢刊发争议视角，舆论只剩单一的标准答案。
二、电子社媒促成了极化政治
进步主义意识形态在电子社媒上的这种说一不二地位确立后，政治领域的右翼保守思潮，虽然姗姗来迟，但也是毫不客气地迎头痛击。2016年美国大选，特朗普以冒犯政治正确、身份政治而第一次赢得大选；2024年，特朗普再次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从意识形态角度看，这可以被看成一次事件，而非两次事件。电子社媒促成极化政治的典型案例，就是特朗普的多次未遂遇刺，以及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福音派保守主义公共宣讲者查理・柯克（Charlie Kirk）遇刺身亡事件。
柯克坚持传统基督教两性生理性别观，批评校园强制非二元代词、激进跨性别政策；他也反对高校单一左翼舆论垄断，主张校园容纳保守派辩论；他认为应当坚守传统家庭、反无边界移民、批判觉醒文化（Wokeness），并且支持持枪权。查理・柯克18岁时即创立“美国转折点（TPUSA）”，进驻全美高校宣讲右翼立场，以其标志性口号“Prove Me Wrong”（请证明我错了），与左翼进步主义人士辩论，以此对抗校园左翼DEI、激进性别平权、进步主义叙事。
查理·柯克与特朗普。
2025年9月10日，柯克如其之前，进驻尤他谷大学公开辩论巡讲。台下3000 余名学生中有大量左翼学生，他们到场抗议、提问对峙。当巡讲进行到问答环节时，事后被证明长期浸淫激进左翼网络社群的22岁枪手泰勒・罗宾逊，在百米外高点远距离射击柯克，子弹击穿查理的颈部、撕裂颈动脉。柯克虽被急救送医，终因伤势过重身亡。
枪手泰勒・罗宾逊长期活跃于左翼论坛，线上长期宣泄仇恨，为了袭击柯克，他提前一周踩点、购置枪械弹药，是典型的意识形态预谋性暗杀。事发后，罗宾逊的父亲主动向警方举报，罗宾逊目前面临一级谋杀、死刑的指控。
遇刺前长达十多年，柯克一直遭受左翼意识形态的系统性网暴，他被电子社媒上的左翼部落定义为“仇恨者、白人至上、恐跨、反平权、散播有害言论”。柯克的大量演讲内容，被刻意抹去完整语境，断章取义的剪辑片段全网扩散。这些都促成了左翼人士对柯克形成有效否定的“刻板印象”。柯克由此常年遭受人肉曝光，其私人住址、家人信息也早暴露无遗，他并曾收到大量死亡威胁私信、邮件，专业安保长期随行。柯克在线上时，平台常态化限流、标记其内容为“有害误导信息”，支持他的许多保守派博主也被殃及，账号遭限流。
柯克因以大学为重点辩论对象，故长期遭校园社群围剿。全美数百所大学左翼学生组织联合请愿，要求校方禁止他入校演讲；在他举办辩论的活动场所提前组织线下围堵、高声打断宣讲、举侮辱性标语、冲场喧哗；甚至多次活动中收到炸弹、暴力袭击预警，活动场地被迫加设安检、封锁周边建筑。
此外，主流左翼媒体（MSNBC、《赫芬顿邮报》等）常年单方面批判，拒绝给他平等发声版面，采访只截取争议片段定罪。而在高校内部，柯克也屡遭院系、左翼教职工集体抵制，只要校方邀请查理演讲，立刻就发起联名抗议、威胁罢课、切断院系经费合作等。
柯克遇刺后，大量网民发布庆祝、嘲讽言论或泼污右翼人士刺杀柯克，制作地狱笑话，称枪手为“英雄”，公然宣称查理“死有余辜”。许多左媒评论模糊意识形态动机，将刺杀简单归因为“两党冲突”，回避激进网络舆论长期煽动仇恨的事实。
辩论中的查理·柯克。
保守派、福音派牧师则集体发声认为，柯克遇刺事件是长期取消文化、左翼意识形态网暴催生的极端暴力事件。
柯克遇刺事件虽看似更具政治性，但它其实与J·K·罗琳等社会名流、高校保守教授遭受的意识形态网暴同源同根同系统，只是将惯常的电子社媒网暴直接升级为谋杀了而已。柯克遇刺表明，在电子社媒网暴与线下谋杀之间，并无绝对不可逾越的鸿沟护城河。
令人更为忧虑的是，柯克遇刺事件，也引发了右派当权者效仿左派大搞取消文化，像左派一样严重威胁言论自由。极化政治，可谓莫此为甚。
三、文明的污染
与前述情形发生的同时，整个社会通过电子社媒重新架构社群，原本较为清晰的行业、学科、社会事务边界也因此被冲垮。这一现象伴随着技术的全球化，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现。
在电子社媒盛行之前，大部分行业各守自己的边界，行业或专业内的分歧通常也通过业内方式自行消化。电子社媒兴起之后，人们发现了诸多其他行业、学科以及自己本来并不熟悉的社会事务，也逐渐呈现在自己眼前。网民们发现，网上各种问题，无论自己懂或不懂，在网上随便敲几个字，就能参与讨论。有时候哪怕以专业标准衡量纯粹是胡说八道的言论，也能获得巨大的影响力，只要情感充沛、情绪饱满、能说会道，就可以获得广泛的关注。AI崛起后，通过AI幻觉，电子社媒大大地强化这一现象。
最先被冲垮的边界，是严肃媒体发表的专业新闻评论和网民们发布的新闻评论。公允地说，有许多未经严肃媒体过滤的新闻评论，本身就是专业人士发表的，因此，这部分的评论文字逐渐与专业机构的新闻评论并驾齐驱并不奇怪。但还有更多的评论文字既不系统，也不专业，但因为有激情，有煽动性，从而取代了严肃评论。
随着电子社媒的普及，权威新闻机构发布的严肃新闻和个人的自媒体发布的消息之间的边界，也逐渐被冲垮。虽然严肃媒体，尤其是一些具有极佳口碑的权威新闻机构发布的深度报道，通常不易被自媒体发布的碎片新闻取代，但许多时候，网民读者并不那么有兴趣阅读长篇的扎实报道，碎片新闻本身就成为电子社媒时代需求量巨大的残次品新闻。严肃新闻机构因此遭到了自媒体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由此，早在多年前，人们便已经惊呼，人类已经进入了后真相时代——权威真相可能已经不复存在。
除了新闻出版领域的边界日渐消失，行业边界也因电子社媒的普及而遭到侵蚀，内行的权威被外行或半内行的“二把刀”们解构。至少在电子社媒的冲击下，专业壁垒的神秘性逐渐丧失之后，专业性认知的知识密集性便逐渐降格，从而沦为泯然于电子社媒，与普通大众网民的一知半解混杂相处。这对于专业人士可能是一目了然的，但对于非专业的一般网民，就变得难以辨析。这在心理学、社会学等交叉学科，以及人文社科等自然科学含量低的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
行业、学科、专业等知识性领域的边界消失，在使得人们认知领域出现混乱的同时，也使得社会大众获取知识的途径变宽变广，电子社媒也极大地丰富了各个领域的知识库。只是它对人们辨析和选择知识的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电子社媒时代，知识民粹化的必然结果。
知识性领域边界的消失随着AI的崛起，更是变本加厉。使用过AI的人们都知道，当人们在搜索信息时，AI因其幻觉，出错频仍。资深的专业人士通常能够辨析AI信息的对错，但没有人是通才，当AI信息越出使用者辨析能力范围时，使用者不小心使用了错误的AI信息，就会带来整个信息流的混乱。由此，专业知识信息边界模糊的后果，就是滋生大量错误信息，而这些错误信息又再次通过AI使用者或信息搜索使用者再度回归整个信息流，继续制造二次三次乃至无穷次错误。文明世界变成了一个似乎从自己的呕吐物中汲取营养的巨型怪物，如镜花缘中的直肠国——吃下去的东西立刻拉出又重新被塞进嘴里，如此往复循环……
除了信息边界的模糊甚至消失之外，电子社媒还使得社会阶层发生了虚拟融合与虚拟分裂。比如，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镜像自贬症，其发生的原因之一，就是有些人在自媒体制造虚假的富豪感。这导致许多人误以为遍地都是一夜暴富的幸运者，而那些真实的幸运者也往往会误以为自己的幸运只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从而形成幸运者偏差。从而形成了阶层虚拟融合的假象。
不过，社会阶层虚拟融合的另一面，则是阶层固化感的加重，即那些遭受不公难以弥补、遭受劫难难以翻盘的人们，则会加深对自己处境的绝望感，同时也会加深对更高社会阶层的羡慕嫉妒甚至是仇恨感。这便是镜像自贬症的由来。电子社媒所虚化的社会阶层感，既可能是减弱甚至消解是等级感的，也可能是加重甚至是极化等级感的。
麦克卢汉还曾造过一个著名的术语，就是“地球村”。在电子社媒时代，至少在虚拟社区里，国界确实早已被冲垮。只要有email，拥有网络的任何两个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只要愿意，都可以相互交流。而五花八门的电子社媒自然是比email更为便利，至少电子信息这一块，早已没有国界。以前仅仅只能在重要人物之间才能打破的国界，现在普通人也跨越得轻而易举。
四、比例的消失
在超巨型信息量的轰炸之下，各种人群、各种生活，都在这些信息面前显得渺小、局促、无知、无能。这也是无数人在遭受超巨型信息量冲击时的可怜可悲处境。单个人类的心智在超巨型信息流中难以卓然自立已是一件显而易见之事，由此，在信息与结果之间终而丧失了任何比例。
恶行自然应当受惩罚，但受何种惩罚，惩罚到何种程度，在电子社媒兴起之前，有社会惯例和政府法律决定。有了电子社媒之后，社会惯例逐渐通过电子社媒形成了一种线上线下互动互推的惩罚机制，网暴的力度可以造成受害人社死，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彻底删除受害者的线下社交，彻底摧毁网暴对象的名誉。对待犯罪嫌疑人，电子社媒当然会早于司法部门就进行了网络审判，无论司法部门最后正式的调查结果是什么，在电子社媒的世界里，嫌犯都早已是十恶不赦的罪犯并且早已在电子社媒上被人格弃市。在电子社媒加持之下，在面对一个具体事件时，作为无名氏的网民们，他们的道德感往往惊人极端，完全符合大众心理学上常说的大众暴行形成机制
。
电子社媒不仅仅对涉嫌严重恶行者实施可能远超应当承受的惩罚性伤害，而是对一切事物和事务以及涉事当事人都可能形成某种潜在的网暴威胁，关键只看网民们的情绪点在哪里。网络世界里，并不存在节制和比例。
在电子社媒发达之前，一个在街上乱扔垃圾的人，也许最多只是遭目击者白眼而已——但这恰恰是符合其不文明行为后果的社会化处罚。但在电子社媒时代，此举若有视频为证，被人公开发布，那么后果就不好说——乱扔垃圾者既可能因为无人注意该视频而躲过网络谴责，也完全可能被人注意到而遭到网暴。如果此人是个网红、名流、公众人物，那几乎在劫难逃——它所要面对的不是网暴不网暴的问题，而是网暴的的规模和程度问题。哪怕是乱扔垃圾这么小的一件事，也可能招致山呼海啸般的网暴，遑论那些在全世界都会触犯刑律的恶行。
许多时候，在真相尚未完全呈现，或者是在真相完全相反的情况下，网暴已经在酝酿甚至已经迅速启动，当事人在风暴眼中既无法澄清，也无法逃避，尘埃落定时，被冤枉者已经身败名裂。
自从有互联网以来，网暴就成为了网络世界的常见现象，以智能手机为载体的电子社媒则多重严重地加剧了这一现象。电子社媒的迅捷、即时、无障碍，让网暴愈演愈烈，已经到了让人闻之色变的地步。
电子社媒不仅惩恶严重过度，扬善也是如此。电子社媒兴起之前，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得人称道的拾金不昧类普通善行，大概率不会有持续的赞美，也很难有聚集性的集中赞美。但电子社媒会带来爆炸性的聚集性赞美。这种情况有时会让某个并无特殊成就和才能的人突然一夜暴得大名，他们的事迹经过电子社媒发酵以后，当事人很可能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外面被陌生人认出来：“咦，你不就是那个捡10块钱还人家的某某某吗！”这听起来很搞笑，但事实就是如此。可见，电子社媒对人的踩踏和托举，都是毫无事迹对应和比例规则的，它对应的只是流量和流速，比例也取决于流量与流速。
许多时候同一个人会被超巨型的流量托举到巅峰，但用不了多久，他/她也可能会被这超巨型流量反噬踩到谷底。原因可能仅仅是因为伊被曝出一件以前的什么事，或者不小心说错一句话，或者甚至纯粹是因为之前的粉丝厌烦伊了。总之，那些之前莫名其妙成全伊的力量，正是现在同样莫名其妙摧残伊的力量。电子社媒创造的这个流量明星时代，即使永远星光灿烂，但并不存在常红不灭的固定明星。
这是一个没有节制的世界，一个完全丧失了比例的世界。这里没有北斗七星，也没有北极星，这里只有人造卫星，而且每天都在下流星雨。
结语：最后的挽歌
面对这一切，至少当前的人类束手无策。即使如海特等许多人都提出要用推迟孩子们使用智能手机的年龄来应对这一切，但这其实只是杯水车薪。电子社媒、智能手机、AI将给人类带来什么，人类将如何对付他们，现在还没有什么像样的思路。
世界踩着一块西瓜皮，正在高速滑向赫拉利所谓的已来的未来。
20世纪的英国诗人T. S.艾略特(T. S. Eliot)曾在其名诗《空心人》的结句里写道：
“This is the way the world ends（世界正是如此终了）”
“This is the way the world ends（世界正是如此终了）”
“This is the way the world ends（世界正是如此终了）”
“Not with a bang but a whimper（不是炸得惊天动地）”
“Not with a bang but a whimper（而是瘫得呜咽啜泣。）”
都说诗人是先知，艾略特似乎未卜先知到这个世界的未来会多么无聊：就连死也毫无轰烈，只有悄无声息的截瘫。海特在他的《焦虑的一代》里描写过这样一个场景：
“Z世代是孤独的一代。我们的友谊很虚浮，我们的爱情很脆弱。这些关系深受社交媒体的引导和牵制……你不难发现，大学校园里早没了社群的概念。当我走进上课的教室时，常常看到30多个学生一言不发地待着。教室里静悄悄的，每个人都刷着手机。没人敢发出声音，好像生怕被别人听到。环境越安静，我们就越疏离，自我认知和自信心的建立更是无从谈起。我对这种体验再熟悉不过，因为我是其中的亲历者。”
这似乎与艾略特的诗构成了某种遥远时空下的互文。我并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能力应付这一切，马克思曾在他和恩格斯合作的宣言里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终于不得不冷静地直面他真实的生活条件，以及他与同类的关系。”讽刺的是，马克思曾经预言即将随着各种烟消云散马上就灭亡的资本主义，似乎迄今活得风生水起、精神矍铄。哪怕是在这渺渺的云烟里，我们曾经熟悉的这个世界正在面目模糊地离我们越来越远，with a whimper。
更加讽刺的是，当人们的认知变得越来越混乱，社交变得越来越残缺，友情变得越来越稀薄，甚至连亲情和愛情都因电子社媒的鸠占鹊巢而开始塑料化空心化。日渐老去的人们却从小红书、抖音的电子社媒上欣喜地找到了记忆中的儿时点心，只要你能想到，你想吃什么都能从电子社媒上找到——别忘了，这个超巨型信息时代，什么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