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与政治——一个中国内陆地下教会的观察（下）

文 | Lance

编者按：

续昨日发布的《圣经与政治——一个中国内陆地下教会的观察（上）》，今日发布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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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属灵争战——网络话语建构

2020年的一场瘟疫，在2022年以更大的规模席卷了中国大陆，这一事件深远地影响了中国与世界。不仅中国经济的巨大创伤持续影响至今，长期的封控与监管，也巨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生活。我记得在2010年代，“网瘾”还是一个社会问题，但近几年激增的网民数量尤其是老年网友，使得网红经济变成当下的时兴热点，“电疗治网瘾”变成了一种快速遗忘的历史记忆。这一转变比世界最发达经济体还要快速迅猛，恐怕长期封控带来的，不论男女老幼的网络生活实践，才是近年来中国大陆网络市场激增的最大推手。教会历来注重实体团契。这一社会浪潮，对官方三自教会与地下教会产生的影响，差异巨大。

宗教管理的严格限制，使官方的三自教会只能在指定的宗教场所进行活动，包括网络在内的公共舆论场合严禁出现基督教内容。因而疫情的长期封控，对多数三自教会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打击。据我个人的观察，上海的国际礼拜堂在2020后，就多次长期处于关闭状态，甚至比一些大型人员密集活动还要严苛，因为它并不能产生多少经济效益，在官方严格的管控下首当其冲要进行禁止。而因为网络限制，三自教会还不能合法合规地展开网络活动，不过几年，信众和资源都产生了流失。我2019年在国际礼拜堂还能看到全外语的外籍专场礼拜，2023年后就几乎再未见到过了，甚至讲道水准和参会人数也发生了下滑。在国际礼拜堂通往室外公共卫生间道路的一处角落，静静地摆放着教会主要负责人支持抗疫的联名签名板，像是对那段痛苦历史记忆难以被提起的一个注脚。

但与之相对的，Z教会在这两年，却是另外一番景象。诚然，因为封控，许多人的生计受到了影响，教会的资金也减少了；但意外的是，因为取消了线下活动，教会本身的开支也没那么多了。而且，地下的非官方教会自然不会遵循官方的网络限制，虽然实体的聚会被禁止了，但网络的聚会却更加频繁、精致地举行起来。更有趣的是，因为大量的停工停课停市，多数人被困在自己的家中获得了闲暇，Z教会的活动反而激增了。更是有很多从未参加过实体聚会，或是很少参加实体聚会的信众乃至慕道者，开始频繁地参加网络聚会与学习。像我本人的一位友人，就从未参与过Z教会的日常活动，但却在ZOOM上多次观看A女士、B牧师的讲道内容，居然逐渐地产生了入教的想法。我本人更是在疫情期间，几乎每场不落地看完了Z教会的每次礼拜，并且加入了Z教会的线上学习小组，每天都有教会的事工分享各种学习资料与心得体会。并且，学习小组的成员都要打卡签到，非常类似党政官方的“青年大学习”与“学习强国”等线上学习模式。某种程度上来说，那种因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导致精神供给不足的主张论调，就在这种莫名其妙的诡异社会氛围中不自觉地实现了，只不过是人们在管控的压力下不得以对世俗生活按下了暂停键。

事实上，早在2020年之前，很多地下教会就已经在网络上开展活动，不仅包括宗教方面的宣讲，很多线上媒体号也对社会热点问题，就像美国的教会同行们那样，给出自己或多或少带有基督教神学色彩的解释。我就是在2015年的网络上知晓了四川秋雨教会的王怡牧师，他的两篇反对神学自由主义的文章让我印象深刻。我印象中最后一篇关于《路得记》的解读，呼吁中国应有像圣经中的波阿斯那样，让“仁慈有信仰”的富人投身社会实践。这种能让全能国家体制嗅到危险信号的网络影响力，恐怕是比所谓“煽动颠覆”更能让他遭到官方打击的直接原因——一直以来，国家对民间资本与非官方知识、信仰的结合，都是严防死守。

在2019年对秋雨教会的重拳出击之先，党政官方已经开始逐步加大对地下教会的打击，这事实上与网络时代地下教会迅速扩大影响力不无关系。就像前文我提及的，早在2010年代，中国的地下教会就能获得海外的各种出版物，从图书到影像不一而足。基于公益传播的愿望，多数教会和信众都会无偿地在网络上扩散这些内容。例如知名牧师唐崇荣、林慈信的讲道，关于中国教会情况的纪录片，美国制作的主题电影等。这些丰富又真实的影像内容，远比官方三自教会干瘪的文本出版物更能吸引现代人的注意力。而且因为不受到官方的管控，在内容上地下教会可以放胆对历史和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解释，这对那些已经对官方宣传产生怀疑的受众们无疑提供了另一种认识体系。

在这信息时代的浪潮中，很多独具中国特殊性的观点主张也蔓延开来了，如中国在圣经与上帝眼中的地位如何，中国基督徒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等等。这其中非常有意思的一种假说，就是社会主义中国即是《启示录》中所描述的“大红龙”，是敌基督的象征，而“基督的灯台”现在转移到了美利坚合众国，尤其是被众多基督教保守派所背书的特朗普总统，他是现在“合神心意的仆人”，传言他与共和党幕僚的虔诚祷告，甚至改变了飓风的运转轨道；而那次未遂的暗杀，更是“上帝对他投出的一票”。对特朗普的支持在中国的地下教会中相当普遍，B牧师据我所知就是一名坚定的“川粉”。他们主要看重的是特朗普的保守主义姿态，认为西方过度的进步主义与政治正确，也是一种“在地上建立理想国”的人为傲慢。至于高关税与外交上的争议举措，在他们看来并不如反对堕胎和变性更为紧要。不过，多数人并不认为美国能通过世俗力量“解放”中国的基督教，重点仍在中国的基督教会自身。

随着近年来对网络的进一步收紧，地下教会在网络上的空间与影响力也大不如前了。许多线上学习群是封了又禁，长此以往部分信众也担心自己受到影响，尤其是那些刚接触地下教会的新皈依者与慕道友，他们并未真切体会过以往地下教会的艰难隐蔽。另一方面，传播方式的变化，虽然扩大了教会的受众，也带来了精神生活方式的转变。B牧师就不止一次在公开的礼拜讲道上批评过，许多信众已经习惯了“网络聚会”的懒惰，减少了线下聚会，但人与人实体聚会的“真正属灵交通”，网络是很难取代的。

不过总体而言，相较于很多三自教会的历史性阵痛，Z教会得益于线上网络，不但活动没有受到多少影响，时间进一步解放出来的教会事工们，也强化了教会自身的组织与活动。据我所知，这几年来Z教会不仅已成为该省地下教会系统的一个中心，更是与一个全国性的地下教会网络取得了协商，成为了该教会网络的本省分部，而B牧师更是获得了全省负责人的资格。这个地下教会网络，暂且称为X总会，其分部和成员遍布中国大陆，单Z教会所在省份就辐射千人以上，相邻省份据说更是发展兴旺，而这还远不及发展更为成熟的沿海省份。这就意味着X总会可能是一个数万人的庞大全国性组织，并拥有类似政党一般的严密组织网络。我曾翻阅过X总会的内部章程与Z教会的协商版，基本是效仿了欧美成熟的新教体系，可以看出他们也是有对标世界先进体系的雄心。

但出乎意料的是，近两年来，Z教会遭受了沉重打击。而主要造成这一切的，并非是官方不断强化的打压，而是内部爆发的政治斗争。正如前文所说的，真挚的热忱，有时也意味着矛盾不再被刻意掩盖后，浮于水面的激烈化。

4 权利的游戏——内部政治斗争

有位党史工作者曾经说过，中国的老百姓缺乏公共场合的表现机会。很多人一生中唯二的登台发言，不是自己结婚，就是出席子女的婚姻，当然也有可能包括父母的葬礼。这位专家的意见，最后落脚点在于是要提升红色场馆的参与度，来调动一般民众的党史热情。不过他可能并未意识到的是，他的诚恳发言讽刺性地揭穿了“全过程民主”的宣传把戏。

对于国家管理公职人员以外的一般民众而言，多数对于政治的概念几乎全部来自义务教育教材的灌输，外加主旋律媒体的宣传。所谓的人民民主政治，制度是如何运作，甚至自己的神圣一票投给了谁，全无印象，面临危机的第一反应仍是求助“青天大老爷”为民做主。很多公职人员事实上也对政治全无概念，毕竟他们多数只是公共行政的执行机器。更离谱的是，很多社会科学的学生，甚至政治学的学生，也对政治概念麻木不仁，毕竟这些理论并不能直接换算为工作敲门砖的文凭。我曾参与过一次对于政府官员走访问题的学术研讨，多数学生都认为信访走访制度是个好事，只要解决一些实践暴露出的问题。他们很难理解我对于这种制度传统本身的愤慨，因为在我看来，这种钦差大臣式的官老爷作派，只会进一步将公民退化为坐等救济的政治巨婴。

所以对于地下教会的信众们而言，采取长老会制度，并将任何重要事务提交至全体信众大会的Z教会，使他们头一次地获得了“当家做主”的政治参与感。中国大陆普遍的政治知识贫困，导致很多人分不清最基本的“权力”与“权利”，“权力的游戏”在中文互联网上常被误写为“权利的游戏”。对于Z教会的信众们而言，他们是第一次参与到“权利的游戏”，哪怕有些人过去曾或多或少地掌握一些部门的权力。但对多数人而言，主动行使并保护自己的政治权利，这在他们生涯中是头一遭。他们就像是参与模仿大人世界游戏的孩童一样，既充满了质朴与热忱，也对自己的兴奋感缺乏理解与考量。

2024年，B牧师在Z教会遭遇了严重危机。主要指责是，他的讲道内容，涉嫌抄袭其他牧师的网络公开资源——知识产权意识，近年来在中国大陆也日益得到公认。质疑者公开地在教会微信群中提出反对意见，并在教会的大会上发起了对B牧师管理地位的不信任投票。B牧师提出了一些辩解，A女士和不少信众也为其进行声援，呼吁各位信众慎重决定，但最终结果仍取决于信众大会投票、长老会协商和X总会的多方机制作用。最后，B牧师被暂停了讲道，X总会也展开了进一步的调查，而Z教会总管理者的归属，将由2025年的信众大会民主选举决定。

紧接着2025年，作为B牧师的声援者，A女士的讲道资格也被受到了波及。起先还是关于女性是否能够讲道的传统辩论，近年来新入教会的E女士，认为既然A女士能讲那她也可以，她的神学学识和热忱并不亚于他人。但E女士在教会活动中暴露出对于贫困群体的一些歧视，这引起了A女士的不快。而这一点，又间接影响了对E女士讲道资格的审核。自此E，女士极为不满，称A女士为“长老背后的长老”，是她的影响力导致教会长老和信众对她的讲道资格审核投了反对意见。E女士并未善罢甘休，而是借助了网络力量，邀请了某著名网红牧师为背书，声讨Z教会的A女士，在神学上犯了“神秘主义错误”——这主要是因为A女士在讲道中，经常提及圣灵对于人现实的影响，提醒“信众要警醒不可被邪灵迷惑”。这本是一种神学观点并无可厚非，但在普及科学理性义务教育的中国大陆就显得有些过于神秘化。尤其是既要与三自教会分道扬镳，又要和异端邪说划清界限的地下教会而言，自己的神学体系严密理性，常常是一种对外树立吸引力的标榜。这场风波不仅导致了A女士的讲道资格也被一并取消，不得不面对信众大会的不断质询，而且X总会也再一次派出了调查团队，来搞清楚Z教会最近为何事故频发。

据一些信众所说，C长老是这次风波的幕后推手。C长老不满于B牧师取代他成为X总会该省的最高负责人，而他作为最有力的捐赠者却只能屈于“参议员”一般的地位。他想要像本省C市的E长老那样，成为Z教会和X总会全省说一不二的双重话事人。这个传言我因最近并未直接接触，难辨真伪，虽然A女士似乎也听信了这一说法，与C长老愈发保持距离。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近些年来经济的愈发不景气，C长老的产业受到了巨大影响。一方面，他感到自己的付出并未得到与之相对应的回报，也是情理之中。另一方面，作为更加务实的派系，他与三自教会的分歧主要在社会伦理的宽容与保守程度上，他事实上并不反对受到政府的管控。更或许三自教会这种能在阳光下行走的官方许可，更能符合他的世俗利益关系。

不论如何，不出意外地C长老获得了Z教会的主管权，随之而来的就是对于教会的改造。更多“接地气”也就是更符合日常大众规范的活动，如唱歌、聚餐和心灵抚慰等，取代了原先紧张的培训与学习风气，而另一方面在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下，据说C长老也开始与官方进行接触协商，试图获得合法身份。但支持B牧师的教会信众坚决反对这些改变，随后事实上的分裂就产生了，虽然教会仍在表面维系，但双方都已“老死不相往来”，支持者只出席各自支持的牧师长老讲道聚会。这场风波的进一步发酵，导致本省的一些其他地下教会，也对Z教会的领导地位产生了质疑：同城的另一处X总会下的地下教会，即宣称通过公众表决，脱离X总会的系统，同时拒绝Z教会的牧师前来讲道。

雪上加霜的是，在这内部斗争日益激烈的时刻，官方的重拳出击又一次精准地砸向了Z教会所在的城市。X总会本市所属的一个分会，基本由Z教会近年来扶持发展而兴起。该分会的场所遭到查封，人员遭到追查，几乎受到毁灭性的打击，短期内难以再组织任何宗教活动。而Z教会与官方的协商也并未获得理想的结果，教会所用的居民楼被通知是非法违建，面临着巨额罚款或是没收场所的危机。有信众就因此宣称，官方的打压，事实上是内部斗争外溢化的结果，言下之意是有人不甘于内部斗争向外告发泄密。

国家不幸诗家幸，对于Z教会的绝大多数信众而言，近两年或许是非常灰暗的一段日子。但我在旁观这一切的时候，心里始终有一种复杂的感受难以消散。

事后再看这场风波的来龙去脉，那些神学争端——讲道抄袭也好，女性是否能站讲台也好——似乎不过是权力博弈披上的外衣。C长老以最大金主之身屈居人下，B牧师与A女士的核心轴心挡住了他的路，“出资者要话语权”的逻辑，与世俗组织里的权力冲突并无二致。神学语言在这里扮演的，更接近政治修辞的角色，而非真正的信仰分歧。这并不是说这些人虚伪——恰恰相反，正因为每个人都真诚地相信自己站在正确的一边，这场斗争才打得如此惨烈。

但我更无法忽视的，是这场斗争本身所印证的另一件事。信众大会、不信任投票、多方机制制衡——这些在Z教会里真实发生过。对于多数信众而言，这是他们生平第一次真正参与“权利的游戏”，而非只是在选票上画个圈、在签名册上摁个手印。然而也正因为是第一次，谣言与传言左右了判断，个人情感绑架了集体决策，外部网红被引入背书造势，内部矛盾最终外溢为向官方的泄密举报。这些，几乎是缺乏政治训练的人，在初次尝试自治时必然会踩进去的坑。我没有资格苛责他们，因为这种训练在中国大陆，从来就没有发生过。

以政治学的视角来看，这个组织几乎以一种微观模型的形式，展现了公民自治的活力与困境。组织越真诚，裂痕就越真实；热忱越充沛，内耗就越惨烈。一个在外部高压下尚能维系的共同体，往往在内部的权力分配与利益计算面前不堪一击。这不是Z教会特有的失败，而几乎是一切缺乏成熟政治文化土壤的自治尝试，都难以绕开的宿命。但我仍然觉得，信众们的政治意识已然被激活，这件事本身不会白费。中国大陆各种名义上的“基层自治”，最终多沦为政府机构提供服务的门面，回避问题日益成为主旋律；而在Z教会这一特定的微观政治环境中，问题被真实地暴露出来了，争议被真实地吵过了，这已经是一种珍贵的经验。将来很可能在某个时刻，这些经历过自治阵痛的人，会比从未有过这种经历的人，走得更远一些。

最后，曾经有许多友人问我，为何还要留在中国，明明已经看到危机在不断酝酿发酵，而你也并不被这片土地所欢迎。同样的问题我也问过A女士，地下教会的世界性背书能确保出国途径的安全，教会有很多人通过对外联系的途径前往了国外，包括她的学生与好友。但她已做好了殉道的准备，她说上帝让她降生在中国内陆，去开拓教会，就是要在黑暗中做明亮的灯台，为后来人照明道路，她也相信上帝会顾念她的付出不致白费。但愿黑夜已深，白昼将近，就像开头所引用的那段话，这段文字能够在阳光下为这段历史记忆，做一个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