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会走向何方？ 从“嵌入式新自由主义”到欧尔班体制，再到2026年大选
文 | 周天羽
编者按：
正如作者所说，明天，2026年4月12日，匈牙利将举行新一届国民议会选举，这很可能是欧洲今年最重要的一场投票之一。
在过去，中文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讨论匈牙利时，最常见的框架有三种：一是把欧尔班作为”对抗西方自由主义霸权”的正面案例，侧重其文化叙事和与多元欧洲的对抗；二是把他作为民粹威权主义的警示案例，侧重制度侵蚀和民主倒退；三是把他看成是全世界保守主义同盟中的一员，侧重其与普京或川普运动的相互应和。
本文的不同在于，它试图在这三种框架之外，用政治经济学的结构性视角追问”核心问题是：欧尔班这套体制到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能撑这么久，以及它现在为什么开始出问题。”。最后文章的判断是：这次选举的真正悬念，不只是欧尔班输不输，而是就算他输了，匈牙利能不能真正走出这条路——还是换个人继续沿着同样的逻辑走下去。
为了方便理解起见，我们对本文中的一些概念、人物做了一些注解，放在文后。
2026年4月12日，匈牙利将举行新一届国民议会选举。这很可能是欧洲今年最重要的一场投票之一。对于支持者来说，这是维克托·欧尔班1能否继续代表“主权匈牙利”抵抗布鲁塞尔的关键一战；对于反对者来说，这是一场关于匈牙利是否还能摆脱“十六年欧尔班时代”的全民公投。现在的主要对决已经非常清楚：执政的 Fidesz–KDNP 2与彼得·马扎尔3领导的 Tisza 4党正面交锋，而多家独立民调都显示，Tisza 目前在全国支持度上已经领先，只是 Fidesz 仍握有制度、组织与资源上的显著优势。换句话说，匈牙利今天真正的不确定性，不是反对派有没有社会支持，而是这种支持能否在一个高度不对称的竞争场地上转化为政权更替。
如果只把这场选举理解为“欧尔班还能不能继续当总理”，问题就说浅了。真正值得追问的是：欧尔班体制究竟是什么？它从哪里来？它为什么会在匈牙利出现？而这次选举，又在检验什么？
要回答这些问题，不能只从2010年讲起，更不能只从欧尔班本人的政治技巧讲起。必须先回到欧尔班之前的匈牙利，回到那套在苏东剧变中诞生、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塑造了匈牙利命运的政治经济秩序。对这套秩序，最准确的概括，是一个卡尔·波兰尼式5的术语：嵌入式新自由主义6。
正如这一术语本身所揭示的——毕竟，在波兰尼笔下，经济自由主义的冲动与将市场重新嵌入社会的冲动，本就是长期对峙的——这套模式从一开始就带着强烈的内在张力。以匈牙利为代表的维谢格拉德国家7，一方面依靠外国资本主导的再工业化，将自己嵌入欧洲复杂制造业链条，带动经济增长；为此，它们需要慷慨的投资激励、基础设施投入、低资本税负，以及对跨国公司的持续开放。另一方面，它们又保留了相对慷慨的社会保护体系，其渊源甚至可以追溯到远早于共产主义的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用以吸纳转型冲击、维持民主合法性与社会和平。同时追求这两项目标——而且这两项目标既昂贵又彼此冲突——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异常困难，而这一点在匈牙利尤为突出。
因此，匈牙利的问题从来就不只是“福利太多”或“市场化不够”。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这套体制试图用一个由极少数人构成的、狭窄而脆弱的税基，同时支撑外资导向的增长战略与社会补偿型支出。福利支出与默认式的不缴费在转型初期确实帮助压住了社会抗议和政治激进化，但久而久之，“大预算”与“大灰色经济”并存，反而形成恶性循环：越多人逃税逃保，越加重守法劳动者和企业的负担，进而诱发更多人退出缴费体系。
更重要的是，这套模式缺乏稳定的社会伙伴机制来吸收矛盾。早期的准社团主义8安排逐渐萎缩后，没有稳固的三方协调框架来调和工业政策、社会福利和宏观稳定之间的冲突，最后只能由选举政治和民主竞争来硬撑这套始终在市场化、社会整合与民主合法性之间寻找妥协、却在制度上协调不良的体制。政党都知道必须维持社会福利、吸引外资、稳住增长、争取欧盟整合，但又都身处短期选举压力之下。结果便是，各党争夺的并不是不同的发展路线，而是谁更有能力在不付出明显代价的前提下，同时满足这些彼此冲突的期待。于是，财政过度支出、短期补偿、政策延期与政治互相否决，逐渐成了制度性的惯性。这种从上而下的补偿所动员出来的同意，始终是部分的、易失的；选民最终学会了用投票惩罚执政者。直到2006年，匈牙利才第一次让社会党—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连续执政第二届，这本身就说明这种秩序从未真正稳固。
在匈牙利，外资导向的增长还叠加了另一个特殊问题：高度依赖出口、私有化与外部融资。匈牙利是维谢格拉德国家中外国主导积累战略的先行者，而这一战略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卡达尔时代9积累下来的巨额外债。为了偿还外债，布达佩斯历届政府都高度依赖硬通货收入，而这又主要只能来自出口和面向外资的私有化。问题在于，到2000年代初，私有化收益逐渐枯竭，吸引新投资又因区域竞争加剧和全球产业重组而越来越困难。也就是说，这套模式赖以为生的物质基础，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就已经开始变薄。
匈牙利政治在2000年代初的走势，正是在这种结构性压力下展开的。2002年上台的社会党—自由民主党政府试图通过福利扩张稳住社会，但这又迅速恶化了财政赤字。紧接着，政府又通过家庭和个人借贷，把一部分压力从国家转移到私人身上。这一过程常被称为“私人化的凯恩斯主义”10：外资银行大量提供外币贷款，尤其是瑞士法郎贷款，使工资停滞、生活不稳的家庭仍能通过债务维持消费与住房需求，看上去像是一种“人人受益”的安排，实际上却只是把制度矛盾继续往后拖。2008年危机到来时，这种安排连同整个嵌入式新自由主义模式一起暴露出其脆弱性：问题并不在于某个环节意外失手，而在于整套体制本就建立在越来越难以持续的张力之上。
从这个角度看，欧尔班并不是从天而降的“秩序破坏者”。他首先就是这套秩序的内部参与者。1998—2002年的第一届欧尔班政府虽然试图扶植“小企业主”和“中产阶级化”，通过住房补贴和家庭税收减免来塑造自己的社会基础，但与此同时，它仍然高度重视全球经济整合，继续延续对跨国资本的正向歧视。即使推出了“塞切尼计划”11，第一届欧尔班政府整体上也没有脱离嵌入式新自由主义，而只是其内部的一种右翼版本。也正因为如此，欧尔班后来并不是“突然背叛旧体制”，而是在旧体制危机深化之后，把其中若干原本分散的逻辑——对民族资本的渴望、对社会补偿的不满、对民主竞争低效率的厌倦——更加集中、更加激进地政治化了。
如果说嵌入式新自由主义解释了欧尔班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关于2010年之后的欧尔班体制本身，最抓人、也最容易让人理解的说法，便是“黑手党国家”12。这一概念的根本特征，是以国家垄断暴力为后盾，“现代教父”总理的政治权力集中，与“被收养的政治家族”的财富扩张同步发生。
这个概念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抓住了欧尔班体制最显眼的一面：在律师天团的协助下，法律不再是约束统治者的框架，而越来越像统治者管理社会的工具。2010年青民盟以三分之二多数控制议会后，欧尔班并不是简单利用既有制度，而是着手系统性地重写制度本身。2011年，青民盟主导通过新的《基本法》；在此之前，继承自旧共和国的宪制框架已经被连续修订，而在《基本法》生效之后，政府又在第一个任期内多次修宪。每当宪法法院构成障碍，执政者就通过新的宪法修正案把障碍本身移开。宪法法院对预算和税法的审查权被削弱，最高法院被终止并撤换院长，国家司法办公室取得了对法院系统更强的行政控制；与此同时，从媒体法到选举法，再到若干需要三分之二多数才能逆转的关键法律，整套制度环境都被重写。这是一场以宪法手段完成的“合宪政变（constitutional coup）”13：在宪法和法律的外观之下，权力分立被“看似保留、实则掏空”，执政党得以在形式合法性的保护伞下逐步改变国家体制的性质，也正因此获得了可以连续执政十六年的制度基础。于是，“rule of law 被 law of rule 取代”：法律条文还在，程序外观还在，选举也还在，但决定社会未来的关键选择越来越在正式制度之外做出，再由议会、政府、税务机关、检察系统和公共媒体加以登记、执行与包装。
从解释“为什么欧尔班如此难以被击败”的角度说，黑手党国家理论也非常有用。它让人看到，匈牙利的核心问题不只是执政党支持率高不高，而是围绕执政党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资源—信息—法律—媒体的庇护网络。只要这张网仍在，即便反对派在社会支持上领先，也未必意味着它能够顺利接管国家。ODIHR（民主制度与人权办公室，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下设选举监督机构） 对竞选环境不平等的担忧，恰恰可以与这个理论视角互相印证：匈牙利之所以难以简单地回到“正常轮替政治”，不只是因为欧尔班个人的超凡魅力，更是因为规则、资源与忠诚网络早已深度纠缠。
但黑手党国家理论的局限也同样明显。它长于描绘政治家族如何把俘获的国家打造成一台以法谋利、按忠诚分配的机器，却较少追问：为什么这种机器偏偏会在匈牙利长出来？它与外资主导的再工业化、脆弱税基、依附性增长、本土资本薄弱、民主竞争超负荷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换句话说，这一视角看见了庇护链、私人化和家族化，却没有充分解释这套体制的政治经济根基。
也正因此，必须进一步进入关于欧尔班体制的第二种理论框架：威权新自由主义14。这一理论强调，欧尔班虽然高举主权主义、民族主义、反布鲁塞尔和反自由派的旗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真的突破了资本主义的纪律秩序。其最标志性的论据是，2010年后的匈牙利并没有告别平衡预算、单一税、逆进性社会政策、工作福利化以及对资本积累条件的维护；相反，它把这些东西与更铁腕的国家强制、更浓厚的民族主义和更赤裸的种族化动员重新铰接在了一起。就这一点而言，威权新自由主义确实抓住了欧尔班体制的重要连续性。
这一理论视角还强调，欧盟之所以一方面不断批评欧尔班的“非自由主义政治”，另一方面又迟迟没有采取真正决定性的经济反制，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从财政纪律和资本信心的角度看，欧尔班治下的匈牙利恰恰堪称“模范生”。债务下降、赤字受控、通胀压低，马斯特里赫特标准得到遵守；在教育、医疗和社会政策领域，国家支出被长期压缩，失业者和最脆弱群体承受了主要代价。也就是说，欧尔班并不是在建立某种反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而是在用更刚硬的政治外壳来维护一种仍然高度资本主义化的积累秩序。
这就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声称“西方资本主义乃至西方文明已然失败”的欧尔班，会延续部分新自由主义逻辑？这似乎并非自相矛盾，而是他的政治经济目标要求他这样做。首先，匈牙利作为欧盟内部的小型开放经济体，根本没有自给自足的空间。它深嵌于欧洲市场、外资网络和跨国资本流动之中，不可能真的扔掉预算约束、资本信心和宏观稳定。其次，欧尔班自己早就清楚地表达过，他想要的从来不是取消市场，而是重写市场中的赢家结构。欧尔班在1994年的访谈里便指出：他主张物色“八到十个将成为匈牙利大资本家的人”，通过银行关系、私人关系和招标机会去扶植他们，接下来“让市场逻辑处理剩下的一切”。这段话几乎可以视为后来欧尔班经济政策的预演：市场不是要被废除，而是要在国家的帮助下，把优势系统性地输送给“我们的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欧尔班保留部分新自由主义工具，并不是违背其目标，而是服务其目标：它们既维持了资本积累和财政纪律，也帮助他塑造了更紧密的上中产—民族资本联盟。威权新自由主义在这里确实有启发性：它告诉我们，国家回归并不等于平等主义回归，民族主义也不等于摆脱资本主义纪律秩序。
但这个概念的问题也恰恰在这里。不能因为一个政权打压民主制衡、弱化劳工力量、维持资本积累、用民族主义包装不平等秩序，就把整个体制定性为新自由主义。欧尔班公开宣称的效仿对象，中国、土耳其、俄罗斯，似乎都长期使用类似手段。那么，这些究竟是“新自由主义的本质”，还是只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或者说威权发展主义国家——在危机中常用的治理手段？它专注于说明欧尔班没有超越什么，却不够说明欧尔班究竟创造了什么。
这时，最有解释力的概念就出现了：累积性国家15。在我看来，这也是三种理论中最深刻的一种。这个框架将欧尔班体制理解为一种新的国家形态：国家主动重组资本积累的机会、方向和受益者，尤其是把民族资产阶级纳入新的统治联盟之中。2010年后的国家并没有成长为发展型国家，而是变成了“累积性国家”：它以加速资本积累为核心，以制度威权主义和民粹动员来管理由此产生的社会冲突。
累积性国家之所以比前两个概念更强，是因为它同时解释了欧尔班政权的动因、结构与局限。它尤为强调推动欧尔班重新上台的社会基础，不只是“文化保守主义”，更是本土民族资产阶级的反扑，以及它与跨国资本之间形成的新妥协。这里尤其要看到，民族资产阶级的不满并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反弹，而是对前一阶段发展模式中自身位置的强烈挫败感。嵌入式新自由主义虽然带来了再工业化和出口增长，但最具生产率、最能出口、最深嵌欧洲价值链的部门，基本都掌握在跨国资本手中：到2010年前后，制造业总产值中约三分之二来自外资企业，而计算机、电子、汽车和机械等技术密集部门中，外资份额甚至超过80%；相较之下，本土资本主要保留在建筑、交通、旅游、房地产、农业等领域。
换句话说，民族资产阶级并不是单纯反感“自由主义”或“欧洲化”，而是越来越无法接受这样一种局面：匈牙利明明遵从了市场化、开放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处方，结果却仍然长期停留在世界体系的依附位置，本土资本只能在次级部门、保护部门里寻找生存空间，而最主要的利润、技术、出口能力和制度性偏爱都向跨国资本倾斜。
欧尔班对这批资本的吸引力，恰恰在于他承诺的不只是民族修辞和保守价值，而是通过公共采购、产权行动、定向补贴和政策合作，把“谁有资格成为匈牙利资本主义的赢家”这件事重新改写。2010年后，国家一方面通过这些手段大幅增强了本土资本的积累能力；另一方面，它并没有与跨国资本决裂，而是在税制、劳动制度、货币政策和宏观纪律上继续让其受益。9%的企业税、15%的个人平税、低技能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工会权利的削弱、严格执行的紧缩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几乎使整个商业阶层都获益，只是在公共采购和政治保护上，“作为自己人的资本家”获得了更直接的偏爱。
这也解释了另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欧尔班想摆脱依附，却反而使匈牙利看起来更低端、更边缘？问题并不在于他根本不想扶植民族资本；问题在于，他选择的是一条忠诚资本优先、短期积累优先的路径，而不是发展型国家那条以教育、技术、创新和规则型官僚体系为核心的升级路径。其证据相当尖锐：2010年后，匈牙利高等教育入学率从2009年的65%跌到2017年的48.5%；教育质量、知识密集度、研发环境与创新能力都明显下滑；本土中小企业内部创新比例下降；创新型企业占比下降；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反而从2010年的2.96倍扩大到2015年的3.14倍。更关键的是，国家对民族资本的扶持，更多流向农业、建筑、银行等劳动密集、低技术、短周期收益更高的部门，而不是高附加值升级所需的长期能力建设。
因此，匈牙利的困境并不是欧尔班的“无心之失”，也不是其“故意把国家做低端”。更准确地说，他是为了快速制造一批忠诚且可控的本土资本家，主动压低了那些真正可能推动升级的制度条件：独立官僚、教育投资、科研机构、创新支持、工会力量和普遍主义社会政策。这样的选择当然能够在短期内加速财富制造、巩固统治联盟，却也几乎注定会让匈牙利更深地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附加值装配位置。欧尔班想摆脱依附，但他选择的摆脱方式，本身又复制并加深了新的依附。
这也正是为什么，累积性国家的“失败”很可能是今天青民盟民调落后的深层原因之一。这里当然需要谨慎：欧尔班支持度下滑，不会只有一个原因。腐败争议、欧盟资金冻结、对俄关系、政治疲劳、代际更替、彼得·马扎尔作为“体制内反叛者”的特殊吸引力，都很重要。路透与美联社最近的报道显示，Tisza 的崛起不仅来自反腐议题，还来自低工资、高物价、教育恶化、住房机会不足，以及年轻选民对未来前景的失望。
但如果把这些表层议题继续往下追，它们其实高度符合累积性国家的后果：公共服务衰败、教育下滑、青年外流、创新不足、社会流动停滞、对上层有利的再分配，以及“民族升级”承诺迟迟无法兑现。黑手党国家与威权新自由主义都从不同角度指出，欧尔班时期大规模削减社会支出、压缩教育与医疗、以高增值税和社会服务恶化来为统治需求筹资；累积性国家则进一步说明，这种积累方式不仅不利于长期升级，反而在发展上制造了死胡同。青民盟今天的困境，很可能并不主要来自抽象的“自由民主价值”争论，而更来自这种体制长期运行后暴露出的社会经济后果。
放到这次大选里看，三种理论其实对应着三个不同问题：黑手党国家让人追问，旧网络会不会允许民意真正转化为权力交接；威权新自由主义提醒我们，即便欧尔班下台，匈牙利也未必立刻走出民族主义化的资本主义纪律秩序，Tisza 更像一个亲欧、反腐、制度修复型的中右翼替代方案，而不是一个准备重建社会民主、重塑劳资关系并大幅扩张普遍福利的力量；而累积性国家则揭示出更深的悬念：支撑欧尔班体制的那套积累联盟，是否已经开始松动。若青年不再相信“民族升级”的承诺，中产厌倦公共服务崩坏与腐败，企业界也越来越不满于欧盟资金冻结和低端锁定，那么今天的民调变化就不只是选举波动，而是这套政体的政治经济逻辑开始遭遇反噬。
归根结底，欧尔班体制既不能简单还原为“黑手党国家”，也不能仅仅归结为“威权新自由主义”。前者过于强调其家族化、庇护化和戏剧性的统治风格，后者则过于强调其与既有资本主义纪律秩序的连续性。真正更深的解释，恐怕还是累积性国家：它说明了欧尔班为什么会在匈牙利出现，为什么他既要扶植民族资本、又不得不继续讨好跨国资本，为什么他想摆脱依附却反而复制了新的依附，也说明了为什么今天这场选举会变得如此重要。
因为这场选举真正决定的，不只是欧尔班会不会输，而是匈牙利是否还要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一边高唱主权和民族复兴，一边把国家推向更低技术、更弱能力建设、更强忠诚分配的半边缘资本主义。
如果说2010年，欧尔班为旧的嵌入式新自由主义危机提供了一种回答；那么2026年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在欧尔班之后，匈牙利是否还能提出一种不同的答案。
参考文献
Scheiring, G. (2020). The retreat of liberal democracy: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 and the accumulative state in Hungar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Scheiring, G. (2021). Dependent development and authoritarian state capitalism: Democratic backsliding and the rise of the accumulative state in Hungary. Geoforum, 124, 267-278.
Magyar, B. (2016). Post-communist mafia state: The case of Hungary. Budapest: CEU Press.
Bohle, D., & Greskovits, B. (2012). Capitalist diversity on Europe’s peripher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Fabry, A. (201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ngary.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匈牙利政治人物，青年民主党（Fidesz）创始人及长期领袖。1998–2002年首次出任总理，2010年后再次执政至今。以“非自由民主主义”（illiberal democracy）理论闻名，主张建立“基督教民主”的主权国家秩序，被视为欧洲民粹民族主义政治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匈牙利执政联盟。Fidesz（青民盟）成立于1988年，最初为自由派青年运动，1990年代中期转型为右翼民族保守主义政党。KDNP（基督教民主人民党）为长期盟友，两党自2010年以来共同执政并持续维持议会三分之二多数席位。
匈牙利反对派政治人物，Tisza党（匈牙利尊严与自由党）领袖。前妻为欧尔班政府前司法部长瓦尔加·朱迪特（Varga Judit），因此被视为“体制内反叛者”。2024年起迅速崛起，凭借反腐议题和对教育、医疗问题的关注获得大量支持。
马扎尔于2024年创立的反对党，党名取自匈牙利重要河流蒂萨河（Tisza），寓意“清洁”与“流动”。政治立场为中右翼、亲欧盟、反腐败，在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获约30%选票，成为匈牙利最大反对党。
匈牙利裔经济史学家与社会理论家，代表作为1944年出版的《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他提出“双重运动”（double movement）理论：自由市场的扩张会激起社会的自我保护反应，市场经济内嵌于社会关系而非独立于其外。其思想对比较政治经济学影响深远，被本文作者用作分析匈牙利发展模式内在张力的理论资源。
政治经济学概念，主要由学者多罗西·博勒（Dorothee Bohle）与贝拉·格雷斯科维茨（Béla Greskovits）在其2012年著作《欧洲外围的资本主义多样性》（Capitalist Diversity on Europe’s Periphery）中系统提出，用以描述中东欧维谢格拉德国家的发展模式：在吸引外资、融入全球市场的同时，保留一定程度的社会保护体系，以维持民主合法性与政治稳定。该概念在理论上借鉴了卡尔·波兰尼关于市场“嵌入”社会的思想传统。
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组成的中欧区域合作组织，成立于1991年。四国均为前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解体后共同推进政治经济转型并于2004年加入欧盟。在移民政策等议题上，维谢格拉德国家常采取共同立场，与欧盟主流意见形成张力。
一种利益协调机制，指国家、资本（雇主团体）与劳工（工会）三方在政策制定中达成制度化协商安排。“准”字表明这种安排并不完整或正式，往往缺乏真正约束力。匈牙利转型初期曾尝试建立此类机制（如“利益协调委员会”），但随着政治竞争加剧而逐渐名存实亡。
指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亚诺什·卡达尔（János Kádár）执政时期。卡达尔在1956年匈牙利革命被苏军镇压后上台，其统治以相对温和的“古拉什共产主义”（Goulash Communism）著称：通过一定程度的消费品供给和有限市场改革换取民众政治顺从。但为维持生活水平，政府积累了大量西方外债，为后来的经济困难埋下隐患。
英国政治学家科林·克劳奇（Colin Crouch）提出的概念，见于其2011年著作《新自由主义的奇异不死》（The Strange Non-Death of Neoliberalism）。该概念描述一种以家庭债务代替国家财政支出来刺激消费需求的模式：国家退出福利供给，但通过金融自由化鼓励私人借贷，使普通家庭得以在工资停滞条件下维持消费，实质上把凯恩斯式的需求刺激“私有化”给了家庭与金融系统。
欧尔班第一届政府（1998–2002年）推出的经济发展规划，以19世纪匈牙利改革家伊斯特万·塞切尼（István Széchenyi）命名。内容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中小企业扶持、旅游开发等，带有明显的民族经济主义色彩，旨在强化本土资本的竞争能力，但整体上未脱离外资主导的发展框架。
由匈牙利社会学家、前国会议员巴林特·马扎尔（Bálint Magyar）在其2016年著作《后共产主义黑手党国家》（Post-Communist Mafia State）中系统阐述的分析框架。该概念将欧尔班体制类比为有组织犯罪结构：以总理为“现代教父”，以执政党为“政治家族”，通过法律手段垄断公共资源分配，实现权力与财富的同步集中。
政治学术语，用于描述以合法宪法程序为手段、实质上颠覆民主制衡的权力集中过程。与军事政变不同，此类过程在形式上保持选举、立法、司法的外观，但通过修宪、司法改组、选举法调整等手段系统性削弱权力分立。学界有时亦称其为“民主回退”（democratic backsliding）或“选举威权主义”（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批判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分析框架，强调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削减福利、压低劳动成本、维持资本积累条件）与威权政治手段（压制反对、削弱民主制衡）之间的内在亲和性。在匈牙利研究中，该框架认为欧尔班政权的“非自由主义”外衣下仍延续了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经济逻辑。
由匈牙利社会学家加博尔·谢林（Gábor Scheiring）在其2020年著作《自由民主的退却：威权资本主义与匈牙利的累积性国家》（The Retreat of Liberal Democracy: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 and the Accumulative State in Hungary）中提出。该框架认为欧尔班政权的核心逻辑是国家主动重组资本积累结构——将本土民族资产阶级纳入新的统治联盟，以制度威权主义管理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既区别于单纯的庇护式“黑手党国家”，也不能简化为新自由主义的延续。
好文章！谢谢作者